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军，乃可经武”①，是左宗棠治军思想的重要体现。“练兵”，是治军的关键。左宗棠说：“用兵最贵节制精明，临阵胜负只争一刻工夫。譬如在家读书、作诗文、习字是平时治军要紧工夫，而接仗不过如入场就试耳。得失虽在一日，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②他强调了平时练习本领在治军中的重要地位。左宗棠对练兵的内容作了这样的阐述：
“训练”二字不可偏废。练其技艺，一可当十，到临阵时自然所向无前。至兵下列名行伍，将来功名官职未可限量。做官要想如何始能成一好将，当百姓要想如何始能成一好人，日日存一向上的念头，要好的心思。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不可不随时讲究，心中明白，自然作事不差。将官时以此训其千把外额，千把外额时以此教训兵丁，则人人知道理，有志气，乃是第一好营头，不在吃朝廷钱粮也。
这是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78 年）督办新疆军务时说的一段话，它含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对军队要“练其技艺”，即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其二，对官兵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即从封建政治教育的角度使将士“知道理，有志气”。特别是关于后一层面的涵义，左宗棠更为重视和反复进行阐述。他说：“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之故也。”①“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②
应当指出，左宗棠以治心学来治兵，即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武装官兵的思想，这在对付以荷枪实弹的外国侵略军时也不能不说是行之有效的。诚如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所指出的：“阅刘锦棠所行，俄官文稿声口似涉粗率，然据理辩论，亦不得不尔。与外人交涉，当强者不可示弱。屡接各将领信，均言军威之壮，西域种人实为震慑，甚且谓其能飞。向之以枪炮队称雄者，皆嗒然若丧。盖不明练心、练胆之术，而但侈器之精、技之长、阵之整，固有时而穷此矣。此次天威震荡，足令西域闻风胆落，惟威宜养而气不可屡洩”③这说明在近代战争中，武器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人的因素也不能不说是更为至要的。在晚清以装备洋枪洋炮为特点的军队近代化过程中，楚军能够屡战不殆，且特别能打硬仗，的确体现了左宗棠所强调的“练心”、“练胆”、“养气”的作用。
同样，左宗棠对加强军事训练的重要性也有足够的认识，且揭露了清军在“练兵”中的腐败之处。他指出：“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勤与不练同。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习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样，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省标尚有大操、小操之名，届时弁兵呼名应点，合队列阵，弓箭、藤牌、鸟枪、抬枪次第行走，即毕，散归不复相识；此外各标营则久不操练，并所习花法，所演阵式而忘之矣。水师战船失修，朽腐殆尽。将领巡洋会哨，但有文报而无其事。遇需巡缉，辄雇民船代之。弁兵无船、炮，无以练习，名为水师，实则就岸居住，一登海船则晕呕不堪，站立不稳，遑云熟习沙线，惯历风涛。设遇有事，奚望其有万一之幸乎？是则练兵为救时之急务矣！”
左宗棠还认为自同治初年在直隶军额之绿营兵内挑选士兵仿湘军营制加以编练的“练军”，是空有其名，并无其实。他指出：“方今制兵之不足用，由于饷薄而兵不能精，亦由营伍习气已深，骤难更革。承平无事之时，制兵徒供差遣。千、把、外、额按缺递升，副、参各员，专讲应酬，何知战阵？一旦令当前敌，所用非其所习，纵令壮健过人，而阅历未深，难免仓皇失措。”“是虽有练兵之名，究难睹练兵之效。”因此，他建议将“营伍习气得以蠲除，未经战阵之兵丁得久经战阵之将并节制训练，倡其勇敢之气，亦将争白濯磨，日有起色矣”。左宗棠则亲自对省标各营严加训练，身赴校场，校阅战阵，观看连环枪炮、喷简等武器的施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期于有勇知方，以收实效”②。然而，能够像左宗棠这样身体力行地对军队严加训练的军政大员在晚清军事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在左宗棠的治军主张中，他所坚持的一项原则是“整齐队伍，严明纪律”。③他一再强调“驭军之道，纪律为先”。④他在创建楚军时即仿曾国藩的《湘军营制》制订了《楚军营制》，并“自成师以出，无日不以此申儆各营，亦无日不以此为课程”，认为“近来兵事稍稍顺利，其得力亦颇在此”。⑤他在总结江南大营于金陵溃败的原因时说：“近观金陵局势之坏，不在无健将劲兵，而在军无纪律及队伍不整之故。本京堂恩力矫其弊。”⑥于是，他反复告诫部下将领须恪守军纪。他在给部将王德榜的信中说：“军律难整易坏，断宜随时加意约束，务恳严饬营、哨各官，自相稽察，不可稍事徇隐。”①他又致函高连升说：“军律却须切实讲求，不可因闻谤而生愤。