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聂洪钧为委员；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指挥作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共11000多人，任命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在恢复一方面军番号时，彭德怀提出为保留井冈山的旗帜取消三军团建制的意见，将原三军团列入一军团序列，即将十团、十一团、十二团编为红四师，十三团编入红一师。他这种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兵权的高尚品德，博得全军的敬佩，也为后来红军的缩编工作作了表率。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深，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即加调东北军5个师，分东西两路，向陕北革命根据地扑来。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
毛泽东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歼其先头部队。彭德怀随毛泽东去道佐铺十五军团司令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讨论决定将歼敌的地点选在直罗镇。直罗镇不到百户人家，位于郧县城西葫芦河中游，是陇东通往陕北郧县、宜川的必经之地。镇址三面环山，地理位置对红军十分有利。彭德怀同徐海东到直罗镇一带视察，走遍附近山头，弄清了四周村庄和道路、河流。决定在镇周设伏，把敌人放进直罗镇来，一举歼灭之。敌人果然中计，进入直罗镇。
21日拂晓，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从隐蔽地区向直罗镇发起总攻。毛泽东、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这天，降着小雪，吹着北风，两路红军直捣敌营。经过半天激战，东北军一○九师两个团和一个师直属队全部被歼。师长牛元锋被击毙。随后，红军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去打援。东北军一○六师得知一○九师在直罗镇被歼，立即逃跑。23日，一军团将一○六师围堵在黑水寺，又全歼其一个团。敌方被迫退兵，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宣告破产。
直罗镇一仗对中央红军立足陕北至关重要，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评价这次战斗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进军山西，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红军应争取直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只有“以发展求巩固”，才能摆脱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军事上的“围剿”和经济上的封锁，解决红军给养和兵员不足等问题。
1936年1月，彭德怀正在甘泉前线指挥作战，收到毛泽东关于东征决策的电报，阅后思之再三，于1月26日回电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陕北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不易形成对红军“围剿”的局面，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巩固发展这块根据地。但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人数大增，陕北贫瘠，红军发展有一定的困难，向南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还可能把在河南的蒋介石嫡系军队引进西北，对红军不利。东渡黄河，在吕梁山一带创建根据地比较理想，但亦有可虑之处：“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彭德怀以后回忆说：“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1936年1月27日，彭德怀从前线赶赴延安，参加1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会上争论很大，主要是怕红军东渡丢了陕北根据地；也有恶意指责的，李德在他的《对战略意见书》中，说东进是“想挑起日苏战争”。彭德怀在电报中所提出的两条意见，与毛泽东的“以发展求巩固”的主张似乎有些矛盾，但从军事意义上说，它补充、完善了红军渡河东征的战略思想，对作战部署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经过毛泽东的说服，会议统一了认识，同意红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山西和绥远等省。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红军二十九军和陕北的一些地方武装统由周恩来、博古指挥，留守陕北苏区。
初春虽到，黄河才刚刚开始解冻。河水夹着大块冰排汹涌而下，靠两岸的冰层还没有融化。2月20日，在彭德怀指挥下，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战斗打响。先遣队划着小船，乘黑夜穿过敌人弹雨驶达彼岸。21日下午，先锋军全部渡过黄河天险，进入山西。接着，红军越过吕梁山，向兑九峪发起进攻。彭德怀同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向全国再次发出一切抗日军队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号召。
抗日先锋军在阎锡山集中兵力向石楼方面反攻下，分兵3路，南下北上，左路十五军团到达交城，作围攻太原姿态。阎锡山急调重兵来保其老巢。
右路一军团，由霍县南下，占领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农村。
中路十五军团一部、三十军等，总共不过几百人，在晋西地区牵制阎军，控制黄河渡口，保证后方交通运输和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回渡。
蒋介石为拦阻红军东进，先后调遣约lO个师兵力进入山西，随后，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企图首先夺取渡口，封锁黄河，截断红军退路。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下令西北军、东北军进攻陕北，威胁红军根据地。
在敌军大举进攻的严重形势下，为避免不必要的决战，以利团结抗日，毛泽东和彭德怀遂命令抗日先锋军回师西渡，撤回陕北。
由于预先有准备，红军控制了各路渡口，只用3昼夜，便于5月5日全部西渡回陕，结束了东征。毛泽东、彭德怀亲自指挥的东征战役，历时75天，扩大8000红军，筹款30万元。在山西20几个县的广大农村组织和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彭德怀回忆说：“进军山西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①
红一方面军刚回师陕北，蒋介石就向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这次“进剿”兵力有蒋军嫡系、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马鸿宾、马鸿逵)”、东北军、晋军，共约154团，25万余人，围攻陕甘苏区，防堵红军西进。红军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1936年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西征命令，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以下简称为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孰晓为政治部主任。
