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饬吏事与“察吏”
吏治的好坏，关系到封建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因此，历代统治者面对着吏治腐败的状况，都对整顿吏治予以关注。然而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恰恰又使得其吏治的整饬难见成效。清王朝自乾隆朝后期起，吏治日趋昏暗。嘉庆初年，曾处理了乾隆宠臣和珅贪污一案，嘉庆皇帝也力图振刷纲纪，但官吏的腐败已成普遍现象，其处理胡齐伦贪污案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即表现吏治整顿乃困难重重。嘉庆皇帝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各省地方官积习因循，稍能守法奉职者，已不可多得。”①道光皇帝也曾采取一些措施整顿吏治，甚至做出节俭的样子，时常穿着打有补钉谓之“打掌”的旧裤子，试图有所作为，扭转颓风，结果也未能使政务有什么起色。道光朝所面临的不过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②的政局，“公卿大夫日以薄书期会相责成，而天下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卮于海表。”①对此，左宗棠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②，主张从整饬吏事入手。左宗棠意识到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的起义与“吏治不修”密切相关。他说：“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此时再不严治好民，慎择牧令，事更不堪问矣。”③“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④因此，他主张：“勘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军政者弭乱之已形，吏事者弭乱之未发也。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浙江吏事因循废弛已久，故大乱随之。……深维致乱之原，于属吏之庸鄙猥诈者，实不觉恨之深而绳之峻。”⑤左宗棠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利益出发，强调对吏治的腐败进行整饬，目的是为了防止天下大乱。这固然表现出左宗棠所持的阶级立场，但他认为整顿吏治为“弭乱之未形”，说明他对社会“致乱”的原因还是有比较深刻认识的，揭露出清朝吏治的腐败成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左宗棠对整饬吏治尽管决心很大，但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对此，左宗棠多有述及。他说：“闽省吏治、军政之坏，由于因循粉饰已久，积习相沿，骤难更易，……一省之大，筹兵则无一卒之恃，筹饷则无一月之储。问守令，则朴于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特别是随着捐官风气盛行，许多人“一经得官，即可兼权子母。入仕之始，即怀苟利之心，取息稍丰，又可为捐升之本。而且委署必计年限，更换多因调剂。其作官也，伊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左宗棠深为“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养为何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为何事，治标之策复失”而感慨，他在上奏中表示了如此心境：“自入闽以来，所见所闻竟有出意想之外者，中夜以兴，罔知攸措。”①他在家书中同样说道：“闽中兵事尚无他，所苦在本地无一将一兵之助，而吏治民风竟颓敝无可下手处。”②“惟吏事则贪庸者多，尚难整理，……是为焦烦耳。”③左宗棠的可贵之处，是知难而进，主张对昏愦、贪庸之官予以革职，对精明、廉正之官给以褒奖，并强调“为治之道，兴利不如除弊，任法不如用人”④，在吏治的整饬中把“察吏”作为如何用人的重点来对待。左宗棠数次上奏主张将那些“年力衰颓，昏鄙不职”而“难膺表率”、“貌似有才，心殊狡诈”而“有玷官箴”、“庸懦糊涂”，“性情乖谬”而“不堪造就”、“才庸识暗，贪利忘公”而“庸劣不职”⑤的官吏革职。他甄别官吏的方法为：“凡属官之贤否，政事之得失，舆论之是非，俱默为存记，时加访察。”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左宗棠不仅革去了一批贪庸之官的职位，而且对那些“为守兼优”、“堪膺表率”、“廉干朴勤”、“舆情爱戴”、“守洁才长”的“官声卓著、政绩昭彰者”力请加以任用，以表明“澄叙官方至意”。①
左宗棠寄希望于“良吏”任政，并亟“求治事之才”。他说：“良吏难得，良吏而兼将材者更难得。”②“维经武之道，丰财居一；理人之术，得才为先。闽省吏治、军政之坏，实均因贫困而起。则治闽之要，首在理财。理财之要，在于修明政事。孟子所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者此也。今欲修明政事，则必先求治事之才。”③在左宗棠看来，清朝的衰败与缺乏人才有关，“偌大世界，能胜督抚者竟不可多得”。④他认为“东南大局，若有实心任事、稍通方略者三数人及早经理”⑤，局势将会对清政府的统治有利。于是，他强调指出：“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任亲贤以择督抚，任督抚以择守令。政事克修，远人自服。”⑥他的结论是：“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斯政举；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⑦可见，左宗棠所遵循的是儒学政治思想中“人治”的观念，把为官之人的道德品行和才干视为吏治好坏的关键。
左宗棠不仅主张将庸劣之官革职和任用政绩卓著者来整顿吏治，而且强调对那些鱼肉百姓、贪赃枉法的官吏雷厉风行地进行惩处，他在处理江苏道员杨坊“因奸致富，又复为富不仁”，“膜视邦族奇荒，不加拯恤”时指出：“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从前在浙经手洋务，往往从中渔利，人所共知。……此次因浙省奇荒，谕令捐米五万石赈恤灾民，竟敢藐抗不遵，委催罔应。”鉴于此，左宗棠上奏“相应请旨，敕下江苏抚臣将已革道员杨坊派捐京米勒限追缴，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以杜规避。”①左宗棠主张“察吏必先惩贪”，他面对贪官污吏充斥的状况指出：“国家好好地方，好好百姓，尽为若辈搅坏，殊深发指。”②他强调对欺压民众的官吏应绳之以法，指出：“朝廷设官，所以为民，当为地择人，不当为人择地。……当留其贤者久任其职，责其成功，加以拔擢，其不肖者重法绳之。”③他主张对“鱼肉缠民，假权作势”者应“收回魁柄，惠此一方”。④他在查处甘肃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一案时指出：“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任内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任查办。”但在查办过程中，不仅该知县的下属们纷纷“设词开脱”，“代为弥缝”，而且作为其上司的巩秦阶道的道台也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表面上以“实事求是自任”，而实际上却是“随俗波靡，于应办各事并无整顿实效，此次委查杨令国光劣迹又漫不加察”。左宗棠不无感触地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绚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致上下相蒙，吏事废弛。若再事因循，不知伊于胡底。兴念及此，实深叹恨。”①于是，他将包庇杨国光的县丞、道台给予记大过处分。
