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兵团共6个军先后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共有15个军约100万兵力（含后勤部队）。
4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讨论和部署第五次战役。参加会议的除先期入朝的9个军的领导人外，增加了新入朝的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各军领导人，同时邀请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员金雄、金一等列席会议。会场设在上甘岭一个大矿洞里，由十几个炮弹箱垒成的会议桌摆在矿洞的中央。会议开始，彭德怀环视坐在两旁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面带笑容说：“美帝国主义纠集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号称‘联合国军’。其实我们志愿军也可称得上，‘联合国军’，我们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汇集到朝鲜战场上来。有来自东北地区的，有来自华北地区的，有来自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的。我们一个兵团住的地区比它们当中的一个国家还大。”他概括了前四次战役的经验教训，说：在打第三次战役时，曾考虑是否过“三八线”，现在看来当时不急于打过“三八线”也没什么不利。如加以准备，可以伤亡小些，胜利更大些。
在分析了敌我情况后，彭德怀告诫指挥员们说，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今天的战争，我们的战士是用两条腿来和敌人的摩托化部队比赛，你跑得再快，也是追不上的。所以，被包围住的敌人往往又乘车逃跑了。彭德怀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是被迫后撤，下次战役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其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彭德怀提出第五次战役的指导思想说：“这次战役，必须采取战役分割和战术分割相结合。我们必须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分割，如不能分割敌人，我们就要失败。战术分割是小块小块的分割，大的包围迂回同小的迂回包围必须密切结合。”“要有完全的主动权，要有绝对的优势，不管敌人有何变化都能行。”彭德怀特别强调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说，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一半。
会议结束后，为便于指挥，志愿军司令部于4月9日转移到伊川郡空寺洞，矿洞滴水不能挂图，彭德怀只得又住在山下的平房里。因转移中车辆多，美机临空侦察，第二天拂晓，又有两架美机来袭。彭德怀刚起身，一架敌机俯冲下来，火箭炮、子弹射向平房周围，警卫员把彭德怀拖起来就跑。紧接着，第二架飞机又射下一串火箭炮和燃烧弹，平房中弹起火。此时彭德怀刚被参谋和警卫员拖着趴在山坡上一个临时防空洞内，他急得大喊：“不要管我！赶快去寻找邓副司令、洪副司令！”飞机去后，大家返回平房，看到不仅门窗墙壁中弹起火，连电话机和脸盆也中了弹，彭德怀的行军床被打穿4 个洞，被子还在冒烟。大家又气愤又庆幸。不知谁喊了一句：“彭老总真是命大呀！这次又平安无事哟！”彭德怀说：“美国飞贼的炮口打得还真准，不过他并不认得我姓彭的。”
当天下午，在空寺洞一个阴暗潮湿的矿洞内，几根蜡烛闪闪发光，弹药箱上铺满了地图，四周坐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等志司领导人和作战、情报、通信、机要等各处处长，志司作战会议照常举行。彭德怀一进会场先批评了一顿，说蜡烛点得太多。会议开始，彭德怀讲话，说：“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将有11个军33个师和炮兵、高射炮兵、工程兵等部队约70多万人，及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约8万多人，加上后勤部队、兵站、医院等共约100万人参加。一场大恶战即将开始，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消灭敌人儿个师，打几个大胜仗，夺回战场的主动权。”4月12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并下令各军准备于20日左右开始出击，如敌停止不进，则于5月上旬再行出击，以便有充分时间进行休整补充。4月13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对敌情的判断和下一战役的部署方案。
鉴于“联合国军”主要兵力部署在西线，彭德怀将志愿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实施突击，东线由人民军担任牵制美军的任务。西线志愿军又分为左、中、右3个突击集团，各配属一部炮兵支援作战。
