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自被蒋介石软禁后，闷闷不乐，除在房里踱来踱去外，就靠钓鱼来解闷消磨时光。
1939年清明前后，张学良由湖南郴州的苏仙观转移到70里外的永兴县文明书院，附近文峰塔下有条小河，河里有鳜鱼和鲤鱼，他也学着当地百姓的钓鱼方法，用泥鳅作诱饵，每次都能钓上一二斤，及至返回路过村庄，就把这些活蹦活跳的鱼全部送给贫苦农民。
有一次，他心情不佳，坐在书院对面的拦河坝上钓起鱼来。他上好鱼饵后，把竹钓杆伸向坝下的河水中，由于诱饵太轻，水流又太急，试放几次都沉不下去；他就摘下手上的金戒指套在诱饵上，诱饵沉下去了，钓丝却绞上毛柴被扯断，戒指也丢了。
他扫兴地沿着石板路走回来，监视他的警卫队长刘乙光问他出了什么事，在其不断追问下，他说出了钓鱼不成反失落戒指的事。刘乙光听后带有讥讽口气说：“姜太公稳坐钓鱼台，是在平缓的水流里钓鱼，可你却在急水滩上钓，真是太性急了”张学良一听，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对刘乙光说：“现在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你们竟用几十个人、十来部车来伴随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人和车开到前线去抵抗日本鬼子，难道你就不性急吗”一些官兵闻声赶来围观，刘乙光只得尴尬地走开。
不久，张学良被转移到沅陵，随从人员从香港给他买了根日本式鱼竿，张学良说日本钓竿钓不到中国鱼。原来沅江钓鱼的传统工具是用一个竹筒，在竹筒上缠起很长的粗线，上面再拴一个很大的钓鱼钩子，在一个大钩子上又分出三个小钩。钓鱼时先在鱼钩上装妥肉类或是虾蚯一类的鱼饵，再卷动竹筒把线放到江心等候鱼上钩。只要水面涌起波纹，便将粗线往回拉，通常上钩的鱼有六七斤重，有时竟有一二十斤，一个人也拉不动。张学良在沅江常天一亮就去钓鱼，有一次他钓到一条特大的鱼，几个人合力也未把它拉上来，结果只好叫船夫跳到江里，跟随那条鱼游荡，等到那条大鱼挣扎到筋疲力竭时，才把它拉上船。张学良把钓来的鱼改善大家伙食，常清蒸、油煎、红烧、白煮，上下人等，大快朵颐，有时就在船舱里和大家一起吃。
那时给张学良撑船的船夫姓杨，开始他不知此人是谁，后来听别人都称他“张司令”或“少帅”，也就跟着这样叫。一次，他刚开口叫一声“张司令”，张学良竟拍桌大怒道：“我是什么‘司令’，你不知道我早被蒋介石撤职罢官啦以后再不准你叫我‘司令’，就叫我‘张老板’、‘张老百姓’。”
稍后又加了一句：“不过你可要弄清楚，张老板与那个蒋老板不同，我张老板是爱国的。”
钓鱼对张学良来说，有时确也是一场政治游戏，他不用日本鱼竿，也把蒋介石送给他的一根美国鱼竿折成几段。那是1943年，军统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要张学良给汪伪南京政府军事委员、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写信，劝他反正，为军统效劳。鲍文越原是东北军的少壮派，曾任张学良的参谋长、东北军驻南京代表。“西安事变”后，被迫离开东北军，郁郁不得志，经周佛海牵线投靠汪精卫。张学良在信中要他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不要“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鲍文越未理睬，此时，张学良考虑到自己已被囚禁7年之久，失去政治权力，便借此机会向蒋介石索取一根钓鱼竿。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花钱买。”蒋介石答：“你懂得什么，这是他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根政治权力的钓鱼竿。”
不久，张学良得到蒋介石所赠的一根美国进口的高级钓鱼竿，它能长能短，能缩能伸。张学良接到这根钓竿后气得直发抖，将它折断为几节，并对赵四小姐说：“老蒋要我能屈能伸”1945年春，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到贵州桐梓看望张学良，转交蒋送给他的一块怀表。张学良接过表感慨地说：“时间已经过去10年，现在蒋先生才挂念起让我掌握时间。我看这表很好，再走10年、20年也不会停的。”
未及半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张学良满怀希望，抗战胜利了，他也该自由了，决定送件礼物给蒋介石，庆祝抗战胜利。可是他幽禁10年，转移各地，身边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忍痛将他1934年下野旅欧买的瑞士欧米茄表厂百年纪念金表送给蒋介石，蒋收到后知道张学良又在提醒他时间已到，该释放他了。蒋介石不做正面答复，也打哑谜，让戴笠带去回礼：一本1936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鞋，意为“西安事变”这笔账还没算完，要他永远做足不出户的闺中将军。果然不久又把张学良带到台湾幽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