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善于讲求“用兵之道”。这也是他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
左宗棠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向来主张“规摹局势，先后缓急”①。还在浙江镇压太平军之际，左宗棠便“亲履行阵，于军情、贼势、地形刻意讲求，颇有所悟”②，从而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其战略意识不断成熟。在镇压捻军和陕甘回军时，他的基本战略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他指出：“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因此，他主张先进剿捻军，然后镇压陕甘回军。他还认为：“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③这就是说在镇压陕甘回军的过程中，以进兵陕西为先，然后进取甘肃。当阿古柏匪帮侵入新疆，俄国又派兵占据伊犁后，左宗棠积极“筹布出关大略”，认为：“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①他还指出对新疆局势应“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②。左宗棠制订收复新疆的战略计划正是在认真“规摹局势”后作出的。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③因此，“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著手。”④“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⑤这样，先攻北疆，次取南疆，然后索还伊犁，形成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正确战略思想。
在进行战争的战略策略方面，左宗棠主要强调了“布置后路”、“缓进急战”两个方面的问题。左宗棠一贯主张布置和严防后路，以便前线军队能够长驱直入，无后顾之忧，层层推进，稳扎稳打。他在浙江同大平军作战时说：“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①他在进兵陕甘的过程中也说：“凡战事总须严防后路，最忌一泻无余。”②特别是在收复新疆的用兵谋略上，左宗棠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方面的思想。他在玛纳斯南城既克，北路一律肃清的情况下，认为“官军方图下兵南路，扫荡而前，北路所宜筹者防，南路所宜筹者剿，大致判然。……主剿之军，步步向前，步步顾后，克复一城一堡，即宜分兵驻守，要隘冲途，均须设局防护，以通运道而速文报。程途愈进愈远，兵力愈分愈单，其不得不预筹增调以为之备，固也。”③正是鉴于底定南疆路途遥远，保固后路更加困难也日趋重要的特点，左宗棠一再强调指出：“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其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譬若兵器，丰其本而锐其未，锋芒自无顿挫也。”④他还指出：“实则用兵之道，前进必须先固后路，坚扼乌垣等处关键，庶规取南路得以一意驰驱，论功固无防剿之分也。”⑤
“缓进急战”是左宗棠总结出来的颇为有效的用兵策略。所谓“缓进”，就是在战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部署；所谓“急战”，就是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速战速决。左宗棠说：“自办军务以来，拿定主意，宁肯缓进，断不轻退。”①这表明他不同意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的做法。他在收复南疆的战略准备方面可以说有独到的见解。刘锦棠率军于光绪二年（1876 年）秋克复乌鲁木齐之后，认为已基本肃清北路，从而主张急于出师南路，拟进兵事宜8 条，请左宗棠批复。左宗棠指出：“以见在局势言之，则今年万元进兵之理。总统新病甫愈，将养复元尚须时日，所部患病甫痊者亦多，非缓养不可即戎，一也；玛纳斯南城未复，助剿之军未能归营，二也；蜀军、嵩武转运军粮于药未能加以迫促，三也；古城采运不能迅速，民车民驼既经周守迫压从事，人多逃散，见难招致，而伏贼四出，劫掠频仍，人皆视为畏途，该总统前存之粮尚未运竣，后采之粮凭何转挽？四也；节届大雪，冰凌载涂，南进之后战事、运事均难着手，而人马已形困瘁，五也。思之，思之。察看情形，通筹利病，进兵之期非俟明岁春融不可。天时人事皆显而易见，智勇所不能违。”从左宗棠的这段批文内容来看，“缓进”即做好准备和部署要充分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投入战场的兵力和将领的状况，需要经过养精蓄锐，然后才能发动下一个战役；二是要集结优势兵力配备和补充好军队的武器弹药和粮饷；三是应详察天时地利，根据自然气候的变化选择有利的进兵时机。“惟进兵虽俟明春，而目前应办之事必应迅速办理”，“如此则明岁春融师期不致再误，而局势仍以缓进急战为义，可以制胜矣”①。左宗棠重视与强调“缓进”，意在为“急战”做充分的准备，一旦准备得当，时机成熟，便“取急风雷雨之势”②民因而他把“缓进急战”视为克敌致胜的法宝。“急战”是吸取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讲的“速战”主张，强调在“缓进”的过程中速战速决。
