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2 年 2 月 10 日），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左宗棠至江宁（今南京市）接篆视事。两江总督之职，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南洋大臣则从同治十二年（1873 年）起例由两江总督兼任，其职责是代表朝廷主管南方的对外通商事务并兼及海防，它与由直隶总督所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别成为晚清南、北方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担任此职，正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较之在枢垣处处受人掣肘来说，在这里更有利于发挥他的作用。因此，清廷命他总督两江，既有“安慰”这个忠诚老臣之意，也有迫于法国武力进逼而让左宗棠去加以对付之图。
法国试图通过占据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 18 世纪50 至 60 年代，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发生了“七年战争”，结果是法国失去了其殖民地印度领土的大部分和将近全部的北美辖地。于是，法国开始把它在东方殖民掠夺的重点从印度转到了越南，对越南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到 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已侵占了整个越南南部。至 70 年代中期，通过两次《西贡条约》的签订，法国声称越南已置于它的“保护”之下。这样，中国的西南边疆，已受到法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光绪六年（1880 年），茹费理出任法国总理，他更加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策划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 年），法军攻占越南河内，企图打开红河通道，直窥云南。次年，法军攻下越南首都顺化，使越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
正基于这样的形势，左宗棠一上任，便把“防边固圉”作为重要的任务加紧布置落实。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82 年 3 月 14 日），左宗棠在抵南京仅一个多月，就开始查阅江苏营伍情况。他指出如对水陆各营加紧训练，“以后日加振厉，化弱为强，自有成效可睹”。他通过亲自阅视各营，发现“弁兵年逾五十者颇多，并有六十余岁而仍食粮充伍者”，对此他下令一律加以裁汰，新“募取精壮补额”①，既免致虚糜，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次出阅江苏营伍，左宗棠周历扬州、清江、镇江、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他到上海经过租界时，那些一向鄙视清朝官员的外国人急忙在租界“换升中国龙旗，声炮执鞭，迎道唯谨”。②第二年左再次到上海，此景不仅复现，而且外国人“恭谨有加”，以至“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①可见外国人畏左之声威并非一句空话。左宗棠也确在国势一向“积弱”的环境中为中国人争了气。
左宗棠把加强海防视为防止外国对东南沿海染指的关键。他除了亲赴吴淞口和沿长江校阅海口与内江水师外，还建议防守南洋须添造大兵船 10 艘，以“洋防为时务要著”。为此，他从福州船政局定造了“开济”与“镜清”号两艘快船，从德国购进“南深”、“南瑞”号巡洋舰，加强了南洋水师的力量。他认为如不加强南洋之防，“万一南洋有警，何以待之？”因此，“谋国者当计及久长，岂以我躬不阅遽图恝置乎？”②他于光绪九年三月三十日（1883 年 5 月 6 日）所写的有关筹办海防的奏折，系统地阐发了其精辟的见解。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坛，未能确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其原因在于“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动辄挟其所长，多所凌忽”。而中国不但不“以经商为本务”，反而对机器生产多予责难，甚至对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官员和将领予以压制，使中国失去了 40 余年的机遇！他指出：
综观往事，窃有不能已于言者。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武如陈化成，力扼吴淞，苦战不却，不幸右路未战先溃，致夷兵革于右路，力遂不支，遂以身殉。是则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有任其咎者，遗憾至今四十余年，不知伊于胡底！而所谓识时务者，仍以因循粉饰，苟且目前之安，此志节之士所为抱抑塞磊落之怀，扼腕叹息者也！
接着，左宗棠强调“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此时，他已意识到法国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就“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三方面而言，次第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反对那种一味求和的妥协论调。他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实力，感到“虽海外与战，难言遽有把握，但筹边固圉，则尚力所能为，亦有未可因循玩惕坐昧机宜者”。他看到了南洋“诸将领又各思发愤为雄，自可及锋而试”。因而饬令“一面挑选奋勇弁丁，一面严明赏罚，订立规程，俾互相激劝，以齐心力，遇有外国兵轮闯入海口不服查禁者，开炮测准轰击”。