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自己也讲，“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司马迁后来作《史记》，仿照孔子的思想，讲了两句话，“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句话非常傲慢，骂尽了当时这些人，看不懂，本子都不要翻，我只有藏之于名山，将来后代有一个聪明的人，他会看懂。因此人家说《史记》是汉代的一部谤书。可是司马迁很伟大，汉武帝也很伟大，乃至他的儿孙等，都很伟大，没有把《史记》毁了。
司马迁写刘邦跟项羽两个人，项羽传叫本纪，刘邦传也叫本纪，两人虽然一成功一失败，但从某方面说，两人是一样的。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了不起，他也看准了当时没有人懂，因为《史记》很难读懂。譬如说，他写一篇传记，讲那个人的都是好处；而坏的一面，只有与那个人有关系的人传记里才有。所以研究一个人，必须要把那一个时代有关的资料，都要读遍，这就不容易了。
孔子著《春秋》，最后却宣布，“知我者春秋”。《春秋》是一本书，怎么会懂得孔子呢？孔子的意思是说，将来你们要真正了解我，除非真正懂得《春秋》。“罪我者春秋”，将来你们够资格骂我的，也要把《春秋》研究通了才行。所以我们小时候，像《春秋》、《战国策》，以及小说的《三国演义》，都不准读的，旧式教育，认为看了以后会学坏。因为《春秋》就是大谋略，就是大兵法，所以孔子有“罪我者春秋”的说法。
为什么引用到这些呢？孔子在《易经》中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只有圣人才真正懂得利害关键，进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假使不知进退存亡之道，就不是圣人，这种观念同道家的完全一样。所以庄子说，“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不是说君子比圣人差一点，如以学位比喻的话，圣人等于博士，君子等于是个硕士，大学毕业更差一点；我们这是随便做比方啦！
“行名失己，非士也”，历史上许多人为了好名、求名，所谓留万世之名，“失己”，亡失掉了自己；“非士也”，这够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常常跟青年同学讲，关于名利两个观念，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日本人，就是明治维新的大臣伊藤博文。在晚清中兴那个时代，他跟李鸿章是外交的对手，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批的留英学生，把西洋的风气引介回国，改变了日本。他有两句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全部中国文化思想，更充分表达了儒家的思想。所以说，如果只为个人一己之名，行名而失己的话，非士也，这是够不上称为知识分子的。
讲到这里，又要引用司马迁的思想。我常常说《史记》不是一本历史，而是一部历史哲学，尤其《史记》的学问重点，不是什么汉高祖、项羽等传记，而是里头的八书。就是关于天文的《天官书》，经济思想的《平准书》，还有《礼》、《乐》、《律》、《历》、《封禅》、《河渠》。此外还有一篇《伯夷列传》，其中有“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三句话，包括了很多的思想，是讲的人生哲学。“烈士徇名”，一看烈士这个字，不要就想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就不必研究中国文化了；《史记》的这个烈士名称，是套用古文的，在古文当时所讲的烈士，等于现在所讲的英雄；时代不同，观念也就不同了。
所谓世界上的英雄，“徇名”，为了成名，生命在所不惜；把自己的命像赌钱一样押上，这才够得上称英雄。这个“徇”，等于打牌一样，把命拿出来作最后的赌注。“夸者”是狂人，有精神状态神经质的人，像近代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讲独裁的这一批所谓的英雄人物，喜欢控制人，喜欢抓权的人。“死权”，为了权力的欲望，可以把自己的命赌上；换句话说，你们要不要成名？要成名就要拿命去拼，拿命去赌。你们要不要权力？要权力，不是坐着就来的，也要拿命去拼，“夸者死权”，算不定最后会当英雄，当帝王。
“众庶”，至于一般老百姓呢？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就是“冯生”，不要找我麻烦，只要给我吃得饱，穿得暧，晚上有个好地方睡，这么样活下去就行了。这三句话，就是人生哲学。管你老张来也好，老李来也好，谁来都不要紧，少找我麻烦，少找我交钱，少来按我的门铃，少来检查我，就行了。所以“烈士徇名”，就是“行名失己”，庄子进一步批评，他这样“非士也”，不够知识分子的资格。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什么叫“役人”？替人家服务的叫做役，“役人”是领导别人的；中间加一个“于”字，“役于人”，就是被人所领导的。人的分类，差不多只有两种。要嘛！我听你的，乃至夫妻朋友，要嘛！你听我的，不管是夫妻朋友，社会上的人；如果你不肯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就没有办法。所以古人有一句话，一个人既不受命，又不能令，这个人是废人，没有用。
照这个观念，不是我听你的，就是你听我的，没有中间路线，人总要听一个；那么人要如何役人呢？如何作个真正的领导人呢？他的结论是要“广身”，就是无我，连自己都没有了，这一条命都不要了。如果“亡身不真”，不能做到真无身、无我，就不能够做一个领导人。这一句是结论。那么要如何才能够无我呢？《大宗师》里面所讲的，得道的人才可以真做到无我，因此下面提出一些人作为标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