4月22日17时，中朝联军在西线以12个军的优势兵力，突然向“联合国军”全线发起猛烈的反突击。各兵团、各军根据中朝联军司令部21日的命令，向敌防御纵深连续突击，发展进攻。左翼第九兵团（辖二十、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九、四十军）迅速突破敌人防御，于23日午夜，突入敌纵深30多公里。突击到“三八线”以南地区，完成了战役分割任务。担任中央突击集团的第三兵团（辖第十二、十五、六十军）从国内到达出发阵地仅10天左右，还没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在突破敌人纵深后，遭敌顽强抵抗，几经激战歼灭美三师一部。担任右翼突击集团的十九兵团（辖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发起进攻后，于23日凌晨突过临津江，攻占了江南几处要点。人民军第一军团攻占了开城和长湍。
担任东线作战的朝鲜人民军第三和第五军团为配合西线作战，分别向杨口、元通里一线南朝鲜军发起进攻，先后歼灭其第五、第七师各一部。
4月24日，西线中朝联军全线向南发展进攻，全部抵达或超过“三八线”。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原设想以14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以猛烈的突击，一举再将敌军打回“三八线”以南，相机重新攻占汉城。但李奇微掌握了志愿军战士必须自带粮食、白天大兵团不能作战、只能乘夜间采取迂回穿插分割包围战术的规律，嘲笑志愿军的进攻不过是“一礼拜攻势”在中朝联军开始进攻后，李奇微采取节节抗击，逐步撤退的战术，其主力部队每天下午先撤退，留少数摩托化部队与志愿军保持接触作掩护；当志愿军利用黄昏发起攻击时，其掩护部队即迅速撤退20至30公里布防；当志愿军步行追击至拂晓停止时，恰好暴露在敌炮火控制之下，被其炮火杀伤而难以活动。这样，中朝联军经过3天3夜的进攻，虽然迫使“联合国军”逐步撤至“二八线”以南的锦屏山、县里、加平、春川第炭线阵地，但其被围部队大部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跑掉。中朝联军歼敌不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4月26日，彭德怀向军委和毛泽东报告说：“新到日本之敌军共有15万余。估计敌或以一部加强正面，同时有在我后方登陆的可能。此役原拟于5月上旬开始，但为了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因此提前于4月22日开始。但各项准备均不充分，敌在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致作战三昼夜，没有达到迂回议政府、截断敌人退路的计划，估计战果有限，不足以打破敌登陆企图。朝鲜地形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敌有强大海、空军，这些是其登陆的便利条件。志愿军党委多次考虑下一战役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因此我军主力目前不宜南进过远。敌军一旦登陆成功，我之咽喉即被扼住，我正面部队即使能打到釜山，亦最终不得不被迫撤退。此次我军拟在突破敌军抵抗后，以5个军相机追击至‘三七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则以小部队监视袭击之，使敌后备兵团部队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减弱其登陆力量。为应付万一，我必须立即修好熙川至阳德公路，以保障主要运输供应线。深盼军委对空军加速准备，配合作战。”
从彭德怀的报告可以看出，他最担心的是“联合国军”重演仁川登陆，占领朝鲜蜂腰部。使中朝联军陷入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局面。而此时，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最为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故复电彭德怀说：“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陷被动。”
对于彭德怀决定提早发起第五次战役，事后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有些人认为：为了粉碎敌人登陆计划，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有些人认为：这次战役打得太急，如迟打一些日子，准备得充分些，战果会大一些。
4月26日，中朝联军继续向敌纵深发展进攻。28日，“联合国军”主力被迫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继续组织防御。这时，新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将美骑一师也调到汉城，组成密集火网，诱我攻城。彭德怀揣度其意，认为在汉江以北歼敌的战机已失，即命西线主力停止进攻，只派一部兵力逼近汉城，一部逼近汉江，一部渡过昭阳江，与敌保持接触，掩护主力准备转移到东线作战。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中朝联军连续进攻7天，歼敌2.3万人。因装备太差，新入朝部队经验不足，使被围之敌大部逃走，没有消灭美军1个整团的战例。
