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忠君与爱国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有密切关联的概念。忠君，是指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处理君臣关系的最高道德规范。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强调按礼制的规定，贵贱有等，主张以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君臣关系，归结点为臣须忠君。宋代司马光更强调“臣之事君，有死无贰”④，把忠君的观念推向极致。历代统治者更是将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以使其臣民在忠君爱国的政治道德追求中稳固统治者自己的地位。清朝康熙皇帝说：“读《离骚》，当识其大意所在。屈原以忠君爱国之心，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微文见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遂为千古风骚之祖。”①在中国封建社会，忠君与爱国又浑然一体。
本书传主的忠君思想自然离不开传统思想的薰陶，而其由一个三试礼部不第的举人被清廷破格任用为封疆大吏并能入值军机，更使得他感到是“蒙皇上天恩”、“蒙皇上恩命”，以图报答其“知遇之恩”。从左宗棠的生平来看，他先后担任的主要官职为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协办大学士、大学士、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管理兵部事务并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管理神机营事务、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并被清廷赏加了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赐封格靖伯、赏加太子太保衔、晋封二等侯爵等。左宗棠几乎每次被加官、晋衔、封赏，都要向清廷呈递“谢恩折”，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激和效忠之情。正如他在《补授闽浙总督谢恩折》中所说：
“臣湘水庸才，草茅下士。读书未通世务，徒窃虚声；学战谬厕戎行，鲜裨大局。乃荷先皇帝特达之知，由举人不次拔擢，洊至正卿。皇帝御极之初，复蒙界以封疆重寄。……自顾何人，膺兹宠遇，敢不竭忱尽瘁，以期稍答恩知。”
左宗棠的这种情感在其家书中也随处可见，他说：
“我一书生，蒙朝廷特达之知，擢任巡抚，危疆重寄，义无可诿，惟有尽瘁图之，以求无负。①我一书生乖窃至此，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惟当尽心尽力，上报国恩。”
左宗棠的忠君思想决定了他始终站在同人民反抗清政府斗争相对立的一面，他参与或主持镇压过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在处理国内阶级矛盾中他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卫道士，他甚至把这些活动作为其“平生之志”相标榜，他指出：
东南贼势尽聚皖南，只看数月内有转机否。……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③国恩高厚，报称为难。时局方艰，未知攸济，亦惟有竭尽心力所能到者为之，期无负平生之志。④朝廷倚注日隆，体念亦甚至，我自当尽瘁以报。⑤
左宗棠的忠君思想又影响到他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所持的立场。在左宗棠的一生中，他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他常常把忠君与爱国视为一体，主张“为国宣劳”，强调愤出自于义，从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去。这样，尽管他的爱国思想仍然局限在地主阶级的利益之内，把抵抗侵略同忠于清王朝交织在一起，但他把忠君思想纳入爱国的反侵略的新内容，就使得他能够在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成为反侵略的民族英雄。特别是左宗棠在已年逾花甲、精力不足的情况下，毅然走上收复新疆的征途，恰与这一思想的支配是密不可分的。对此，左宗棠多有述及：
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腹泄自吸饮河水稍减，然常患水泄，日或数遍，盖地气高寒，亦有以致之。腰脚则酸痛麻木，筋胳不舒，心血耗散，时患健忘，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住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驱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衰病余生，何能担荷重任？惟密谕“英、俄有暗约扰我西路之说，英由印度窥滇之腾越，俄窥喀什噶尔。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云云。……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②吾年己衰暮，久怀归志，特以西事大有关系，遽尔抽身，于心未尽，于义未可。……吾方头白临边，岂遑分心内顾！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
中法战争前后，年过古稀的左宗棠在忠君与爱国思想的支配下又一次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的重任。光绪八年（1882 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以“力疾经营未逞，朝夕而病久不愈，肢体痿弛，耳鸣目眯，举动维艰”⑤为由请求开缺回籍。但第二年，面对着法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左宗棠不顾年迈体弱，身体力行地投入抗法斗争。他亲自到吴淞口和沿江查阅防务，并在校阅官兵时说：
此在各人自尽其心，义在则然，何分彼此？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左宗棠在给皇帝的上奏中还说：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臣固不敢妄图一死塞责，置江防大局于不顾也。光绪十年，身为军机大臣的左宗棠数次向清廷上奏，请缨离京直赴抗法前线，终被清廷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在记述左宗棠与他辞行的情形时说：“左侯来辞行，坐良久，意极倦倦，极言辅导圣德为第一事。默自循省，愧汗沾衣也。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③《申报》在报道中称：“左侯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让！”④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然而，在晚清社会中，由于清王朝统治的腐败和在对外战争中常常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近代许多以忠君爱国相砥砺的志士仁人只能抱恨叹息，左宗棠也不能例外。他怀抱“衰年报国”之志，为收复新疆、索还伊犁立下汗马功劳，看到的结局却是：“庙堂意在休兵，英使威妥玛有从中调处之说，恐不免为其所误耳。”①他“极言辅导圣德为第一事”，甚至以“老命固无足惜”、“捐驱以殉”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满腔爱国热忱投入抗法斗争，并藉此来一吐外国侵略中国、压迫中国这存于他心底“四十余年之恶气”。而中法战争的结局更使他大夫所望，他非但不能倾吐 40 余年之恶气，却只能面对着《中法和约》这又一个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而“遗恨平生”了。因此，以忠君为前提的爱国思想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往往是要落空的，清王朝所代表的是满清贵族狭獈的私利而非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只要外国侵略者不推翻其统治，只要让其统治继续维持下去，它就会以中华民族的利益换取清王朝统治的私利，在近代中国的历次对外民族战争中，清王朝无一不施展着这一伎俩。左宗棠爱国抗敌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最终实现，与此是有直接关联的。