左宗棠在整饬吏事时，主张对陋规严加革除。他指出：“吏事之坏，大部见得而不思义者，实阶之厉。当官而不能持廉，则属吏得以挟持之，丁书得而朦蔽之，层累脧削，往往本官所得无多，而属吏丁书取赢之数且数倍过之。日久视为应得之款，名曰陋规。踵事增加，无有纪极。家肥国瘠，职此之由。究竟攘夺之财，每多意外之耗，蠹国者未必即能肥家，而公家经入之数已不可复按矣？兴言及此，良用慨然。”因此，必须“裁革各项杂项，最为正本清源要图。”②他还指出：“官评以操守为重。属吏馈赠、官价派买与衙门一切陋规不准收受，例禁綦严。晚近以来仕风不正，道府取之州县，州县取之民间，上下交征，吏事遂不可问。……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③左宗棠对查处陋规态度严明，特别是在茶务以票代引的改革中做出了“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查出立毙杖下”④的规定。
左宗棠力主对日趋腐败的吏治加以整饬，他通过察吏即检察官吏是否遵循封建的道德法律，是否有政绩来断定官吏的处置，这对于惩治贪官污吏和奖掖清官良吏从而整顿吏事，是有积极作用的。他主张采用亲自考察和听取舆论相结合的察吏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他“于文武各员性情才识，无不随时详加考察”，对各官“或因公接见，询以吏治得失；或接阅禀详，考其政绩设施；凡人才藏否，舆论是非，具已默为辨别，得其梗概。”①
（二）“训吏”、“恤吏”与为官之遣
如果说对业已腐败的吏治严加整饬和通过察吏辨别是非有助于吏治改进的话，那么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和对其施以体贴亲恤更对吏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左宗棠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他说：“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众，而转移自速也。”②他还说：“知府须知一府之事，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今人但言察吏而不知训吏，但言课吏而不知亲吏，故贤否混淆，而属吏亦无所观感。所谓亲者，不在勤接见、通声气，要有一副恳心肠与之贯注，见善则奖，见过则规，宽其不逮，体其艰苦，则中材自奋者必多，而吏治乃有蒸蒸日上之意。”①可见，左宗棠在主张察吏（课吏）的同时，更强调训吏和恤吏（亲吏）。
在“训吏”方面，左宗棠主张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对官吏“兴教劝学”。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他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引用古人“一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的名言，认为“有怀匡济者必取诸此。”②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 18 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其目的是“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因公接晤时，当即是编相与考订往复，以求一是”。他强调：“学优而仕，往训攸章，未有不学而临民者。近世士夫竞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术早荒；鹜利禄功名，而儒修罕靓。甲科之选已不古若，军兴捐例频开，保叙辈出，宦途日益猥杂。求仕风之进于古不已难哉？”③于是，他试图用《学治要言》训导官吏，使官吏牢记“官必爱民，乃为尽职”④，“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须从民生起见”①，“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②等古训，并希望由此形成“善气所召，休祥应之，造福于民者，已必与焉”③的新氛围。第二，通过对属吏禀详的批答训导官吏。在左宗棠的批札中，他多次在核阅属吏享详时亲加批答，对训导部下提出了剀切的要求。如他在批复临潼县知县伊允侦禀接印视事情形的批札中说：
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却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当引为大戒。因来禀虽是到任例禀，而其中有“东国迂儒”及“自愧疏庸，难膺繁巨”等语，预以无才自命，觉其用心非真也，姑书此箴之。④
在“恤吏”方面，左宗棠以“恤之使可以为善”为出发点，论述了官职高卑与缺分肥瘠的关系。他说：
官职高卑，缺分肥瘠，晚近士大夫所较论者。此不过数十年勾当，若作得数十年好官，干得无数济民利物事业，不强于富贵庸人耶？昔人谓当官无政〔绩〕，便似宝山空回。诚能修职业，时时存一毋负此官之想，则官成名立，位虽卑而品则高，身虽瘠而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卑，禄不必薄乎。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卑，禄不必薄乎。显然，左宗棠不是主张为官者只能为苦行僧，而是强调其不要计较职位高低、傣禄厚薄，关键之处是于出政绩，才不似“宝山空回”。他还主张对官吏体贴关照以鼓励其有所治绩。他在批复陕西绥德州知州成定康的禀文时指出：“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血性男子，遇事不肯放过，不肯随人，固是本色。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适，不致竭蹶。古人云：‘爱其身以有待也’。又云：‘能事不受人迫、促，乃为入粗入细经纶好手’。愿贤者百尺竿头，再加进步。”②他在批复甘肃甘州府知府龙锡庆的禀文时说：“该署守洁己爱民，早所深悉。当此时局艰难，非虚心观理、实心任事不可，于行己、事上、养民、使民一切尤宜细心斟酌，务期措置咸宜，方为尽善。黄署道于事理或体察未周，或用人欠酌，尽可随时据实婉商，和悦而诤，自可转圜。若婞直自将，无论于使民之义、养民之惠多有窒碍，即以该署守行己、事上言之，亦有未尽。可深思之。”①
在左宗棠讲求吏治的主张中，他多次述及为官之道，其主旨是官要以爱民为己任，提倡为官者做事要处以公心。他还希望于此来培养官吏的素质，以使日趋衰败的吏治有所起色。他指出：
