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左宗棠军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国防建设。左宗棠说：“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⑤这样，“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观，代表了左宗棠在对待近代中国反对和抵御外国军事侵略这一时代主题上的基本看法。
近代以降，外国资本主义依恃着坚船利炮，多由海上进犯中国，海防问题异常严峻。由斯萌生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观。林则徐的“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的呼唤引起了人们对海防的重视。左宗棠把林则徐推为近代议海防第一人。他在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时指出：“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整顿钱漕、加意海防诸端。……道光己亥、庚子之岁，西夷英吉利称乱粤东，公衔命查办海口事件，修筑虎门、横档各炮台，击夷船于尖沙嘴、潭仔洋、官涌等处，斩馘甚多，夷目义律遁澳门。公虑夷人之窜扰邻省也，疏请敕下闽浙、江苏各督抚严防海口。其陈夷性无厌，得一步即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等语，皆洞悉奸谲，如烛照数计。迄今数十年，谈海防者必推公，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公为国朝名臣，非可企而及也”①。显然，左宗棠对林则除海防思想的开拓性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继而左宗棠又承袭并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
在左宗棠的海防思想中，他最关心的是改变传统水师专恃帆篷舟楫的状况，主张代之以新式轮船，实现水师向近代海军的转变，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指出：“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厥后寻衅生端，逞其狂勃，瞰我寇事方殷，未遑远略，遂敢大肆狓猖。……彼之所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②因此，中国“防沿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①据此，近代海防的产物福州船政局应运而生。同治九年（1870年），福州船政局造成“万年清”、“湄云”、“福星”三艘轮船，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设立“轮船统领”，以便统一指挥。清廷同意调派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旦令他“勤加操练”、“悉成劲旅”②。于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③福建海军的建置初步形成。这不能不说是与左宗棠自造轮船的远见卓识有关。所以，民国初年任海军部副官的池仲祐在作《海军大事记》中称：“闽浙总督左宗棠议兴船政”，“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④这一评说是符合史实的。池仲祐还说：“欧风东渐，机轴西来，鼓荡汽轮，横行海战，我国迫于时势，不能不步武后尘”⑤，肯定了创办近代海军乃顺应时势之举。”
左宗棠对海岸防御主张“慎以求慎”，把此视为海防的重要环节。他鉴于日本侵台事件的教训，在致函总理衙门论海防问题时指出：“从前设炮台，有不得地势者，有不如洋式者，有和议定后虑以更置启论端者。今既言防，不能不慎益求慎，一事而加以万虑，一念而重以三思，宜其恤恤乎无终日之计也。”为此，他对如何建置炮台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说：“炮台各式，以西人铁制为最；次则砖砌，层留炮眼，顶用铁砖，两尺厚者，盖成圆锐形，台身周围囊沙五尺厚护之，外开三丈阔，两丈深之壕足矣，费较铁炮台为省，而功用相当，台上所安大炮，宜对准船之来路，度炮力所能及，必无虚废乃可。炮床下宜安活轮，随时取准，可放多数倍而不费曳挽之力。水面阔，安大炮，水面狭，安次者小者。再能如西人测定坠数，施放则用炮，设台能事毕矣。”他还认为“今议防海之器，似水雷亟宜讲求”。他建议由福州船政局学造水雷，“如其有成，则海防固而费亦可节也”①。接着，左宗棠又写信给总理衙门，就丁日昌议海防的条陈表示赞同其“沿海择要修筑炮台”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西人重城池，不如重炮台”②，再次陈述了炮台在沿海防御战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此后左宗棠在任两江总督和督办福建军务期间，都非常重视对沿海要隘的防务设施进行修整充实，主张于“各处均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③。
中国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如何才能统一与协调沿海七省的海防，这是清政府长期不予关注与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兴起的“海防之议”中，这个问题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左宗棠作为非沿海、沿江内地督抚中唯一参与议海防者，提出了他的看法：“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燕、齐及孤悬各岛，凡可收船寄椗之处，均宜逐加察勘而预为之防，固也。然后七省同筹，则只此一海，如人之一身，有气隧、血海、筋脉、包络、皮肉之分，即有要与非要之别。要处宜防宜严，非甚要处防之而不必严可也。天津者，人之头项；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项、要脊，皆亟宜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驰也。此处则视如髋髀，然谓者无足爱惜，固不可；谓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①这种“合七省同筹”、重点设防的观点是可取的。随后，左宗棠又就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中“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②的条陈指出：“洋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有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议论纷纭，难言实效。必由乎此，不可不慎也。”③左宗棠不同意分洋设防，这固然与丁日昌设三洋提督以发展海军的主张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左宗棠所担心的“畛域攸分”的后果也不是没有道理。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分别任李鸿章、沈葆桢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后，李鸿章独揽海防经费，专意于北洋，致使南洋大臣沈葆桢在光绪四年（1878年）发出了“派定南洋海防经费，若仍悉数解归北洋，似臣博让之美名，而忘筹防之要务”①的不满之言。