我这个走资派
许多人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一场噩梦，更多的人把这场噩梦归之于江张姚王四个人的阴谋。的确，这也有点像噩梦，像见鬼。
在共产党内生活得时间稍早的人，细想一下就会觉得，这场“革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吴晗的《海瑞罢官》遭批判，已经使人觉得实在奇怪。后来又批起三家村，批起《燕山夜话》来，更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连骨头渣子都没有找着。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世人都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那几天，我正在安阳农村里搞“四清”。突然接到电报，命令全队回京。那时别人都还是欢欢喜喜的，在火车上计议作“四清”汇报，写一个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挑战书——这种方式是大家搞惯了的东西。只有我不同，前两天我已经在村里听到批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广播。舞的这个剑，意在彭真，已经明白。杨述与彭真、邓拓的关系，难以隐藏。何况他已事先来信，说形势不好。所以，我是准备着一回家就先听这些噩耗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连噩耗都没有来得及让我听。车到北京站，我一抬眼已经看见，来“欢迎”的不是像寒假回来时那样的一群人，而是只有人事科的两个人，见了我两眼直瞪，看都不看一眼，接着就喊：“走！”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提行李。来接的不是坐人的汽车，而是大卡车。我们这些老年人只得自己背着行李爬上卡车。人群中只有文学所的叶水夫向我点头握手为礼。在其他所有人眼中，我已经成了等外之民——只下车这五分钟，人就由天上跌到地下。
接着是把我们都弄回机关，我一抬眼就看见了要求把我“揪回来”的大字报，又接着是宣布送往社会主义学院的黑帮名单，把我们这一批人马不停蹄地送往黑帮集中处。
这几年，对于这种弯腰挂牌、开会游街……的场面，已经有许多人写文记叙过。反正那一套就是变得人都不认识人了，真是像做梦。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学院只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除了看管的军宣队之外，全体都是各单位送来的黑帮。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可是这种局面没有几天就给打破了。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群，一开始把自己都说成上当，只有一个由作协派来的我是老牌黑帮。几天之后，本单位叫我们轮流回机关看大字报。这一下变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破裂了，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后来被叫回机关去挨斗，我听说，原来完全“上当受骗”的许觉民，当造反派质问他“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时，他干脆地回答：“为了我要反党！”
从我的黑帮生活开始记录：
这个黑帮窝也够可怕的。楼上楼下贴得满满的大字报。我记得很清楚，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扭八地画成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邵荃麟病重不能出来见人，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也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宇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革命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因为曾被派往苏联留学，加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之后，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我们这些人，本来互相都认识的，这时忽然都变得素不相识了，见面连个头都不点了。
但是，光是这样黑帮自斗，只用笔诛，还是不彻底。于是宣布解散，叫各单位自己领回去斗。