①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与李鸿章的表现相反，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二三月间会同受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在吴淞口布置海防时接见诸将校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左宗棠和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左宗棠向诸将校说：“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彭玉麟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诸将校表示：“我辈忝居一二品武职，各有应尽之分，两老不临前敌，我辈亦可拼命报国。”③对此，左宗棠非常激动，他不仅记述下了这段对话，而且还在家书中写道：“值此时水师将领弁丁之气可用，悬以重赏示以严罚，一其心志，齐其气力，所为必成。我与彭宫保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④正是为了一吐 40 余年之恶气，左宗棠甘愿拚命于疆场也在所不惜，他在给清廷的上奏中表示：“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疆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①左宗棠的这些话是多么感人肺腑！
左宗棠还牢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用以“保民”视为加强海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莅事以来，以治水行盐为功课，而精神所注，则在海防。盖必治水而后可以保民，能保江淮以北之民不为岛人所驱使，而后两江之兵不可胜用。岛人之势日孤，官军之气日壮。”因此，他在两江任内“唯农田水利一事，躬亲相度”，“凡修堤坝、开沟洫，去淤垫”无不认真部署，治理了运河、淮河，加固了淮北盐城沿海一带的滨海大堤。左宗棠以为实现了治水“保民之道”，再“加以桑棉之利”和“垦荒成熟”，就可以用中国的“本富”去抵抗外国的“末富”，说下了“彼之末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②的话。这表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认识是有误差的，且同他曾意识到西方“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但他着眼于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生产，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不无促进作用。实际上左宗棠加强海防的主张更多的是强调师法西方，引进和仿制外国船炮，并在两江督所令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增制枪炮，以御外侮。正如左宗棠谈及他治水的目的时所指出：
“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为急。……我朝治吴有声绩者，推陈鹏年、陶澍、林则徐，皆名显当时，功垂后世。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民得所养。民得所养，而后礼义廉耻由此兴，尊亲乐利之心由此笃。民心定，民力纾，官司有所恃以为固，更得精兵利器辅之，自可销好慝之萌，折骄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关系国计民生，亦实海防根本。”
左宗棠意识到为进行反侵略战争必须在国内创造一个民有所食、民有所养的安定社会环境，这种思想是有着十分积极意义的。此外，左宗棠在筹划海防的过程中、对沿海人民群众的力量寄予厚望。他令滨海 20 多个州县的官府组织渔团，加以训练，藉此作为反对外国武装侵略的一支生力军。他亲自到沿海校阅渔团，认为：“此军有成，则海外有截，豪俊之士闻风而至，以战以守，均确有把握。”②
左宗棠在筹划两江布防的同时，对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入侵中国南疆的局势极为关切。特别是光绪九年四五月间奕訢、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妥协主张以及李鸿章拒绝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而仍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去上海同法国代表脱利古谈判，对此，他异常愤懑。他致函总理衙门说：“法越交兵一事，议论纷坛，究以执咎无人，莫敢以正义达诸政府”。他则“默察时局”，强调“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③左宗棠还令其部将王德榜于回湖南省墓之际，将云贵总督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在江南制造总局订造的枪炮顺道由上海经湖南转运云贵，并嘱王德榜“回籍后，遗其旧部与刘永福熟识者，径赴刘永福处探视军情，路途据实禀报，以便区画，一尽南洋职分”。①不久，左宗棠在写给两广总督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的信中，说他筹防江南海防乃“未雨绸缪之计，果能制敌死命，与否固未可必，而自处之道则预以白诸朝廷。盖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法虏骄横，谓越南非我属国，竟思倾国从事，而不顾其后。刘永福以一健卒，为越捍边，力挫虐焰，似亦人所难能。但孤立无援，势难持久，吾华将有唇亡齿寒之虑。南洋以兼筹边防为责，岂能袖手旁观”？②接着，左宗棠致函其密友、时为潜运总督的杨昌浚，谈了他愿请求奔赴抗法第一线的想法。他说：“法越交兵一案，枢部束手。不 得已为赴滇粤边界之请，先令王朗青方伯（按指王德榜）于回籍之便挑募广勇乡兵数营，一面径赴刘永福处察看军情、地势。弟再率新募各营接踵前进，一往图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未知朝廷许我否耳。”③七月，左宗棠专折向清廷陈述南洋应办边务机宜。他指出，法人脱利古“始则欲以西贡为屯兵之所，继则扬言进规广东矣”。对此不能在谈判中示弱。“我愈俯则彼愈抑，我愈退则彼愈进”，“法人得陇望蜀，滇、黔、广西边患愈迫。中国吁食方勤，未敢置之不理。臣任重南洋，兼管七省海口，尤属义无可辞。”尽管左宗棠对李鸿章不愿赴两广“多责备之词”，他欲“反而求之”，即希望清廷能派自己去“督办越南事宜”，但“朝命未临”又使他不能实现这个愿望。于是，左宗棠请求“由南洋出师，助滇越边防”，计划“于巡勘崇宝海防后，率新募各营回湘继进，以赴戎机”。①然而，清廷并没有同意左宗棠奔赴抗法前线的要求，以“滇粤边界，均有重兵”为由，令左宗棠继续留任两江。