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左宗棠鉴于福建海军已失的严重情况，原想得到南北洋大臣的支持，由他们各派数艘军舰援闽，但北洋大臣李鸿章掌握的北洋海军却拒不南下，南洋大臣曾国荃控制的南洋海军也借口海路受阻而“遇敌不前”。统一海军指挥权已是刻不容缓。左宗棠等人遂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议海防的条陈中，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新见解：“海防无他，得人而已。今欲免奉行不力之弊，莫外乎慎选贤能，总提大纲，名曰：‘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曰：‘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界以选将练兵、筹饷、造船、制炮之全权，特建衙署驻扎长江，南拱闽粤，北卫畿辅。该大臣或驻署办事，或周历巡阅，因时制宜，不为遥制，另择副臣，居则赞襄庶务，出则留守督工，权有专属，责无旁贷，庶成效可立睹矣。惟此大臣任大责重，必品望素著，深通西学，为中外倾服者，始可当之。”②清廷对左宗棠的这个奏折非常重视，慈禧太后发布“懿旨”称：“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訢著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总理衙门等“遵旨会议海防”，且对左宗棠等人的奏折“公同阅商”后，在复奏中认为：海防“不外练兵、筹饷、用人、制器数大端，而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左宗棠谓宜设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海部大臣，驻扎长江；穆图善谓海部宜设天津；吴大澂谓宜在京师设水师总理衙门”；“臣鸿章前次复陈折内，亦有或设海部，或设海防衙门之议。此次臣等会同商酌，窃谓自沿海设防以来，亦尝立船厂，设机器局，制造轮船、枪炮，历年既多，所费甚巨，未尝不收效一二，而缓急究不足恃”。其原因一是经费不足，二则人才不出。“筹饷、选将二者，如此甚难。臣等再三斟酌，如左宗棠所称海军宜立十大军，穆图善所称海军宜区四部，杨昌浚所称水师宜设三大支，臣鸿章亦奏宜设水师四支，皆为统筹全局起见。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自可日就扩充。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稍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①尽管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的结果是定下了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的调子，但左宗棠一贯主张的在海防中须统一指挥权的主张还是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清廷所采纳。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885年10月12日），“总理海军衙门”的正式成立，表明清政府在对待设立一个总揽海防的机构问题上有了清醒的认识。
在左宗棠的海防思想中，他把“民为邦本”、“民得所养”视为巩固和加强海防的“根本”。他说：“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为急”，且水利与海防互为表里。他指出：“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就必须大力兴修水利，“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民得所养”，只有“民心定，民力纾”并“更得精力利器辅之”，才能“折骄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关系国计民生，亦实海防根本”①。
左宗棠提倡在海防建设中兵民联合御敌，强调沿海民间武装“渔团”是“自卫身家”、“而御外侮”的组织，反对清政府内部屡起的对渔团加以裁撤的动议。他指出“近日浙江、福建均仿办渔丁保甲，似渔团之有益无损，所见佥同。……而海上新闻纸传播，竟称江南练得渔团二万余人，外人颇为震惊。若令一旦议撤，不惟见诸实效者为可惜，今并虚声而无之，良可惜也”②。他还亲自组织并校阅渔团，认为“以战以守，均确有把握”③。
左宗棠的海防主张，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海防思想，也推进了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于俄国侵占伊犁和日本侵略台湾，中国的西北边塞和东南沿海几乎同时面临着危机的局势。塞防与海防之危接跑而至摆到清政府面前。对待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撤塞防而专重海防，强调两者相较，“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建议停撤塞防经费以“匀作海防之饷”④。可以称之为片面海防论。湖南巡抚王文韶则主张“以全力注重西征”，强调“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履霜坚冰，其几已见。今虽关内肃清，大军出塞，而艰于馈运，深入为难。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①可以视之为片面塞防论。李鸿章、王文韶固然分别陈述了海防与塞防各自的重要性，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偏执一端却是错误的，尤其是李鸿章公然主张放弃新疆，这只能是误国之论了。左宗棠评析了这两种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继之，他针对“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等论调指出，“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他还就论者又谓“宜以全力注重西征”的观点指出，此乃“于边塞情势容有未审”所致。在左宗棠看来，王文韶侧重塞防以保东南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李鸿章专重海防而摈弃塞防的主张则是更不可取。他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①据此，史学界常把李鸿章与左宗棠议论海、塞防的争论称作“海防与塞防之争”，这是不恰当的，而比较准确的表述应为：“片面海防论与海防塞防并重论之争”。左宗棠虽身处西北，仍不偏废东南海防。他说“西事安危，尚不过一时之计；而轮船则控驭西海，实国家久远之规，彼此相形，情形迥异也。”②他对于福州船政局在巩固海防中的作用寄予厚望，认为：“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③在前述关于海防、塞防的奏折中，尽管他在陈述塞防的重要性方面着墨较多，但仍就海防建设中购造轮船、枪炮、守具，修建炮台和水陆练军等问题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所以，不能把左宗棠仅仅说成是一个塞防论者。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的“片面海防论与海防塞防并重论之争”，反映的是他们如何对待国家总体防御体系问题上的争论。在这次争论的过程中，左宗棠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在左宗棠的塞防思想中，他十分看重新疆的战略位置。他认为：“立国有疆，古今通义”。“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戒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他从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吸取了重视地理环境和观察“方舆形势，视列朝建都之地为重轻”的观点，认为清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蒙古依托新疆，“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他阐述了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他特别指出“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中国所面对着的是虎视眈眈的沙俄侵略者，且“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若新疆不复，局势难以设想，“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①他把规复新疆同保蒙古、卫京师联系在一起，充分说明了塞防的重要性，也是他决心规复新疆的思想基因。