各单位派人来领黑帮，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年老的孟超和我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我们臭骂道：“盂超老鬼！”因为他们知道了盂超是“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只得答应道：“哎！哎。”孩子们又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孟超依前答应。孩子们继续骂：“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孟超连声在他的孙辈面前认罪不已，才得以开了车。到机关后，把我们塞进后楼图书室房子，睡地板。男外间，女内间。在进屋之前，竟先举行搜身。他们等于外国老板，我们成了包身工，把我们一个个全身搜摸，有无违禁品，这才放进去。我还记得是财务科周××搜我，使我深有感概，在此当领导数年，现却已成囚犯！
我们的生活就是天天被轮流叫出去开会挨骂，没有轮到的时候就每人坐在一个小课桌旁写交代。
我当然是第一个挨斗的，而且挨斗最多、规模最大。开全社大会，叫我交代：“交代你跟杨述一起到邓拓家搞的什么阴谋！”我答：“没有阴谋，我是去组稿。”底下便拍案大叫：“不老实！说你的反党阴谋！”都是这类毫不讲理的叫骂。机关原单位已全部取消，改由造反组织来领导。科长以上的人都失去了领导资格。当领导的一个是汽车司机高××，还有炊事员张××，清扫工高×，几个青年大学生因为历史简单，也得厕身其中。天天早上，由张××领导我们念认罪书：“我是一个犯了很大罪恶的人……”还要背，背不出的由张××狠骂一通。
这种日批夜斗的奇怪生活，家家一样。我也不想去详细描写。有一段，我是精神失常了。人家问我话，我答不出来，只是眼睛瞪着对方。若说我是疯了，我觉得我头脑清楚，明明是在这里挨斗，是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罪，使我无法逃于天地之间；若说我没有疯，我又和这些所有的“正常人”，已经没有一句共同语言了。我怎能回答他们的话？我只能看着他们，他们好像与我有深仇大恨一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我在一位老保姆（也即一个正常人）的看护下，逐渐恢复。其实那成天批斗我的正常人，倒是不正常的。
街上烧饼店老板都被打成走资派，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旧报纸包花生米的小贩打成反动分子……都不必细说了。还说我自己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偶然在家里发现了一本旧图片册，不知是院子里哪一家的东西，也不知是谁家孩子带到我家来玩扔下的。只见大红封面有个寿字，打开来那玻璃纸扉页上有个小孩子用铅笔瞎涂的带胡子的美人，再往下看，这美人原来是宋美龄。这册子是一本庆祝蒋介石生辰的画册，头一页是蒋宋二人画像，后面是一些山水画（大约是蒋氏家乡写生）。我看了看，扔在一边了。我那位婶娘杨奉筠把它收了起来。事隔多时，“文化大革命”来了。杨奉筠此时已不和我住在一起，她竟突然心血来潮，想起那本画册里有蒋介石、宋美龄，那不是国民党吗？家藏国民党的画像，不就是反共罪行吗？于是她找了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两人在公园里好像研究反革命秘密似的碰了一回头。当时杨述正在挨斗期间，对赵贵芳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赵贵芳便把它用包袱包好，送还给杨奉筠。杨奉筠一见，更吓得不知罪有多大。她把这事件报告了我社的造反派，说我私藏蒋宋照片。同时，因为害怕，她又将这画册撕碎毁掉了。这一来，一群年轻的造反派可找到了一件特务间谍案，说我是特务，那本画册是我的特务活动证件。
这实在太荒唐了，我不能糊涂承认。于是我费工夫写了近万字说明，请他们考虑一下，这么厚重（一尺长，二寸厚）的一个本子，特务们会不会公然把它交给我这个已经当了共产党党员干部的“特务”？如果给特务们都分发这种大册子做证件，那恐怕得开办特务发行部了。如不是他们公开发的，那只能说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了，谁都知道我们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晋察冀的，一人一个挎包。我在挎包里装上这个特务证件，首先背不动，即使我把别的都不要了，光背着它，那不是走一天就会被别人发现的吗？那时夜晚都睡十几人的火炕，可没有单间旅馆。
这些理由，我一面说，一面想笑。为这个打成特务，自然可悲，但这种理由，怎不比滑稽剧还滑稽？最后他们虽然闹了半天，还是说不过我，才算了。把这一案归了杨奉筠，大概弄到1976年才结案。
其实很简单，我还记得画册的出版处就是杭州美专。为蒋的生日，出一本以风景为主的画册，有什么奇怪？可能刘海粟、林风眠都会知道。但是我可不敢再拉扯别的人了。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在谈论美术作品时闹笑话，还不足为奇。最奇是在文学工作中滚了多年的知识分子老编辑，也写出种种绝世奇文，简直变成了文盲。记得我们有一位被“揪出来”的文友龙世辉，平常喜欢写点寓言。有一篇寓言叫《白鹤的故事》，大约是说白鹤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他的作品不如普通的鸟儿。审查我们的造反派，说他这篇寓言是反党，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这就批斗起来。他矢口否认，于是造反派居然在批斗会上亮出了“物证”。什么“物证”呢？原来是从新华书店业务员嘴里问出来的。她们说：“单行本的《毛著》是白皮，红标题黑字，一大排摆在书店书架上，只见白皮上露出红冠，就是有点像有红顶的白鹤的样子。”于是，这就成了“铁证如山”，那几本白皮单行本成了“物证”。这话听了就叫人匪夷所思，但是，那时候都成了定成反党大罪的根据。