西方野战军下辖左右两路军，后又组成中路军，共约17000多人。左路军由一军团组成，左权为代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右路军由十五军团组成，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中路军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此外，参加西征的还有二十九军等部。
西征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
初夏的陕北黄土高原，暖风阵阵，彭德怀率司令部随左路军②一军团出发。5月31日，首攻陇东曲子镇。曲子镇是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是座土城，高墙深壕，为通往宁夏的要隘。守军为马鸿宾一个骑兵团的留守部队，及路经曲子镇的一○五旅旅长冶成章率领的两个连。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剽悍，人称野骡子。这场战斗相当激烈。经过反复冲杀和巷战，守敌大部被歼。冶成章受伤后被俘，为了争取该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方野战军对冶成章等给以优待，教育后释放。
西方野战军出师不久，左右两路军频频告捷。左路一军团消灭了马鸿宾的主力，夺取了曲子、阜城、环县、洪德城，控制了南北大道，为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右路十五军团夺取了宁条梁、红柳沟，配合了左路军一军团作战。
彭德怀指挥西方野战军继续前进。6月15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一举攻占定边城。21日，在中路军主力配合下，七十八师又攻占了长城脚下的盐池城，缴获战马数百匹和大量枪支弹药。7天之内，该师连克两城，彭德怀司令员特给予嘉奖。
在七十八师胜利的鼓舞下，红七十五师于6月26日攻克预旺县，红七十三师攻占了同心城。
6月20日，红一军团主力攻占七营，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对峙。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趁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未回之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攻占了西方野战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向曲子镇推进。
西方野战军原拟避免同东北军作战，以争取其团结抗日。7月2日，彭德怀给一军团四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电报指示：“对东北军在原则上不与之决战，多从政治上争取。”但何柱国以为西方野战军软弱可欺，继续北犯。彭德怀遂令一军团二师由北向南，四师由南向北夹击何军。一举歼灭其骑六师的四连，对所俘官兵进行了抗日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予以释放。被俘官兵临去时依依不舍，说：“我们再要和红军打仗，就不算是中国人!”讽柱国吃了亏，被迫停止对红军的进攻。
西方野战军深入宁夏回民区时，发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驻清真寺；(二)在回民地区不准吃猪肉，不提猪字；(三)不在回民地区筹款，不打回民土豪。禁令下达后，各部严格执行。西北高原历来吃水困难，西方野战军为帮助群众解决吃水困难，不惜到十几里以外的山下挑水，每天还把驻地村民的缸装得满满的，回民拥戴红军，称西方野战军为“仁义之师”。
西方野战军经过苦战，给宁夏二马狠狠打击，取得重大胜利。随后，主力集中在预旺附近，为接应红二、四方面军作准备。这时，红二、四方面军已顺利北上，进至甘肃地区，形成了三个方面军靠拢夹击敌人的有利局势。
8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准备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交通，建立西北政府，出兵绥远，促进全国各派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当日，中央将这个战略计划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三个方面军在陕甘大道会师后，共同实现夺取宁夏的任务。
张国焘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在川康边绥靖(今四川金川县)之卓木碉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冰天雪地里二次通过草地，翻越雪山，从实践中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盼望重新北上。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责令下，张国焘被迫取消非法中央，同意北上。7月，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经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坚持斗争和中共中央的再三督促，张国焘同意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央会合。
但是，张国焘仍然不愿与西方野战军即一方面军合作，想去西北边远地区独树一帜。8月22日张国焘电中共中央，提出四方面军由兰州西渡黄河，一部出宁夏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二方面军在临(潭)岷(县)一线吸引胡宗南军，任务完毕后，走陕南略阳、眉县，打通与一方面军的联络。中央将张国焘的电报转给彭德怀，征求意见。彭德怀在8月26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绝密电中说，张国焘部署的目的在于回避胡宗南，使该敌以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我作战部署。因为张国焘所谓“由永靖渡黄河抢占永堡”和“一部出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是不可能的，只会使黄河北岸敌军戒备更严。至于所说二方面军吸引胡敌任务完毕后，走略阳、眉县，打通与红一方面军的联络，目的是使二方面军向岷县就张国焘之范，或出陕南，使之在事实上“不能与一方面军会合”。8月26日晚，彭德怀致电二、四方面军，委婉指出张国焘8月22日电报提出的行动方针“虽周到似觉仍欠完善”，四方面军西进，“虽然安全地区亦颇广大，但雪山草地无发展余地，并且脱离目前政治形势”。且四方面军不控制陕甘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及其南北地区，“一方面军主力则不能南出镇原、泾川、长武协同任(弼时)、贺(龙)滞阻胡(宗南)敌”，且“我过远南出”，宁夏诸敌则“可乘虚进占盐池、定边、预旺堡诸县”。“二方面军亦不能单独久阻胡敌，在敌威胁下，不是南过汉水，必北来静会”，造成不利形势。电报最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决定的三个方面军战略行动计划，真诚希望张国焘重新和冷静考虑四方面军的行动。
