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①，是左宗棠在概括其建军思想时说的一句话。鉴于清朝八旗、绿营兵业已腐朽、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束伍，即编制军队。戚继光的束伍制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队上为“哨”，“四队为一哨”，哨长辖队长；“四哨为一官”，哨官辖哨长；前、后、左、右四“哨官”为一“总”，“把总居之”②。这样，“把总”成为一“总”的统将。戚继光还对统将的“节制”作用倍加重视，认为：“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③。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把“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实行“南塘束伍之法”④。因此，他在入张亮基幕府后，积极主张编练军队时“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⑤率先向清廷提出将湖南的乡勇按此法加以改编的建议。随后，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所主张的“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①，与左宗棠的见解是相吻合的。接着，左宗棠依照戚继光成法，创行了新的成军规则：“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②。这样，曾国藩受命办理团练事宜后，他编练的湘军恰改造并沿用戚继光的“束伍”之法。左宗棠接令招募楚军也同样采用此法。这就使湘军或楚军较之“官皆补选，兵皆土著，兵非并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铃束”③的绿营兵来说，湘、楚军能“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④，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在左宗棠的建军思想中，他强调把“选将”视为要着。他指出：
“治兵，以选将为要。……兵有强有弱，而其实无所谓强，无所谓弱，视其将领而已。将领得人，则廉以率属而额可足，勤以练兵而技可优，忠义以倡其勇敢之气而胆可壮。否则，兵有轻其将领之心，而怯者亦骄；兵有不顾其将领之心，而骄者仍怯；出队则忧其怯，归营又苦其骄，而兵乃不可用矣。窃以为治兵莫要于选将者，此也。”
于是，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年）招募楚勇时便十分看重营官是否具有“将才”。他所选用的副将崔大光、游击李世颜、罗近秋等 9人，均被左分别认为是“久历戎行，最为勇敢”、“人素勇往，久经战阵”、“技艺优素，人尚朴实”、“朴诚勇敢，深知战事”②可见，左宗棠的选将标准重在精于兵事、勇敢和朴实三个方面。对此，他反复阐述道：“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③。“将领勇则兵强，将领怯而兵弱”④，所以“频年涉历军事，于用人一事颇当留心，大抵贵谋贱勇一说，未可尽恃。盖好谋而成，原是统将之事，未可尽以此望之偏裨僚佐”⑤。“从来兵事最宜质实之人，最不宜浮文巧诈之人”⑥。“大约取人总以诚实为主，多一分文，少一分质，于兵事尤不宜也”⑦。正基于这些认识，左宗棠强调说：“用兵之道，选将为先”⑧；“选将之方，朴谨为要”⑨。“军营兵勇得力，全在将领得人。非勇锐不足以振军威，非端廉不足以明纪律。将材难得，求备固难，然必其质地蠢实，实堪造就，而后可用其长而去其短。”①左宗棠不仅有明确的“选将”标准，而且还有独到的“用将”之方。用将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人才。他在致胡林翼函中说：
“有强将无弱兵，此其征也。……所急者人才也。然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譬之草皆药也。能尝之、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否则必之山而求棒，必之隰而求芋，乌乎可，且乌乎能也！曾涤生尝叹人才难得，吾窃哂之。涤问其故。吾曰：“君水陆万余人矣，而谓无人，然则此万余人者无可用乎？集十人于此，则必有一稍长者，吾令其为九人之魁，则此九人者必无异词矣。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也。”见在湘省所用，皆涤公用之而不尽，或吐弃不复召者。迨湘省用之而效，涤又往往见其长而欲用之矣。然则涤之弃才不己多乎？阁下开口便求将才，谈何容易。然实论之将才虽多，阁下亦未能识，未能用也。……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用人之暮气不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②人才难求，所难在用，用才之难，所难在辨。尝草而后知药性，辨才而后知长短。用人所长，避人所短，方是用才之道。因此，使用将领须从知人善任做起。
左宗棠对刘典的起用正反映了他的用将特色。创办楚军之际，左宗棠咨请湖南巡抚骆秉章将宁乡县候选训导刘典调给他差委为楚军营务处副总领，左认为刘“品端守正，熟习营务，堪资赞画”。后来，左又奏请委任刘帮办军务，指出“治军首重得人，用才贵于善任。同一军也，用之或胜或不胜，则将帅之才否不同也；同一才也，用之或效或不效，则任使之宜否不同也”。“臣与刘典为布衣交，在军中虽有僚佐之谊，欢若弟昆。……臣与刘典共事最久，相知最深。其为人刚明耐苦，廉于而有志节，臣可保其断不负国，断不厉民。其用兵最长于审察地势，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倡勇敢之气。然性稍褊急，有所见必直达其是，亦以此常见件于人。臣尝言之曾国藩，而曾国藩不甚以为然；言之杨岳斌，并奏请帮办杨岳斌军务，而杨岳斌尤不以为然。”①左宗棠重用刘典，使其成为自己的左右手。
左宗棠在用将方面，还强调扬长避短，发挥将之所长。他指出：“人才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②他认为对有功的将官必须破格提拔，以激励人才涌现。他主张“于哨官中拔营官，营官中拔小统领，再于小统领中求大统领，否则破格求才，恐终无济”①。
左宗棠在募兵问题上强调“兵之用在精”。他招募楚勇时，令崔大光等人严格把关，认为“凡勇夫人等，务须一律精壮朴实，毋得以吸食洋烟及酗酒、赌博、市井无赖之徒充数。”②他一贯主张“兵在精不在多”③，要求将领在添募兵员时坚持“挑选精壮，无论南北籍贯”的原则，并格守“兵不可多，饷不可少”的“八字秘诀”。④他指出：
“查营勇病故逃亡，势所不免。然无精壮有根着勇丁挑补，宁缺无滥。本大臣爵阁部堂师行十二省，所部楚勇而外，各省壮丁收录亦多，然必慎简营哨之才，令各就所知展转招致，从不准以无业游手充数，故较之他军尚能得力。若临时随意招添，不暇查询来历，若辈多系游勇营棍，懒惰成性，不守营规，令严则逃，造谣生事，无所不至，尚望其出力那？……其实若就见存入马之数加意简练，率之西行，兵在精而不在多，亦未尝不可得力。”
可见，左宗棠所率之军能够有较强的战斗力，是与他上述建军思想分不开的。
①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03 页。
②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束伍》，卷一。
③ [明]戚继光：《练兵实纪·练将》，卷九。
④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卷一，页一○。
⑤ [清]张亮基，《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三五。
① [清]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页五六。
② [清]骆秉章：《援军将领滥收游勇偾事请旨革讯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七，页六二。
③ 《清史稿》，第 14 册，第 3903 页。
④ [清]王闿运：《湘军志》，第 163 页。
① ［清］骆秉章：《参劾文武各员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一，页五四。
② 《札崔副将大光等招募楚勇》，《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71 页。
③ 《答曾涤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一。
④ 《答福州税务司美里登》，《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一四。
⑤ 《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二三。
⑥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页二七。
⑦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四九。
⑧ 左宗棠：《请催调各路营勇来浙并速发捐输部照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5 页。
⑨ 《请将营官杨正谟革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90 页。
① 《请将参将杨海泰等分别降革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 9 页。
① 《请简派帮办军务大员以资赞助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34—135 页。
② 《答李质堂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四。
①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二。
② 《札崔副将大光等招募楚勇》，《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71 页。
③ 《秦丞国辅禀贼众兵单未便轻进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8 页。
④ 《谭提督玉龙禀请调赴前敌效力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63 页。
⑤ 《札统领卓胜军金提督停募勇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