左宗棠把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②作为其塞防思想中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并把“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③以及“筹饷”、“筹粮”、“筹转运”视为规复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证，也才有了这样的塞防思想体系。于是，“大军西征，如飞如翰，自秋徂冬，挚回疆全境还隶职方”④；“强邻或鹰化为鸠，或坯户而蛰，声实俱壮，汉唐以来未尝有也”⑤；“即劳烈而论，已足光垂史牒；若夫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①的壮观场景出现了！
底定南疆后，左宗棠的心情格外激动，他即兴写道：“兹当西戎即叙，海宇澄清，而此乐不可复得。尽瘁以仕，纵赋归来，访旧亦多陈人矣，可胜慨叹。……青眼高歌，是在诸少年人矣。”他对海防与塞防并重思想所带来的“西戎即叙，海宇澄清”的硕果颇为满意。
八年之后，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抗击法国侵略第一线的福州，阅读了为“海内士大夫争相传诵”的《林文忠公政书》，他在所作“叙”中不仅表示了对林则徐的敬仰“而不能已”之情，而且决心象林则徐那样保国抗敌。他说：“宗棠荷三朝知遇，屡膺重寄，自维服官临民之际，未能希踪先哲。今老矣，属以法夷构衅，海疆多事，莅公桑梓之邦，亲历各海口，见公所建炮台，形势扼要，证以是书所云，益叹公忠诚体国，独有千古。然则公之传固不必以是书，而是书已足以传公矣。小迫促索叙，谨缀数言付之。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更严，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彷佛湘江夜话时也。”确实，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厚望，他在中国近代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斗争中的表现，正是继林则徐之后又一位值得颂扬的民族英雄！
⑤ 《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88 页。
① 《〈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4—275 页。
② 《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7—68 页。
①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 3 册，第 63、61 页。
②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2 册，第 279 页。
③ 史学界对“水师”、“海军”两个词的使用有分歧意见。此处所称“近代海军”以其主要采用轮船为标志。
④ 池仲祐：《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8 册，第 481 页。
⑤ 池仲祐：《海军实记》，《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 175 页。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至五二。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五。
③ 《派员援台并会商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至五二。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页二三。
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六。
① ［清］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七，页五二。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第 227 卷，第 9731 页，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①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 58—59 页，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
① 《出省勘收水利工程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一二。
② 《时务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80 页。
③ 《校阅渔团回省日期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四二。
④ ［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二○。
① 《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九九，页六○至六一。
① 《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88—192 页。
② 《请敕闽省的拨船经费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351 页。
③ 《答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五四。
① 《尊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701—702 页。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④ 《湘军刘总统禀克复南路西四城全疆肃清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0 页。
⑤ 《刘道璈禀在籍迁延未能及时来营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3 页。
① 《湘军刘总统禀克复南路西四城全疆肃清由》，《左宗棠全集》礼件，第 402 页。
② 《〈睢阳五老图〉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7 页。
① 《〈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4—27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