这时，四方面军击破了鲁大昌新编十四师及毛炳文三十七师，攻占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县等，威逼兰州。二方面军打破了王均第三军的拦阻，连克成县、徽县、两当等县，直逼天水。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夹击敌人的有利形势。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徘徊于黄河、洮河之间，贻误战机，未能消灭敌人。
蒋介石为阻止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令胡宗南军队截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道，毛炳文军向陇西集结；王均军向武山集结；川军孙震由川北向武都、西固一带逼进，协同青海马步芳部进攻红四方面军。同时，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成县、风县、略阳等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二马和何柱国从南北两面夹击清水河以西红一方面军主力。
9月13日，中共中央和军委提出以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军为主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张国焘以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西面受敌，颇为不便”为由，拒不执行静会战役计划。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电张国焘等，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肃两处皆可占领，分则两处均难占领，三个方面军会合将不可能。
经过中央说服和朱德、任弼时等人的坚持，红四方面军于9月底由岷县、漳县向静会地区前进。但由于推迟了会师时间，预定三个方面军协同进行的以打击胡宗南部为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至西(安)、兰(州)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区。10月2日凌晨，十五军团特别支队潜入会宁城内，全歼守敌。接着十五军团七十三师进驻会宁城，在城外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东南的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红一师、红七十三师会师。翌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第四军、三十一军开进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10月10日，古老的会宁城红旗飘舞，气象一新。红军在会宁文庙前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出的贺电，两军将士欢呼声响彻全城。一、四方面军自1935年9月在泥泞的草地上分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又在黄土高原上会合了。两军战友悲喜交集，按不住激动的心情，互相问候，互相拥抱。
这时，红二方面军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于10月4日向北移动，夺路前进，渡过渭水，越过西兰大道，又经过lO多天的艰苦行军和奋战，于22日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祝贺红军会师说：这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个决定的作用”，势将推进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新阶段的到来。作为西方野战军统帅的彭德怀，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格外欣慰，但他无暇和三军将士共享这经历无数险阻而取得的胜利的欢悦。
10月23日，彭德怀同徐海东在打拉池与朱德、张国焘会晤，以商决下一步夺取宁夏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惊恐不安，急调10几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军，分别由东、南、西3面向静宁、会宁地区疾进。
鉴于敌情变化，彭德怀于10月29日请示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提出3个方面军主力协同作战，集中力量，在海(原)打(拉池)消灭胡宗南1至2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部的部署意见。这一计划如果实现，可扼止南面敌人进攻的势头，为实现宁夏战役创造条件。
毛泽东同意彭德怀29日的作战部署。30日，红一方面军6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王二部。当两军临战关头，张国焘命令四军和三十一军后撤，使一方面军完全暴露在胡军面前，破坏了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战役计划落空。接着，张国焘又贻误了在海原与同心城之间击敌的作战部署，使诱歼胡军一部的目的未能实现。而胡军则得机进至靖远、打拉池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红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不得不放弃预旺以西的大块土地，丧失了控制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的时机。
为排除张国焘对作战指挥的干扰，中共中央军委在11月15日授权彭德怀，并下令红军“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同时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
为诱敌军东进，寻机歼敌，红军开始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东移，经过几日行军，红一方面军进至预旺东北地区待机。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分别进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进至环县地区。这时，胡宗南第一军在攻占同心城后，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十分骄横，急向东进，将所部分成3路追击红军。
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署名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号召一、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困难，并准备连续战斗”，“不怕疲劳，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敌人的进攻，开展新局面，作为3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后赠给苏区人民的第一份礼物。
当日晚，周恩来由陕北亲赴前线河连湾，代表中共中央热烈欢迎和慰问红二、四方面军。在彭德怀的要求下，周恩来暂留前方，同彭德怀一起指挥作战。
彭德怀根据军委指示精神，于11月19日赶赴陕甘两省交界甘肃境内的山城堡前线。这里川源相交，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便于大部队设伏。山城堡住户很少，却有一股笔孔大的、在这干旱地区难得的泉水。彭德怀预计胡宗南军为得到饮水，非到此地不可。随即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当日，各部迅速到达指定地点，就地构筑工事，隐蔽待机，群众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军民协同，布下阵势，准备打击深受蒋介石倚重、一贯骄横的胡宗南的第一军七十八师。