春秋时期的兵圣孙武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③“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④孙子这种兵贵神速，以速战来解决战争的战略思想颇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和汲纳。左宗棠既继承这一思想的合理因素，又针对用兵新疆地域广袤、行程较长的特点，根据自己多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在缓进中求速战的战略思想，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的“战略方针”⑤，同左宗棠的“缓进急战”主张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左宗棠能够成功地完成收复新疆的壮举，可以说是他“缓进急战”策略思想的实践结果。他自己也总结说：“南疆底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万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者之用兵。”①
左宗棠用兵之道所坚持的原则是一个“慎”字。他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希望“诸君其勉之又勉，毋以逆耳置之。”②左宗棠在督率军队行军打仗的过程中，无论在制订和实施战争谋略，还是在运用战术方法方面，都尽量做到“慎之又慎”。③他指出：“打仗是过硬的事，一分乖巧著不得。”④他尽管对收复新疆抱有充分的信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却仍怀抱慎重的念头，强调在执行战略的战术安排上应重视敌人，认为“如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西事或犹可为耳”⑤。“贼势虽甚衰弱，然悬军深入，不可不倍加审慎，能劲气直达，而又后顾无虞，庶免差错。”⑥左宗棠还常常告诫部将即使在胜利在望之际，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忌骄傲，务必谨慎。他反复指出：“惟事到将成，尤宜加意稳慎。须饬诸将勿争功好利，致有贻误。”⑦“南疆勘定有期，幸稳慎图之为要。”⑧“官军即会攻喀什噶尔，兵力足资分布，大功告成为期定当不远。惟屡捷之后不期骄而自骄，当时以此申做所部，勿忘敬慎之义。是为至要。”①“功到垂成之际，更宜小心，随处随时详审周密，庶免疏虞。‘慎’之一字，彻始彻终，不可忘也。”②左宗棠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很少失误，当归因同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慎以图之”的原则。
在左宗棠的戎马生涯中，他逐步由独当一面的领兵将领发展成为统帅一方的军政大员。他作为一名将领，在战略战术的谋划方面要亲自过问，正如他所说：“臣自咸丰十年忝任军寄，军中事无巨细，均出亲裁。营务人员非别将一军，独当一路，遇有军事，皆须咨禀而行。”③但他成为率领各路大军的统帅后，则主要对战略计划和策略予以确定，并对进兵战术提出建议，而把战役的指挥权和战略、战术的具体实施交给前敌将领负责。左宗棠认为：“军事胜负，难以预决。然必彼此互相知照，战状毫无虚饰，庶主兵者得以随时布置，克协机宜。”④因此，在进军新疆时，“其前路进止机宜，已面授总理行营营务处西宁道刘锦棠，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⑤。他还强调：“兵事无遥制之理，缓急之宜，分合之用，惟该总统相机酌之。”①这表明左宗棠并不是揽权独断、我行我素的武夫，而是一个善于用将的高明军事统帅。他认为战略的制订并非难事，关键是怎样去实施战略目标，如何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对于两者的关系，他的阐述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指出：
“至用兵之道，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儿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只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臣自忝预军事，至今阅时颇久。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只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算”及“每一发兵，须发为白”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贼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惟过则归己，功则归人，以策后效，以励将来，可常胜而不败。盖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所部饷需计之已深，故随事随时泛应，而可期其曲当也。若以此骤加之别部，行之异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挚人手足，令其搏斗求胜，不能尽人之长，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两负。此可见遥制之难矣。”
左宗棠不仅于此重申了其善审机微和慎之又慎的主张，而且着意阐述了兵事“断无遥制之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前敌将领的才能。左宗棠“精择出关之将”，选用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处事务，目的也在于此。他在谈论营务处的作用时说：“军中以营务处之权为重，而委任之意却难尽同。……大抵营务处之设，有隆其事寄者，亦有等诸虚设者，得其人则崇其事权，虚衷委任可也；不得其人则躬亲经理一切，战事则与各统将谋之。取其更事多、阅历久，任事之人即论事之人，尤无隔阂之可虑也。”②刘锦棠恰是得力的人选。左宗棠称赞刘“英锐果敏，才气无双，近察其志虑忠纯，尤堪重任。现令率所部老湘全军从征，并委总理行营事务，俾随征各营得有禀承，庶资展布”③。他委刘锦棠以前敌全权指挥权，强调：“师期迟速，一听该总统酌定，本爵大臣阁部堂不为遥制。”④刘锦棠也未负左之厚望，“每战身先士卒，忠勇奋发，独出冠时”①。他在率军进击南疆阿古柏匪帮的战斗中，“筹策之周，赴机之速，古今未尝有也”，以致左宗棠在肃州大营“一俟接到贵京堂详细续报，红旗驰报，仰慰宸廑”②。左宗棠在督办福建军务令王诗正率楚军援台时，也嘱其到台后可根据“军情瞬息千变”，一旦“机会可乘”，要“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③。