这时，彭德怀为什么将战场从西线转移到东线呢？在第一阶段的攻势中，中朝联军西线右翼集团向南前进了50多公里，直抵“三八线”以南的汉城地区，将整个战线形成了由西南逐渐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斜线态势，使防守在东线的南朝鲜3个师侧翼暴露。彭德怀判断美军主力8个师决心死守汉城，我军难以取胜，而东线南朝鲜军的战斗力较弱，比较好打。他临机应变，决定立即向东转移兵力，围歼南朝鲜军。
彭德怀在改变战役决心后，担心被敌人发觉。为迷惑与钳制西线美军，于4月29日急电人民军一军团在汉江下游汉江北岸作渡江佯动。以小部队向当面之敌袭扰，令十九兵团在汉城以东汉江上游同时实施佯动；令三十九军主力南渡昭阳江，进至春川、洪川间，以掩护志愿军第三、第九兵团于5月初从东线出击。范佛里特发现中朝联军主力集结休整，为查明我军动向，自4月30日始，以一部兵力向中朝联军阵地反攻。敌人判断我军可能向中部战线发动新的攻势，遂即调整兵力在中线转入防御。5月6日，彭德怀命令志愿军主力隐蔽向东转移。
5月9日，中朝联军利用敌人尚未准确判明我军动向之机，遵照彭德怀的部署，挥师东移。志愿军战士穿过高山峡谷和丛林密布的小路，至15日相继隐蔽进入春川至兰由间的北汉江和昭阳江两岸地区，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亦同时进占麟蹄及以东地区，按时完成了战役展开和进攻准备。5月16日傍晚，在东线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第九兵团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以优势兵力一齐出动，乘敌不备，向县里周围地区的南朝鲜第三、第九2个师迂回，实施钳击合围。
东线围歼战役开始后。彭德怀昼夜守在指挥部里，不断接收来自前线的战报。5月17日凌晨，他给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员金雄和志愿军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电指示：“此战役第一阶段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将美军调到春川及其以西至汉城线，使我在第二阶段中才有机会以消灭李伪军为主。因此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贯彻多消灭李伪军的精神，即是孤立美军、分散美军，创造今后消灭美军的有利战机。必须贯彻大胆迂回与分割包围，以达全歼敌人的作战思想。应利用天候和敌人混乱时，不放松白天作战的任何机会，并须配以适当战斗部队，认真搜索溃散之敌和武器弹药。预祝你们胜利。”17日上午，中朝联军形成合围，惊慌万状的南朝鲜军，向东南突围逃窜，但此时，退路已被志愿军切断。中朝联军密切配合，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激战至19日，将南朝鲜第三、第九两个师大部歼灭，缴获了该两师的全部重装备。中朝联军还击溃了南朝鲜第五师和第七师残部，共歼敌1.7万余人。
与此同时，在中线的志愿军第三兵团也发起攻击。歼灭美军两个营和法国营大部及南朝鲜军一部，牵制了美军第七师，使其无法东援。
中朝联军在东线发起进攻后，部署在西线的第十九兵团3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于5月16日夜以一部兵力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动，对敌军阵地积极攻击，形成迂回汉城和渡江南进的姿态。彭德怀预先部署的这一着妙棋，果然见效。当人民军第一军团派出一部兵力在汉城以西渡江时，敌军连声惊呼：“汉城正面临着第二次危机。”
直至5月20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才发觉志愿军主力已东移。急令西线美军3个师及3个旅于当日向西线志愿军十九兵团阵地猛烈攻击。十九兵团各军遂逐步转入防御。同日，美军第十军主力沿战线向洪川方向逐次东移，美军第三师也自汉城东南方向迅速东援。美军是摩托化部队，速度甚快，西线至东线150多公里的距离，不到一大就全部到达，堵塞了中朝联军的战役缺口。此时，南朝鲜第八师亦由大田北调平昌、堤川，建立纵深防线，于是“联合国军”又形成了东、西相接的完整防线，再次阻挡了中朝联军的攻势。5月21日，彭德怀电毛泽东并高岗说：“以前各役携带5天粮食可以打7天仗，因就地可筹借部分补充之。现在携带7天粮食，只能打5天仗，因在战斗中消耗，就地不能筹补。现洪川之敌顽抗不退，使我东线作战部队无法运输接济，而美第三师东调后堵塞了洪川、江陵间缺口。我军第五次战役西线出击伤亡3万，东线出击伤亡万余。一月之内进行了东、西两次作战，部队有些疲劳，需休整总结经验。现第一线运输极端困难，且雨季已近，江河湖沼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暴发，交通全断，顾虑甚大。此役未消灭美军的师、团建制，敌还有北犯可能。根据上述，我军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徒增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体整，以逸待劳，寻机歼敌。妥否盼示。”翌日，毛泽东复电说：“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5月22日，中朝联军停止对敌攻击，结束了第二阶段战役。