但是，不能因为左宗棠主张忠君爱国而去贬低他的爱国思想。他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可能要求他不存在忠君的思想。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比起那些只空言忠君却又向外国侵略势力妥协退让，只倡言忠君而又提不出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略的误国官员来说，还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左宗棠是近代中国继林则徐等人之后的一个爱国主义者，这已为史学界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所基本认可。他的爱国反侵略举措与其爱国主义思想是相辅相成、完美统一的。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底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自己的祖国怀抱着最深厚的感情。综观近代爱国者的思想，他们都是胸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投入反侵略斗争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曾作《眺月》诗：“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①，展示出其豪情满怀、斗志昂扬的心境，表现出他抗敌保国的气概。魏源在鸦片战争后写下《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其中《圣武记》以宣扬清朝开国的业绩而号召人们奋勇抗击“英夷”的侵略，目的在于“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②左宗棠早在道光十二年（1833年）作《燕台杂感》诗，对“南海明珠”广东受到鸦片烟毒的侵蚀和英国武力威胁颇有感慨，强调“五岭关防未要疏”。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为《海国图志》重刊作序时以豪迈的情感，描述了祖国“土宇宏廓”和“圣哲贤豪”层出不穷的情况，并对魏源“师夷制夷”的“发愤”之作表示赞赏。左宗棠指出：
“国家建立中极，土宇宏廓。东南尽海，岛屿星错，海道攸分，内外有截。西北山水之根，以声教所暨为疆索，荒服而外，大隃无垠，距海辽远。以地形言，左倚东南矣，然地体虽方，与天为圆，固无适非中也。以天气言，分至协中，寒暑适均，则扶舆清淑所萃，帝王都焉，历代圣哲贤豪之所产也。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者纷至，西通于中，战事日亟，魏子忧之，于是搜辑海淡，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所欲见施行者，俟之异日。呜呼！其发愤而有作也。”
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率西征大军抵肃州（今酒泉市），在收复南八城后，他即兴作诗道：
今我访酒泉，异境重湖拓。……
出关指疏勒，师行风扫箨！
强邻壁上观，弭伏一丘貉。……
水国足鱼稻，笋蕨耐咀嚼。……
丰年醉人多，仙我共此乐。
他年倘重逢，一笑仍夙诺。
诗中将左宗棠热爱祖国，怀寄深情，坚决收复失地，维护祖国主权的愿望烘托出来。因此，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恰是体现了那种“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③前面谈到左宗棠“海上事起，忧国心瘁”的意境，正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动写照。
第二，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持有强烈的反抗精神。鸦片战争爆发后，左宗棠即意识到英国侵略者“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于是，他亟切寻求御侮之方，指出：“今日情形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当一省防剿之用，而后可以省兵节饷，为固守持久之谋。其策如练渔屯，设碉堡，简水足，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而海上屹然有金汤之固，以之制敌。”①左宗棠能在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地指出英国侵略中国乃久已“包藏祸心”，这同梁廷枬所说：“英夷狡焉，恩逞志于内地久矣”②，林则徐所说英国“早已包藏祸心”，“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③的观点是有共识的。因此，自鸦片战争始，左宗棠就萌发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此后，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针对外国侵略者挑起的一系列的侵华活动，均能坚定地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倡导反击侵略，抵制妥协投降，站在主战派一方，力图扭转中国近代备受列强凌辱的局面。诚如左宗棠所说：“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④他这种“督阵誓死”⑤的精神，恰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
② 《论语·颜渊》。
③ 《论语·八佾》。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一。
① 《清圣祖实录》，页一二○。
② 《补授闽浙总督谢恩折》，《左宗棠全集》，第 1 册，第 228 页。
① 《与孝威等》，《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52 页。
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03 页。
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4 页。
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 页。
①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5 页。
② 《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3 页。
③ 《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7 页。
④ 《答王若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二三，页三九。
⑤ 《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六三。
① 《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1 页。
② 《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③ 《翁同龢日记》，第 4 册，第 1836 页。
④ 《申报》，1884 年 10 月 19 日。
① 《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35 页。
① ［清］林则徐：《中秋嶰筠尚书招余及关滋圃军门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云左山房诗钞》，卷五。
② ［清］魏源：《圣武记叙》，《圣武记》，第 2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① 《〈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5—256 页。
② 《秋日泛舟泉湖作》，《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4—465 页。
③ ［俄］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168—169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一三。
② ［清］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页一。
③ ［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4 页。
④ 《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⑤ 《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