左宗棠在用兵的过程中非常讲求阵法，其中最典型的是采用了孙武的“常山率然”之阵。孙武说：“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④左宗棠指挥收复新疆的战斗中，正是从古之“常山率然”的阵式中汲取养料。结合新疆地方的山川形势，排布用兵法式，屡屡获胜。他曾这样描述道：
“自肃州、嘉峪关以抵吐鲁番，自吐鲁番托克逊以抵库车，皆防军也。自库车至阿克苏、巴尔楚克，为且防且战之军。自巴尔楚克、玛纳巴什以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则主战之军。常山率然势成，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卷舒，将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贯之象。”①
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观的战争场面就这样布置起来了！
左宗棠在战术的确定和应用方面主要采取了“分道进捣”即分进合击的方法。他在进剿捻军时，认为应当“视贼之所向，随时随地分三支，一拦头，一击尾，一横截”②。左宗棠在用兵陕甘和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也分别使用了“三路平回之策”和“三道并进”的进攻战术，通过分进合击，互相呼应，以实现“终归于合”的目的。他指出：“曾文正、胡文忠曾力主兵不宜分之说，虽老成慎重、阅历有得之见，然弟每与之争，谓当看贼势轻重，贼踪整散因而定计。又必择能当一面者分任，然后有分兵之益而无其弊，若守定不分之义，亦未免坐昧机宜，攻吐鲁番必两面下手，虽系暂分，终归于合”。③因此，他指示刘锦棠说：“明春进兵，以道路远近计之，大约嵩武军先进，蜀军次之，湘军暨马步各营乃鼓行而前，仍应由该总统先约师期。盖以三道井进，须克期会集，非数千里外所可遥制。”④攻占吐鲁番、达坂、托克逊三城后，左宗棠又认为下一步“分道进捣喀什噶尔，及嵩武进规叶尔羌、和阗，安远军进驻库车、拜城，均合机宜。”⑤左宗棠提出分兵进击的战法，恰是以三支力量相对强而有力的军队，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以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其要取得的结果是“克期会集”、“终归于合”。对左宗棠的这种作战方法，杨昌浚曾评述道：“其行军也，分三道并进，使诸回各自顾，莫相应援，而后出奇以挠之，蹈瑕以攻之，招降以携之。当机决策，因应无穷，而胜算乃独操矣。”①
在左宗棠的“用兵之道”中，他把军队的后勤供应问题看得十分重要。首先，左宗棠强调了后勤工作中的三要素为“筹饷”、“筹粮”、“筹转运”。他认为在西北地区作战，“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②。因此，他每在筹画用兵方策时都事先把这三件事办得有着落才可放心。他还进一步指出：“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古今不易之局。而采粮、转运两者，尤非实饷到手，无从筹办。虽有良将，不能点铁而成金；虽有神兵，不能煮沙以当粥。迨军士因饥致溃，伍籍空存，搜括民粮以为食而民亡，强募游手以充兵而兵废，卒至战不能战，守不能守。”③其次，左宗棠阐述了后勤工作对实施用兵方略的重要关系。他指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千钧之驽，必中其机会而后发，否则，失之疾与失之徐，亦无异也。”④再次，左宗棠认为对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应与前敌将士一视同仁，“一体论功”。在左宗棠看来，“转馈之功，岂出于战伐下哉”①。因此，他强调指出：“转运、采办各局，遍地设立，非实心奉公、廉能耐苦之员，不足以胜繁剧而任艰险。然有志之士，无不争赴前敌军营，以图自效，至于后路差使，翻党委任乏才。臣因多方激励，许以经理无误，当与前敌一体论功，而后鼓舞奋兴，军用无缺。”②所以，左宗棠在每次褒奖“打仗出力”的将士时，也对那些“不避艰险，设法运解”军火、军装、军粮的“著有劳绩”人员“一律奖叙，以昭激劝”③。他还认为“于前敌将士保案宁从其薄，而协解之劳未敢或忘者，亦义在则然也”④。这种注重加强后勤保障的主张，对于前线的作战是有利的。
①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8 页。
② 《复奏筹画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37 页。
③ 《敬陈筹办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372 页。
①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3、177 页。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
③ 《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1 页。
④ 《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
⑤ 《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21 页。
① 《复奏驻军开化马金街正可兼顾衢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27 页。
② 《答陈舫仙》，《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二，页五一。
③ 《请裁汰北路征军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577 页。
