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哥，吐蕃人，其发迹之始，“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是个有语言天赋的“高级翻译”。当然，在元朝仅仅是个“舌人”翻译是混不出名堂的，即使是会造抛石机的“高工”，攻城缺材料时也会被蒙古人扔入濠沟充当填充物。桑哥之所以能接近帝室，最主要原因在于他是蒙古国师胆巴的弟子。
胆巴之名，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但在元朝时，他的大名仅次于八思巴。胆巴本人是“法王上师”萨班的高徒，中统年间（也可能是圣元年间）由帝师八思巴推荐，得以面见忽必烈，得到信任，奉诏居于五台山主持佛事。由于他名气大，常往来京城间，为蒙古王公们授法灌顶，加上他能以藏药治病什么的，很受器重。胆巴的相貌很特别，长有两颗大而长的暴牙，露于齿外。这种大眦牙，在当时蒙古人眼中都被视为“异相”。这哥们一张大脸虽然有些像鼹鼠，为人却很正直。
至于桑哥，由于一直“狡黠豪横”，胆巴对这个徒弟日益生出反感，斥责并与之疏远。但是，桑哥“好言财利事”，正得忽必烈欢心，先把他升为“总制院使”，类似今天“宗教事务局”的主管，“兼治土蕃之事”，又有治理藏地的实权，地位越来越高。他入相后，向忽必烈进谗言，把胆巴国师外贬，一会把这位高僧贬往临洮，一会儿又把他流往潮州，很想在途中使胆巴劳累得疾而死。
恶徒欺师，从此即可看出桑哥卑劣的人品。不过，胆巴命大，桑哥被诛后，终于活着回到大都。
其实，阿合马、卢世荣被诛后，忽必烈也意识到儒臣的重要性，并任命程文海（字钜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派他到江南招募汉族名儒。
台臣对奏，表示说程文海是“南人”，年纪又轻，“不可用”。忽必烈大怒，叱责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以此，忽必烈也想平衡西藏色目“财臣”和汉人儒臣在朝中的政治势力。
行诏江南时，忽必烈一改昔日蒙古文书，“特命以汉字书之”。
程文海此次江南之行收获颇丰，为元朝网罗招致了叶李（曾在南宋上书指斥贾似道）、赵孟（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等二十多位名儒，惟独南宋旧臣谢枋得坚守臣节，力辞不至。
汉人儒臣虽得任用，儒户御役也得减免，但元朝兵戈繁兴，维护帝国如许大的摊子，没钱万万不行。于是，吐蕃人桑哥又被忽必烈当作新一位“财神爷”。
公元1287年初（至元二十四年），在麦术丁建议下，忽必烈任桑哥和铁木儿为平章政事，重新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更定钞法，在朝境内颁行“至元宝钞”。
桑哥这位吐蕃人翻脸不认人，上任后首先检核中书省账目，查出中书省“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时任尚书省平章的麦术丁自认倒霉，只得“自伏”，心中暗悔日前荐引桑哥当“理财”大臣。于是，桑哥雷厉风行，在省部及各地大行“钩考”，当众命从人殴打汉族大臣，杀了不少与己议不和的人立威。
由于桑哥敛财有道，为元廷在半年多时间内增加了不少收入。汉人左丞叶李等人希旨，上奏忽必烈认为桑哥应该任“右丞相”。所以，同年十一月，元廷就诏任桑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桑哥乘机又擢升了好几个私人党羽。
纵观桑哥的“经济改革”措施，其实与阿合马如出一辙。其一，“以理算为事”，设征理司这样的新部门，对江淮、四川等六个行省财赋进行理算，“钩考”地方仓库，大肆搜刮，“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而避之”，天下骚然。其二，更定钞法，发行“至元宝钞”新钞。新钞折中统旧钞一贯文折五贯文。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增加课税，盐引由三十贯增为一锭，茶引由五贯增至十贯，商税方面更是大幅增收，江南地区增至由先前十五万锭至二十五万锭，内地由五万锭增至二十万锭。“世祖（忽必烈）皆从之”。
其实，桑哥“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钞法”，原意是想“新者（至元钞）无冗，旧者（中统钞）无废。”但岁赐和饷军等事皆以中统钞为准。百官会议时，桑哥等人提出“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众人唯唯之时，新入朝的赵孟年轻气锐，高言道：“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钞）为至元（钞）；又二十年后，至元钞必复如中统（钞）。使民计钞（以钞额数量）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相比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值），虽升降有实，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钞额）断人死命，似未可也。”这位宋朝王孙以刑名说事，实际上是他已经指出了桑哥“钞法”的虚弊。
大臣中有人为巴结桑哥，又欺赵孟是新入朝的“南人”，厉声指斥说：“现在朝廷推行至元钞，所以犯法者以此钞来计赃论罪，你这么一个黄口孺子，怎敢有异议，难道是想阻碍至元钞的颁行吗？”