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痺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他还说：见事贵乎明理，处事贵乎心公，理不明则不能辨别是非，心不公则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则于事无所疑惑，而处得其当矣。忠者行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法易；处古人之位，行古人之事难。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凡所为，当下即求合理，勿谓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余无不苟矣。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未，众人之所暂快，贤知之所深虑也。李景让母郑氏曰：“士不勤而禄，犹灾其身。”亦可为居官怠职者戒。一命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天下事无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作官常忧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左宗棠的这些主张，寓意深刻，发人悟醒，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九。
② [清]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 8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① ［清］黄彰年：《林文忠公政书序》，《陶楼文钞》，卷八。
② 《〈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4 页。
③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八。
④ 《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七。
⑤ 《甄别道员厅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164 页。
① 《沥陈闽省困敝情形请调员差委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5 — 7 页。
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6 页。
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8 页。
④ 《敬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585 页。
⑤ 《甄别道员厅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164 页：《参革庸劣知县刘荣亮等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68 页。
① 《特保政绩卓著知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537 页。
② 《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六。
③ 《沥陈闽省困敝情形请调员差委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7 页。
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16 页。
⑤ 《复仲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9 页。
⑥ 《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70 页。
⑦ 《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326 页。
① 《请勒追革员京米捐款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244 页。
② 《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三五。
③ 《答护陕抚谭文卿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二，页一四。
④ 《答张朗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六。
① 《崇藩司保等详查前署徽县杨国光营私一案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19—320 页。
② 《福建盐法吴道大廷禀裁革陋规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 页。
③ 《凉州府刘守思询禀到任裁革陋规及征收畜税等银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6 页。
④ 《札试办甘省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12 页。
① 《密陈提镇司道府年终考语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607 页。
② 《答周受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① 《凤翔府原守峰峻禀陈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70 页。
② 《翁藩司同爵禀呈〈四种遗规〉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7 页。
③ 《札甘藩司发〈学治要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05 页。
④ 〔清〕陈宏谋：《申饬官箴檄》，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 1 页，光绪十五年（1889 年）陕西藩署重刊本。
① 〔清〕陈宏谋：《通饬留心图册檄》，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 8 页。
② 〔清〕汪辉祖：《称职在勤》，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 45 页。
③ 《札甘藩司发〈学治要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05 页。
① 《阳曲县高令崇基禀交卸介休后即可驰赴新任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4 页。
② 《绥德州成守定康禀攻克霍家沟寨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24 页。
① 《甘州府龙守锡庆禀地方公事各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65 页。
② 《陕西延榆绥道禀考察官吏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4 页。
① 《书赠徐讱庵》，《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6—27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