11月20日，胡军七十八师果然开来，占了山城堡，翌日放胆向东进攻，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团。进攻盐池之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军撤到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停止了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还进一步争取了东北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山城堡战役后，彭德怀率军在长城南盐池、洪德之间待机，准备乘胡宗南军通过沙漠饥渴之际给以伏击。这时在数百里外的古都发生了震动中外，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数十年后，彭德怀还记得这历史转折时刻的情景，在其《自述》中写道：“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和任弼时(此时，中央刚指定任为前敌政治委员)住在一个一米高，二米宽的土洞(牧羊人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来了!’以后，中央又来电征求对蒋处理意见。我和弼时经过反复交谈，一致同意中央放蒋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国民党军队随即向潼关、天水撤去。历时半年的西征胜利结束。东北军向西安集结，将洛川、庆阳放弃。红军遵照军委指示迅速南下，进驻庆阳、西峰镇一带，向东北军、西北军靠拢，为争取停止内战，实观对日作战，继续进行斗争。
西征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作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西征，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计划，使苏区的面积发展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达600余里；也使神府、关中苏区以及陕南几个游击区，获得不同程度的巩固与发展；西征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壮大了革命力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彭德怀在西征中，运用人民战争思想，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结合敌情变化，正确制定了各个阶段的具体战役计划，亲赴前线组织指挥，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将打击重点放在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和西北军阀马鸿宾、马鸿逵上，而致力于争取和团结要求抗日的东北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西征中，彭德怀十分注意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纪律，严格贯彻少数民族政策，得到西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委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利用东北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东北军在与红军作战中连吃败仗，遭受了重大损失。
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接受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丢掉了东北三省，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张学良代蒋受过，几年来，东北军几无容身之地。“剿共”毁了自己的部队，从蒋介石那里不仅得不到补充，反被取消番号。张学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开始厌恶内战。为复仇雪耻，抗日救国，盼望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决定争取张学良，促使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共同署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东北军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还表示，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也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都一律欢迎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在全国抗日救亡高潮下，彭德怀亲自对东北军进行联合抗日工作。这一工作是从争取高福源取得重要进展的。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师一个主力团团长，原系北京大学学生，后毕业于东北军官讲武堂，又东渡日本就读于士官学校，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的信任。不久前，高福源在榆林楱为红军所俘。
1935年12月，一军团开始围攻甘泉。几次攻击，均未成功。这时，彭德怀让把押在瓦窑堡的高福源送来前方，多次到高的住处同他谈话，说明红军抗日救国的诚意，请高观看红军演出的抗日节目。随后又派政治部秘书长周桓继续做高的工作。高福源深受感动，对红军心悦诚服，愿意去甘泉说服守军指挥东北军一○七师参谋长刘汉东与红军合作抗日。
周桓将高的意见报告彭德怀，彭德怀慨然允诺，并派周桓同高福源到甘泉。在甘泉城下，高向城内喊话，刘汉东答话说：“高福源能进城来面谈吗?”刘汉东本意将高福源一军，没想到高福源甘愿冒生命危险进城。
高福源在甘泉向刘汉东介绍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并说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使刘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有所了解。③高福源从甘泉回到红军驻地，向彭德怀反映说，驻甘泉城内的东北军被围得很苦，没吃，没烧。彭德怀即派周桓带着二三十垛猪牛羊肉和柴米等物到甘泉慰问，并解答了刘提出的很多问题。
数日后，高福源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对彭德怀说，张学良、王以哲都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是东北军普遍的要求。张学良如果能够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是可以同红军合作抗日的。他提出：“你们要相信我，我愿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彭德怀爽快答复高福源说：“我们相信你，”
第二天清晨，彭德怀派骑兵护送高福源到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防线边，并赠送了路费。
不久，返回东北军的高福源从洛川乘飞机到甘泉，骑马来到红军政治部，高说：“这次是奉命而来的，少帅要面见你们的代表，商议抗日大计。他已到洛川等候。”周桓听后，十分高兴。④