在中朝联军发起第五次战役之前，从毛泽东的指示和彭德怀的战役决心看，都设想要歼灭敌人几个师数万人，为什么没有实现就收兵后撤呢？原因仍是武器装备太差，无制空能力，后勤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朝鲜地形狭长，东西两面临海，河流纵横，由北向南只有几条公路，敌机终日空袭，道路桥梁随修随被炸，大批车辆损坏于途。每次进攻，战士主要依靠自携的粮弹作战，最长只能持续一个星期。（这次战役第一阶段自4月22日至28日；第二阶段自5月16日至21日均未超过一礼拜）。李奇微在回忆此役第一阶段的情景时写道：“在阻止中共军队进攻的过程中，炮兵和空军的轰炸给地面部队以巨大的支援。从4月21日到29日，‘联合国军’的飞行员们执行了7420次飞行任务；我军的大炮持续不断的轰击则使整个地面布满了弹坑。”中朝联军英勇奋战，前仆后继，作出了巨大牺牲，在敌猛烈炮火的杀伤下，在粮弹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彭德怀不得不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后撤休整，以利再战。为防止在后撤时被敌人尾追，彭德怀规定各兵团后撤时要留1个师至1个军的兵力监视敌人，节节阻击，掩护主力转移。彭德怀在规定了各兵团后撤路线及休整集结地区后，仍不放心，又于5月22日电示各兵团各军，要警惕敌人再用“磁性战”消耗疲劳我军。明确规定“北撤时中朝联军的最后抵抗线”, 以“第五次战役反攻发起时的阵地线为限”。
李奇微发现中朝联军北撤，集中4个军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于23日清晨对中朝联军多路反扑，跟踪追击。由于志愿军对敌人以新形式进行的迅速又大规模的反扑估计不足，在转移时出现了多处空隙。敌军“特遣队”即乘隙而入，将部队隔断，志愿军第三兵团六十军所属一八○师在5月26日转移到春川西北地区时被敌三面包围，部分阵地被敌占领。彭德怀多次电三兵团和六十军速派部队救援，均受阻未果。一八○师师长和副师长在组织突围失败后，信心动摇，即采取在国内作战时各自分散突围的办法，致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有些突围出来的战士粮尽弹绝，沿途挖草根吃树叶，又有一部分因饥饿和吃草叶中毒牺牲于途中。彭德怀在给兵团副司令王近山打电话时得知这一情况，心情十分沉重。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忆说，“彭德怀只穿一条短裤，急得满头大汗，他一夜未睡，睁开发红的双眼对我说：‘一八○师的电台联络不上了，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出现了’。”他下达的转移命令本已明确规定了防敌追击的措施，竟出现了这种令人痛心的事件。彭德怀愤而痛斥该军的指挥员说，这是志愿军的耻辱！一八○师正副师长因临危动摇，指挥失措，受到军纪处分。其后，彭德怀在志愿军党委会和其他一些会议上也多次公开检讨，主动承担责任。在“联合国军”紧紧跟踪追击下，中朝联军处于被动的态势。为稳定局势，阻击敌人的进攻。彭德怀毅然决定部队于27日停止后撤，立即转入防御，重点部署，封锁敌军主要进攻路线。彭德怀要求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杀伤进犯之敌。在中朝联军全线进行英勇阻击后，各路敌军很快停止了进攻，整个战线逐渐趋于稳定。中朝联军在20天的转移和阻击战中，歼敌3.6万余人。战斗到6月10日，将敌人阻止在“三八线”附近的汉山、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到此，双方均转入防御，中朝联军发起的第五次战役全部结束。
在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以百万之师，连续奋战50天，共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摆脱了第四次战役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但中朝联军也付出了伤亡8.5万人的重大代价。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迫使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认识到想要占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得不令“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