④ 《西宁刘道禀乌垣克复急宜进攻南路应办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73 页。
⑤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1—392 页。
① 《复仲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9 页。
① 《湘军刘总统禀病痊筹议进兵南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84—385 页。
②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3 页。
③ 《孙子·九地篇》。
④ 《孙子·作战篇》。
⑤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0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① 《与孝勋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04 页。
② 《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67—168 页。
③ 《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67 页。
④ 《答刘峙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页二八。
⑤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七。
⑥ 《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九至十。
⑦ 《雷提督正绾等禀全剿峡口获胜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17 页。
⑧ 《湘军刘总统禀攻克达坂城擒获安集延夷人押解肃州监禁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9 页。
① 《湘军刘总统禀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3 页。
② 左宗棠《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6 页。
③ 《复陈定边安定失陷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4 册，第 329 页。
④ 《巩秦阶张道瑞珍禀请兵援剿甘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33 页。
⑤ 《会报抵兰出塞日期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20 页。
① 《总统湘军西宁刘道禀筹办防剿各情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71 页。
①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8 页。
② 《湘军刘总统禀周道汉闻赴回籍请遴员接办营务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8 页。
③ 《请敕两江迅解老湘全军月饷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330 页。
④ 《湘军刘总统禀攻克达坂城擒获安集延夷人押解肃州监禁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9 页。
① 《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5—416 页。
② 《湘军刘总统禀克复喀什噶尔叶尔羌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7 页。
③ 《派员援台并会筹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至四四。
④ 《孙子·九地篇》。按：常山指恒山，是五岳之北岳。
① 《剿除沙雅尔逆回分道进规喀什噶尔各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801 页。
② 《与李少荃宫保》，《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③ 《与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一四。
④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3 页。
⑤ 《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6 页。
① 《平定关陇纪略序》，《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 3 册，第 244 页。
② 《料理西征就绪即行赴京陛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761 页。
③ 《请敕各省力筹协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4 册，第 97 页。
④ 《金军未能迅速出关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473 页。
① 《答刘岘庄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
② 《请奖各项差使出力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134 页。
③ 《遵保南路官军出力员弁勇丁暨采运制造各项差使人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141—142 页。
④ 《答刘岘庄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