还有一件更有名的文字狱，罪状是我的。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若干岁寿诞，各出版社都必须重印几本他老人家的著作。但是，印《毛著》本来是人民出版社的独家买卖，别家要出，只可另行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编了一本《毛泽东论文艺》（其他社也编《毛泽东论军事》《毛泽东论农业》等）。但是，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本已编入选集，印数又大，在这范围内再炒陈饭，实难指望卖出。于是书店提出印数1万（以前已印了好几万），我未加思索就同意了。谁想到这批两个字“同意”，竟成了我“反党反毛”的险恶行径。光靠炊事员、司机写不来批判文章，于是由一位老编辑就此事大作文章，说得我居心殆不可问。怎么能对于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毛著》，只让印1万？怎么能对于全国文艺界迫切需要学习的《毛泽东论文艺》加以限制，不让他们学习？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他大约根本不记得只在两年多以前，我亲自去跑《毛主席诗词》一书，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厂看清样，以备天亮送到毛主席手里。那本书印了几十万，好像一百万吧。可是，这都无所谓。我们的知识分子自己写出这样的奇文，自己署名登报，也不怕丢人。
还有一篇批判“反资文学”的文章，叫我现在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它到底怎么说的。最初，是宣传部长陆定一布置：我们老是反封反帝，这不够。好像资本主义在中国专做好事。不对！也应该出几本书反一反资产阶级。我们按他说的布置，勉强出了三本，完全为了完成任务。谁知“文化大革命”一来，陆定一先倒了。于是他的一切话都成了反革命言论，他提倡的“反资文学”，也就变成了“拥资”、“美资”的“资产阶级吹鼓手文学”。这理由究竟从何说起？因为当时我就听不懂，只有糊涂认罪，所以到现在也想不出那究竟是个什么逻辑，实在奇妙。
不能说别人的逻辑怎样糊涂，自己实在也够瞧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天天“上班”，任务除了扫厕所擦地之外，还要天天写交代。有的是外单位来调查别人情况的，尚可按题回答。至于自己的交代，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也没有那么多可认的。例如我交代的，就有我的父母抽鸦片烟。我父亲做铁路局长，盖了房子，一定是贪污。我九妹和苏联有关的维吾尔人结婚，十妹常和住香港的姐夫联系，她们一定一个是修正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如此给自己一家大戴帽子，还算轻的。我本人在旧社会确实只是一个学生，无帽可戴。记得翻译家孙用，年龄较大，在旧社会当过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这可就不得了。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还不行，还得承认旧社会的邮政系统全都是特务系统，所以自己又与特务有关。可怜那孙用，生平在群众面前讷于言语，直逼得他满脸血红血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实在没有得说了，就从思想、文化、作品上来“挖”。原主管外国文学的翻译家郑效洵说：“毛主席说我们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外国死人部。那我搞的外国文学部就是外国死人部。”这话使我触类旁通。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照此向每个古人头上打一个叉子，则打不胜打，有何难哉？从此，我就天天手不绝书，在那里认罪。我还悄悄看过别人的认罪书，例如郑效洵的，就比我的还厉害，他骂高尔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高尔基也骂，他大概是想开了。反正统统骂倒，一个不留，斩草除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管什么革命知识分子？
我那洋洋十万言的“作品”，后来没有全还给我，不知被造反派弄哪儿去了，但是也必然如此。我们全体罪犯约达七十人，平均即按每人每天200字计，一天也要交上去14万字。而管制我们的造反派多数是炊事员、司机们，还有一群初试自己文笔的大学生，一天哪里看得完这14万字？所以，后来写来写去，我也知道了这些根本没有读者，写不写两可。懒得写，我就闭目养一会儿神，再看看别位难友的表情，或木然，或庄严，或悲，或笑，倒也有点意思。
到9月底，国庆节前两天，打发我们到湖北咸宁干校去劳动。所谓“干校”，实系永无毕业期限的学校，只有“干活”一门课的学校。直到这时，一般革命群众跟我们一起下干校，他们才有点明白自己跟随造反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一开始大家都还认为是下去革命的，也不知道此去的前途是不准回来，等于流放。