彭德怀接到周桓电话，立即报告中央，建议派人同张学良会见。中央回电要彭德怀从周桓、伍修权两人中选一人为代表去洛川，如张学良确有诚意，即派全权代表前去与张会谈。
这时，恰值李克农从道佐铺做情报工作回来，因李克农长期做白区工作，彭德怀接受周桓建议向中央提出派李去洛川。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与高福源一起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同日，彭德怀、毛泽东致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转张学良将军电：日本在包头、五原等地遍设特务机关，加紧活动，华北五省危机加深。“日本灭亡中国之行动，均得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对“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含恨甚深，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
李克农同张学良在洛川第一次会面，便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李克农向彭德怀汇报时说：“如我方站在诚意方面，张学良愿奔走，将赴甘肃、南京斡旋”。张学良还约彭德怀或其他人在延安、洛川见面，以商谈两方各就原境划作疆界，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等问题。
2月中旬，李克农代表中共再次赴洛川，时张学良去南京，便与王以哲真诚友好地谈判了10数日。2月28日，双方取得谅解，先与东北军六十七军订立了局部口头协定。同东北军的整个协定，则待张学良返回后再议。口头协议的内容是：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线，在防区恢复通商关系，彼此负有保护责任等。
3月5日，双方口头协定正式生效。彭德怀、毛泽东致电王以哲，我方已通知红军及地方党政机关执行。要求王通知甘、郧、洛等地军政机关立即实行。指出此虽系口头协定，但双方出于抗日救国诚意，会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红军与六十七军订立和实施口头协定，增强了双方的信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就抗日救国大计作进一步会谈创造了条件!
不久，张学良从南京回来，表示希望和中共最高级人士会谈，以解答他的某些疑问。4月9日，周恩来赴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了著名的肤施(延安)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解答了张学良提出的各种问题，张学良深为折服。双方对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谈的成功对于西北地区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全国统一战线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非常重视教育部下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向西方野战军提出，统一战线工作和“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的重要”。⑤在彭德怀的号召下，野战军从上到下对敌方开展了争取工作。他们给敌方官兵写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交战时，向对方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被俘的敌军经过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在曲子、马岭、阜城几次战斗中，对俘虏的纪律是前所未有的”。“掏腰包、虐待的事，个别现象也未发现”⑥。在红军同东北军对垒的前方，两军渐渐地熟悉起来，白天阵地上鸦雀无声，夜晚，抗日歌声从双方的阵地上传出来，此起彼和，悲愤激昂。以后双方官兵在阵地上开联欢会，变成要求抗日救亡的朋友，建立了友邻关系，体现了抗日民族团结的感召力。
山城堡战斗后彭德怀曾会见王以哲，和王以哲推心置腹地交谈。8月中旬，彭德怀给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去信，说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的道理，请他将部队撤到固原城及其以南地区，不要阻拦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红军保证在其部队移动时给予方便，决不进攻。同时，派朱瑞为红军代表前去同何谈判。由于红军的努力达成了口头协议。
马鸿宾部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夫妇在曲子镇被俘后，不吃不喝，默不作声。红军给他精心治伤，彭德怀向冶谈话，讲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的道理，将冶氏夫妇放回。这对后来在回族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作用。对极其反动的宁青四马(即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彭德怀也曾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工作。
12月28日，彭德怀和任弼时就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形势和推动抗日运动问题致电中央军委。电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中国局势有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较多可能，但美帝国主义的动摇态度，会影响南京。所以蒋介石回南京后，可能产生新的动摇；不过，西安事变后，再组织大规模进攻红军的战役可能性小了。但蒋介石仍不会放松限制红军的发展。我们认为应用最大力量和方法扩大红军，巩固抗日根据地，加强白区义勇军的发展，以实力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成，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前后所采取的方针完全一致。后来彭德怀率红军主力驻在陕西三原、耀县地区，继续做了大量的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的统战工作，收到明显的成效，对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使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有了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彭德怀便是这样的革命所造就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作战中的英勇无畏，政治上的忠诚坚定和坦率正直的秉性、艰苦卓绝的作风，使他在党内军内获得了很高的威信，也使他在以后更为壮阔激烈的抗日战争中，能够身当大任，建立卓著功勋。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0页。
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14页。
③④《访问周桓同志记录》，1982年夏。
⑤⑥《西征中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1936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