请饬诸营、哨加意整理为要。”②左宗棠还强调用严明的纪律对官兵加以约束，以处理好军队与地方、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他指出：“行军最要纪律严明，方期军民相安，诸事应手。否则处处皆荆棘，一步难行也。”③此外，左宗棠在督办陕甘军务和督办新疆军务时曾分别在给“恪靖”前路统带官刘端冕、总理西征军营务处刘锦棠的指示中说：“前檄该提督等申明纪律，除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如敢故犯，准随时军法示惩。盖不但目前整军勘乱之计，亦所以销弭异日怨毒隐伏之根也。”④“进规南路应剿者陕甘叛回（按指白彦虎）、安集延夷兵耳，积年叛弁耳，此外缠回及先附贼而后反正者均应宽贷，亦天理人情所宜。所部各营均知法度，老湘风气尤冠一时，此次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⑤左宗棠把严整军纪提到了“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表明他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在总结收复南疆的经验时说：“此次官军进征，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完善如初。”⑥这固然不免有夸张之意，但较之当时各支清军军纪败坏，四处烧杀奸掠的情况，他所督率各军的纪律严明确实是很难得的。
左宗棠还主张裁撤冗疲和庸劣将弁兵丁以整军。他认为“兵之应亟汰者四：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烟之兵，虚名占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此皆无所用亦不可练者。外此各标协营听差、传号、书识各名色不与操练之兵，实为军政之蠹，亦应酌量裁减，以实行伍。约计应汰之兵至少不下四成余。兵既减少，则员弁亦可酌量裁并，所裁之廉俸、薪乾亦可留养练兵。大概挑留可练之兵五成有余，即以裁兵四成有余之饷给之，饷、米并计，守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战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数钱。日用足敷，无须别营生业，自可聚居勤练，而免散漫荒嬉之弊。”①对于清朝绿营之弊端。左氏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当时绿营兵有 60 余万人。人数虽多，却并无多少战斗力。这一方面由于训练荒废，另一方面则缘于兵多饷缺，以致出现了冗疲充斥的局面。按绿营营制，守兵月饷银一两，战兵月饷银一两五钱，但实际上由于“库款告匮”，士兵“每月仅获半饷”。这样，“每兵所得月饷，不足供一人十日之食，余二十日则悬釜待炊，衣履无出”，“如是少壮者不愿入伍，而入伍者多老赢疲弱，穷无所归之人。其市井之徒，或挂名册籍，以小贸、佣工为本业，而以余暇应差操”②。因此，左宗棠提出了裁撤绿营兵四成以上的建议，以力矫其弊。他对时论“以兵改勇”的呼声表示赞同，但又表示不能“借以兵改勇各色为开销实饷地步”，防止出现“兵饷虽加，仍无实际”的结果。他认为应在“以兵改勇”之际对军队加以整顿，指出各省之兵“相沿既久，军营恶习太深，将弁只知当差赚钱，兵丁只知吸烟、赌博、诈索陋规，于打仗、守城诸事毫不得力。……此时以兵改勇，必先将行伍积习一律划除，从新整顿，方期实效。而欲兵勇得力，必先将管带之营哨各官逐一挑选，务得其才。不必定用本标副、参、游、守、千、把、外额办事管饷，办文册不准仍用营书队目。惟责令营官选哨官，哨官选十长，十长选兵丁，方期选募训练一气呵成，渐得以兵改勇实效”，“必期一兵得一兵之用”①。左宗棠还认为：“武营习气太深，整饬不易，其庸劣不职者，应即随时参劾，以肃戎行。”②他一经发现不称职官弁，即随时予以革职。左宗棠在筹划进军新疆之际，除精挑出关之兵和精择出关之将外，还主张对金顺等“虚拥多营”、“坐食迁延”的情况加以整顿，并上奏清廷请敕金顺能“深思兵贵精实之义，汰去虚冗疲乏将弁兵勇，归并成营”，这样才能够“制胜有权，免贻异日之悔”③。
此外，左宗棠注重对将士勤苦耐苦作风的培养，强调“治军者知以习劳戒逸为教”。他指出：
“楚军所至，皆于战阵余暇务屯垦，勤树艺，筑城堡，兴水利。凡民力不逮者，均师人代之，工竣薄给赏犒以酬其劳，而省官钱无数。……可见治军者知以习劳戒逸为教，恤民勤事为心，其军必可用，于国事必有济。①防营无事，修筑城堡，开耕荒地，差操之余种菜栽树，以习劳练其筋力，以作苦范其心思，胜于坐食嬉游多矣。……本大臣爵阁部堂积苦兵间，所至皆以此为务，而所部亦自成风气，无敢扰累百姓者。②臣之度陇也，首以屯田为务，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营设卡；附近营卡各处，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自臣以下至营哨各官，于驻营之地，日巡行省视，以劳来而劝勉之。……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至所属蜀、豫、淮各军，则固未能一律绳之。”③
这些言论既淳朴又感人，集中体现了左宗棠在整军方面确有与众不同的特色。