我们到达了咸宁一块湖区，住在老百姓家里，自己先盖房。我们社（改名为连）的全体妇女集中住在老乡的牛棚里，满屋牛粪味。工作首先是自己和泥做砖盖房，钉竹条搭棚做仓库，准备将来把湖里的水放干了种稻子，自己取名为“向阳湖”。我记得破土动工的第一天，大家倒也挺有点新鲜劲的。一个女秘书，干完了一天活，回来发表感想说：“我这才觉得我这个人一天干了活，不是白吃饭。以前我们成天干什么了？”她大概觉得自己的半生就是白吃饭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编辑，手持利斧，踏着竹条做的架子，凌空大步砍竹头，脸上毫无惧色。我的任务是和舒芜一起挖一个坑，修建临时厕所。我们两人累得大汗淋漓，才挖好了，欣赏欣赏，边也修光了。但是，一会儿上级传来命令，厕所要挖在另外的地方，我们只得搬家，还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凭吊了一番。这时候才有点明白“上边歪歪嘴，下边跑断腿”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干，真的拼命干。一般的群众，在大家差不多的环境下，不再那样歧视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但是，仍然有一些自视身份比别人高的人，用语言和表情来伤害别人，以为娱乐。我记得的，研究鲁迅的杨霁云（也是鲁迅的朋友），因为素无干力气活的习惯，铲土只能一次小半铲，就被我们连队那位首先解放的首任指导员取了一个绰号，叫“二两半”。然后，在一次大会上，由取绰号者向人提出讥笑的疑问：“还有这么一位‘二两半’，真把那点儿土算计得准，为什么非得二两半，再多铲半两，来个三两，就一定不行？”我没有看杨霁云先生的脸，因为这时候我不忍去看。他有什么罪？大概就是早年认识鲁迅的罪吧？而这时正是把鲁迅捧成毛主席以下第二大神的时候。
我们拼命干，多么希望得到人家一点点称赞，至少是同情。哪怕是来自非革命群众的。我记得有一次挖土，我是牛鬼蛇神们的临时组长。诗人陈迩冬也是向无多少劳动习惯的，这时他却一铲一堆，一铲一堆，一连许多铲，头上流着汗。我轻轻无意地说了一句：“陈迩冬今天干得不坏啊。”只见他脸上突现不好意思的谦虚之状，擦了一把汗，像小孩得到大人夸奖似的说：“不过……不过还是有点疲劳啊！”其实，我并未想到这句话在这时能给他以安慰，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容易得到安慰和满足的啊，而所得却如此吝啬……
我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开始时，每次劳动间歇就“开斗争会”，毫无目的地乱骂一通。后来，大约由于这样的“斗争”实在妨碍群众的休息，才取消掉了。平时，我挑不动砖时就用胸顶着上。有一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我站在中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面给我供泥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家属男孩子。他们也知道我是黑帮，就以耍我作为娱乐。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那边又喊：“来呀！来呀！韦君宜呀！”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他们却大笑。可见人是有一种自然地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的，给别人以痛苦，自己并不介意。
后来，日久天长，劳动成了每个人的本分，既不觉得光荣，也不觉得受苦了——除了太累的时候以外。我记得在秋天挖泥做砖时，下午小休。这时已经取消了我的挨斗供娱乐的任务，可以休息了。满地都是供和泥用的干稻草，天上是暖融融的秋日太阳。我就找了一个附近没有人的大草堆，伸脚躺下，仰望蓝天，真比盖被子还要暖和，比睡在大玻璃窗下还要敞亮，一下子就让我脱离了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的世界，躺在了地母的怀里。
第二年我们要秋收，用大量的稻草，在湖田中心搭了一个休息棚。那里又凉快，又四面来风，旁边连（中华书局）的“战友”们走过，跷着手指说：“真是文学出版社的杜甫草堂啊！”
类此草棚闲话，只要我们把自己当时身受的政治待遇忘掉，也未尝不可以怡情悦性，物我两忘。后来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不久，我就热烈地投入为别人重审结论，实即平反的工作之中了。还有好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都使劲东奔西跑“内查外调”，以推翻造反派给人定下的部分（只是部分）冤案。我把我参加的几个案子都写进小说里。有一篇名为《功罪之间》，那时真是对于自己是功是罪并没有完全弄清的。我原以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便是功，那么别人未参加革命便是罪。如此看历史，如此看世界，究竟功欤罪欤？现在感到，至少要把眼光放得稍大点吧。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