1951年6月中旬以后，在朝鲜战场上，交战双方沿着“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战线亦随之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各方面关于停战和谈的呼声愈来愈高。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的建议。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复电李奇微：“同意举行朝鲜停战谈判。”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终于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第一次会议，这标志着朝鲜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谈判开始前，毛泽东来电指示部队要“极力提高警惕，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应付敌军可能的攻击和空降，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彭德怀亦预计到停战谈判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向部队提出要求：“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必须树立持久作战和积极防御的思想，绝不能对敌人停战谈判抱有幻想。”他命令第一线部队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相应提出“以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即积极防御与短促出击相结合的作战形式，以求大量杀伤敌人，配合谈判”。
7月下旬，朝鲜半岛连降暴雨，特大洪水冲毁了许多公路和桥梁，使中朝联军物资供应又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况，“联合国军”趁机于8月18日向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防御阵地发动了“夏季攻势”，以大批空军对中朝联军后方交通线进行猛烈轰炸，目的是夺取东线由朝鲜人民军防守的突出部阵地。“联合国军”的进攻遭到朝鲜人民军的英勇抗击，战斗异常激烈，有的阵地反复争夺10余次之多。至8月31日，人民军毙伤俘敌2.4万余人，“联合国军”突入人民军阵地2至6公里。激战延续至9月18日，“联合国军”在东线对人民军阵地发动的第二阶段进攻又以损兵2.2万余人告终。 “联合国军”在东线发动夏季攻势后，西线的志愿军根据彭德怀的命令，配合东线人民军作战，对敌第一线部队开展战术反击，攻占了对方许多制高点和前沿阵地，改善了中朝联军中部战线平康地区的防御态势。自8月18日至9月18日，东西两线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内美军2.2万余人）, “联合国军”在东线突入中朝联军阵地2至8公里，占据了179平方公里土地。彭德怀估计敌人还会利用中朝方面因山洪暴发而加重的供应困难，依靠其空中和地面炮火的优势，继续发动进攻，即要求各军指战员学会阵地攻坚和阵地防御战。他指出：在防御中应是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对每一阵地进行反复争夺，用不断的阵地反突击杀伤敌人；在阵地攻坚中，应对突出部之敌，进行小型攻坚战，稳扎稳打，求得每次歼灭美军1个连至1个营（此即毛泽东形容为“零敲牛皮糖”的著名战术）。彭德怀还决定立即构筑东、西海岸纵深工事，以防止敌人从东、西海岸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经与朝鲜人民军总部协商，组建了东海岸和西海岸中朝联合指挥所。分别指挥东、西海岸的反敌登陆作战行动。
在遭到中朝联军反击后，李奇微为压迫中朝方面在谈判中让步，又于9月29日向西线志愿军阵地发动了“秋季攻势”，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新战术，向志愿军阵地猛烈进攻，企图夺取位于“三八线”以南被中朝联军占领的开城地区。此时，志愿军第一线阵地已开始挖掘坑道式的掩蔽部，敌人虽以大批飞机和坦克掩护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志愿军依托坑道掩蔽部，仍能抗击敌人，给敌以很大杀伤，初步显示了坑道工事的优越性。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飞机和火炮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坑道工事是保存自己杀伤敌人的最好措施，指示志司在全军推广。由战士开始挖掘的单人防炮洞，逐渐连接成有通风口的坑道体系。彭德怀根据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地道战的经验，指示各军设法解决坑道通气、伪装、防毒、防炸、防淹、防困的种种办法。他对在朝鲜战场新形势下形成的坑道防御工事所起的作用倍加赞赏，说：“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朝联军在“坚守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指导下，利用坑道与进犯之敌进行了激烈战斗。双方激战至10月底，中朝联军终于顶住了敌人对西线发动的秋季攻势。英国路透社记者自前线报导说：“中国军队的战斗技术与效率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联合国军要付出重大代价，才能取得一点点的进展。”经过一个月的激战，中朝联军毙伤俘敌7.9万余人，联合国军占领了中朝联军阵地467平方公里。