值得称道的是，左宗棠能够自觉地与将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则，诚以待下，廉以率属，从而鼓励了士气，使整军经武得以可靠的保证。他在家书中说：“军兴既久，饷绌日甚，我军欠饷三月有余，刻忧饥乏，有时事机必赴而运掉不灵，无如之何。幸诸将士相从日久，知我无丝毫自利之心，尚不至十分迫索耳。”①“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恐先世所贻余福至吾身而折尽耳。”②“我在军中，作一日是一日，作一事是一事，日日检点，总觉得自己多少不是，多少欠缺。”③“带兵五年，不私一钱；任疆圻三年，所余养廉不过一万数干金，吾尚拟缴一万两作京饷，则存者不过数千两已耳。”④他还在上奏时指出：“臣之驭军，别无才能权智，所恃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行之既久，湖湘子弟习而安之，虽欠饷积多，尚无异说”，因此在远征新疆之际，“将士闻臣荷新命，多赴兰州自请随征出塞者”⑤。于此可见，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德高望重、业绩卓著的军事统帅，正是他砥节励行的结果；楚军之所以有较强的凝聚力，且治军效果显著，也得益于左宗棠的身先士卒。
① 《答金和甫》，《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二五。
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6 页。
③ 《督标中军尚副将兆嘉禀阅过督标等营春操事竣并境内得雨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5 页。
① 《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四○。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五。
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
① 《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24—125 页。
① 《复陈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758 页。
② 《校阅省标各营官兵春操事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26 页。
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④ 《请将营官杨政谟等革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90 页。
⑤ 《李副将金旸禀驰抵江省并拔营赴剿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9 页。
⑥ 《李副将金旸禀驰抵江苏并拔营赴剿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9 页。
① 《与王郎青》，《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六七。
② 《答高果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二八。
③ 《丁提督贤发禀派队护送粮运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12 页。
④ 《刘提督端冕等禀在胭脂沟等处击贼夺获军械辎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46 页。
⑤ 《答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六二。
⑥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五。
① 《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26—127 页。
② 《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24—125 页。
① 《延榆绥刘镇声集等禀请以兵改勇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8—109 页。
② 《请将废弛营务之朱纶等三员革职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 548 页。
③ 《敬筹采粮转运核实支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482 页。
① 《刘镇厚基享请附奖工程人员并卓胜军开拔各情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5 页。
② 《延榆绥谭镇仁芳禀报神木游勇拒捕毙兵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6 页。
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9 页。
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4 页。
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8 页。
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8 页。
⑤ 《杨昌浚如能去浙度陇可资臂助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3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