赵孟气势仍盛，据理力争道：“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我此来乃奉诏参与议论，不敢不言其真。今中统钞虚，故改（为）至元钞，如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您不与我相较财理，而空口陵蔑，可乎？”一席话，说得对方愧然而退。虽如此，蒙汉色目大臣皆知桑哥有忽必烈撑腰，基本没什么人出头对“新法”说不字。
“桑哥即专政，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宣其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忽必烈）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所以，桑哥专政后，“组织部”归于“财物部”，又兼“国务院”功能，桑哥把朝廷当成了市场，官位当成了商品，卖官鬻爵，肆无忌惮。
当婊子不忘立牌坊。为相两年后，他差使手下谄谀小人上“万民书”，要求元廷为桑哥“立石颂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对这个能为他敛财的“大狼狗”很支持，吩咐说：“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为此，翰林院蒙汉高手奋笔疾书，详列桑哥功德，在中书省府院前坚立一巨石，上题“王公辅政之碑”，规模还不小，“楼覆其上而丹雘之”。“丹雘”本是指赤石脂一类的鲜红涂料，在此名词动用，是讲元廷在“桑哥辅政碑”的大石头外面又盖了色彩鲜艳的宏丽阁子，雕镂精细，惟恐内外不知桑哥的“政绩”。
折腾了四年，桑哥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最后，还是赵孟对忽必烈的高级侍卫彻里（奉御官，“怯萨”的一种）讲：“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惟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赵孟一番激励，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猎心情好的机会，彻里纵言桑哥误国害民，“辞语激烈”。起初，忽必烈闻言即大怒，责斥彻里“诋毁大臣”，命令左右卫士猛搧彻里嘴巴，“血涌口鼻，委顿地上。”稍停，忽必烈又问彻里是否知罪，彻里“辩愈力”，朗声言道：“为臣我与桑哥无任何私怨，现不顾生死揭发他的罪状，实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谏，奸臣何得而除，万民何得而息！”
闻此言，忽必烈沉吟。随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贵族也里审班、也先帖儿等人见状，也一同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忽必烈还是不大相信，急召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来问情实。不忽木在行宫营帐里见皇帝，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如不诛桑哥，恐此人将为陛下深忧！”在场的贺伯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众。”见这么多蒙古贵族指斥桑哥，当然害怕危及元朝的统治，忽必烈就下决心把“财神爷”送入阎罗殿。于是，他下诏御史台及中书省辩论桑哥之罪，并命人毁弃“桑哥辅政碑”。
怯萨，从职责看仅仅是皇帝身边的带刀侍卫，诸王贵族身边皆有“怯萨”。与历朝历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萨”源由蒙古旧制，其组成人员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贵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长官子弟。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贴心人，他们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宫廷内事务，基本把太监该干的活计都干了，这也是有元一代没有太多宦官乱政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怯萨不仅仅是充当皇帝禁卫军那么简单，他们常常出任地方高级官员，或口含天宪巡视地方，因此元朝才有“怯萨入仕”这个名词。当然，“怯萨”到了元朝后期，滥竽充数者不计其数，只要花钱就能买这个“身份”。忽必烈时代，怯萨可说是除亲王、嫔妃外最接近皇帝的人员，所以赵孟才激身为怯萨的彻里前去说服忽必烈。如果换了汉人官员在忽必烈面前讲正当红的桑哥坏话，估计会立时被砍掉脑袋。
忽必烈不做靠山，桑哥肯定玩完。有司抄家，桑哥的家财竟然“半于大内”，皇帝首富，他第二。
几个月后，元廷有诏斩这个吐蕃人于闹市。金山银山，地狱里也享受不到分毫。恼怒之下，忽必烈又派彻里到江南行省，把桑哥的妻党要束木以及忻都、王巨济等党羽押还大都，审问之后，均送闹市开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