1951年10月14日，志愿军入朝作战将届一周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彭德怀及志愿军党委发来一封慰问电，电中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伟大的胜利是与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党委领导分不开的。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说：“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在毛泽东主席讲话后的第3天，即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的10月25日，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已经停止了63天的停战谈判又复会，双方再次讨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谈判的新地址是板门店。美方对军事分界线仍坚持让中朝方面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地区，并要把开城划归美方，致使谈判再陷僵局。在此情况下，为对美方施加压力，促进停战谈判，彭德怀命令第一线各军乘敌疲惫之际，依托坑道工事，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适当火力，举行局部战术反击。每次以消灭美军之一两个连和南朝鲜军的一个营为目的，开展小规模的阵前战术反击，逐渐向前推进与敌接触线。这种打法减少了中朝联军的伤亡，又大量歼灭了敌人，稳定了阵地。毛泽东对这一“零敲牛皮糖战术”的成功给予高度的评价。
1951年10月2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员会议常任委员会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决定以一级国旗勋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因为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彭德怀得知后说：“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的，我不过在后方作了些具体工作，这个勋章应该授给那些战斗英雄，我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为这件事，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他不愿接受勋章的意见，中央军委复电命他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来到桧仓，当晚，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大矿洞内，举行了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科奉委员长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对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对彭德怀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感谢和慰问。然后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怀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勋章，始终感到不安，会后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1951年秋，朝鲜半岛连降大雨，冬天来得早。11月，寒冷的北风就卷地而来。由于后勤战线加强，又有了空军和高炮掩护，志愿军都换上了崭新的棉衣，头戴栽绒帽，脚穿大头鞋。战士吃得饱，穿得暖。彭德怀对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领导的后勤司令部的工作非常满意，曾在会上和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多次表扬，常说：“仗打胜了，前线战士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一半，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再好的指挥员，再好的战士也不会打胜仗。”
就在这冬天来临的时候，鸭绿江北的寒流也夹带着一丝暖意吹到桧仓。11月中旬的一天，志愿军驻安东的后方留守处打来电话说：“彭总夫人浦安修明日由沈阳乘火车来安东去朝鲜，请司令部派人来接。”司令部值班员知道彭德怀的脾气，赶快去向洪副司令报告。洪学智把值班室的几个人找来嘱咐说：“这事要保密，不能让司令员知道。”随后就派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个警卫员前往安东迎接。
浦安修并不是专程来朝鲜的。她当时在陕西省咸阳一个纺织厂作调查。10月中旬，参加“西北工业参观团”到东北参观。参观即将结束，参观团的领导人习仲勋对浦安修说：“这里离朝鲜很近了，你到朝鲜去看看老总吧。”浦安修早就听说彭德怀曾因敌机轰炸几次险些遭难，自然同意。
一进入朝鲜国土，浦安修看到的宛如另一个世界。黑夜里，汽车在弹坑累累的公路上急驶，半空中不断出现五光六色的信号弹，敌机呼啸，弹声四起。突然一批敌机临空轰炸，司机猛然刹车，浦安修的头撞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前额划破了一大块，鲜血直流。为了赶路，只好带伤前进。车行一夜，在天亮之前到达桧仓志愿军司令部。
早饭时间到了，彭德怀和往常一样，反背着手来到食堂，看见饭桌上多加了几个菜，惊奇地问：“哟！今大这是怎么回事？”洪学智面带笑容说：“这个……今天有个客人要到这来吃饭。”彭问：“什么客人？”洪说：“你们俩可能见过面。”两人正说着，头上扎着大纱布的“客人”来了，彭德怀见了一怔，笑道：“噢！原来是你！”洪学智和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吃饭中，浦安修说她是顺道来看看的。彭德怀对洪学智说：“很多干部的家属都没有来过，安修住两天就回去吧。”又对浦安修说：“你也是命大咯，没炸着。”彭德怀戎马一生，早就患有肠胃病和痔疮。到朝鲜后，长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住在寒冷、阴暗、潮湿的矿洞里，饮食、睡眠无常，精神极度紧张。他已是50开外的人，指挥百万大军，叱咤国际战场，雄风尤胜当年，但身体毕竟不饶人了，旧病不断发作，经常大便出血，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1951年8月间，他的前额左眉上方又长了一个小肿瘤。到1952年初，肿瘤越来越痛。正在这时，美国违背国际公约用飞机把带有各种细菌的老鼠、苍蝇、跳蚤、蜘蛛、蚊虫等活物，大批撒在中朝军队的阵地和后方，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彭德怀接到疫情报告后，既震惊又气愤，立即通报全军紧急防疫。中央得报后，很快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先后组织了大批医学专家和100多个防疫大队到朝鲜，及时控制了疫情。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劳累，彭德怀的肿瘤病情愈加重了。医生怀疑是癌，劝他立即回国割除，他总是说：“没关系，死不了！”“我要等李德全（政务院卫生部长）的调查团来，把美帝国主义这一滔天罪行弄清楚，好把真象向全世界公布。”这时，邓华又病倒，不得不回沈阳治疗，彭德怀更无法脱身。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劝说无效，于3月19日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连发两次电报说：“经昨日戴正华、吴之理及史书翰等（医学专家）会诊结果为瘤子，估计是挨着骨头生长，”“大家认为不能轻易地进行手术，但彭说‘你们刮开一个口子一挤就行了，若是你们害怕，我签字负责’等语。”“为慎重起见，最好回国治疗。”周恩来接电，向毛泽东建议去人换彭德怀来京割治。毛泽东即派陈赓前去朝鲜代彭德怀主持志司工作。陈赓在1952年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黄昏时到达志司，与彭谈，告以主席意见及我来意，促其归国休养。但彭未表示意见。”陈赓无可奈何，第二天和副司令员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3人给毛泽东并军委发急电说：“彭总经周校长、史书翰共同诊查后，认为愈早手术愈好，但这里无X光照象检查，因此大家提议他马上回国治疗，绝不能再拖延，彭总意见认为最近还需去金首相处一谈，我们同意这一意见。但这要推迟到五月份才回国治疗，据医生意见似不甚妥，究应如何，请中央决定。”周恩来得电，经请示毛泽东，于4月2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并陈赓等人回电说：“德怀同志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到五月。”电报同意彭德怀去与金日成一谈，但规定：“动身时间不要迟过四月上旬。至要。”陈赓拿着中央的电报去让彭德怀看，笑说：“中央来电催你马上回国治病，我看你还敢违抗中央命令吗？4月4日，中央再次来电催促。
1952年4月7日，彭德怀离开战斗了一年半的朝鲜前线，在平壤会晤金日成后，乘吉普车北去。沿途一辆辆被烧的汽车和坦克；一座座被炸成秃头的山岗；一处处被毁成废墟的城镇；一群群失去亲人的孤儿寡母；景象凄惨，触目惊心，彭德怀紧蹙眉头。他已经打了一辈子的仗，渴望着以战争的胜利换取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可今天，这个愿望尚未实现。
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为了保密，化名“农业大学王校长”住进北京医院。经手术治疗后，于5月5日康复出院。这时朝鲜战场己相对稳定，中央决定彭德怀留北京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调陈赓回国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命令邓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