从左宗棠的上述言论来看，他是一反李鸿章之所为，甘愿冒死命请缨前往抗法前线，“以赴戎机”。尽管未能如愿，但其抗击法国侵略的决心则是始终不渝的。尤其是他对刘永福领导黑旗军抗法斗争的肯定，回击了李鸿章把刘永福称作“土寇伎俩”②的说法。他派王德榜携军火至云南，并在广东、湖南一带募兵，确为增强抗法前线的军事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光绪九年秋冬之交，王德榜募军十营，被左宗棠命名为“格靖定边军”。左宗棠调派提督陈广顺等富于作战经验的将领充实该军，并解去饷银十万余两和军火物资。随后，左宗棠令王德榜率领该军驰赴广西。该军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左宗棠是称得上恪尽南洋大臣职守的。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883 年 12 月 11 日），法国侵略军在孤拔的指挥下，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正式挑起了中法战争。十六日，法军攻占山西。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84 年 3 月 12 日），法军新任统帅米尔又率军占领北宁。
山西、北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惊。慈禧太后把责任全部推给与她有权力之争的奕诉。经与奕訢策划，于三月十二日（4 月 8 日）下令革除以奕訢为首的五名军机大臣的职务。任命以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军机大臣的新的军机处成员，命令由庆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并于次日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訢商办”①，奕訢从此控制了军机处。此为颇有影响的“甲申政局之变”。然而，清朝统治中枢的这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并没有给中法战争带来什么转机，新的军机处对外实行的仍是妥协方针。因此，时人有“易中驷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②之说。与奕诉关系甚密的李鸿章不但未受到这次政局之变的牵连，反而弹劾他有六可杀之罪的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却被清廷加以“莠言乱政”的罪名被革了职。李鸿章攀附上奕訢，不久即有“在内醇亲王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③的传言。
接着，李鸿章于光绪十年三月（1884 年 4 月）在法国政府抛出的议和骗局引诱下，向清廷提出“随机因应，早图收束”的建议。清廷旋命他“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④四月十六日（5 月11 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该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将驻越清军调回边境；法商可以从越南向中国自由运销货物。这显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七月上奏请求督师“以赴戎机”的愿望未能实现后，十月因目疾加剧恳请开缺回籍调治，清廷准假两个月。而他鉴于两江海防仍需他“力疾料理”，便带病在“赏假以后于海防、水利、盐务各要件”继续加紧布署。左宗棠本想通过“延医多方调治，期得早日痊可，届时即行奏明销假，以副余年图报之忱。无如年老气血衰惫，病根已深，未见速效。见在所最苦者，右目因流汁过多，受伤益甚，检校文书万分吃力，稍一搁置，隔日即成堆垛，勉强判阅，下笔不能成字”，不得已于光绪十年正月再次请求准假，以免“贻误要公”。①清廷勉如所请，又赏假四个月。左宗棠奏荐安徽巡抚裕禄、漕运总督杨昌浚、前两广总督曾国荃自代。清廷决定由曾国荃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同时，清廷以“左宗棠劳勤懋著，朝廷倚任方殷，当此时局艰难，尤赖二三勋旧 之臣竭诚干济”为由，希望左宗棠“早日就痊，出膺重寄”。三月十三日（4 月 8 日），左宗棠向“兼程莅任”抵达南京的曾国荃交卸两江总督篆务。
左宗棠虽自正月十八日起因目疾加重续行休假四个月，但他并没有安心回籍休养，而是仍留在南京布署江海防务并关注着前线战局的变化。特别是在“频阅越南电报文牍”，得知“北宁失守，兴化相继沦陷”，法国提督又“带兵船八号分驶福建、江南、天津，横行无忌”①的情况后，遂于四月初二日上奏请求提前销假。四月初九日（5 月 3 日），清廷下令召左宗棠这位“素著公忠，不辞劳瘁”的老臣进京“陛见”。
左宗棠对滇、粤边防的局势作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于四月十七日上奏指出：“法人既攻北宁、兴化，兵端已开，滇、粤藩篱尽撤，边防之不可不急谋增黾也明矣。滇、粤溃败各营，不足复用，所恃者仅王德榜楚军八营，而分扼镇南关、谅山两处，要区兵分力单，能守而不能进，坐失事机。自应增调一军为后劲之师，俾王德榜得一意驰驱，免虞后患。庶足绥藩服而伸天讨，收已失之人心，戢异族之凶焰。”因此，他建议由前任浙江提督黄少春在湖南“挑选弁兵五营，驰赴广西镇南关外，为王德榜策应之师。并饬预选臣旧部之散处本籍者，编为数营，名之臣军，营务处营率之同征，以厚其势。如蒙俞旨允行，是黄少春此行，于王德榜为后劲，于臣为前驱，似与时局较为有益。”②左宗棠仍抱有率军前往滇、粤抗法前线的愿望。
左宗棠呈递拟令黄少春募兵策应滇、粤边防的奏折这一天，正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同日。这两个同被清廷所倚注的“中兴名臣”，一个在积极请战，另一个却在妥协求和，孰高孰低，自不待言！
也缘于李鸿章的妥协求和得到清廷认可的因素，本来在对待法国侵略的态度上已摇摆不定的清政府此刻更加动摇，所以未采纳左宗棠的主张，并阻止由黄少春募兵增援滇、粤边境。
四月二十一日（5 月 15 日），左宗棠离开南京趋往北京。行途之中，他细心研读了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议订的《简明条约》五条，并于“途间细思中、法议和，上关国家大计，有不能无疑者，应即条陈所见，聊效一得之愚”。于是，他写下了《时务说帖》。在这篇说帖中，左宗棠不仅回顾了他总督两江，“时逾两载，所创举者，增制船炮、兴办水利、增复盐引为三大宗”的治绩，而且反复阐述了对付法国侵略“非决计议战不可”、“议和之应从缓”的鲜明见解，进一步表示了他愿“亲往视师”，誓与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他说：
“宗棠今春有增灶之请，意在令黄少春纠集旧部，添造水师船只，会同王德榜札饬刘永福挑选熟习海战弁丁，为其管带驾驶，冀收桑榆之效。偿蒙俞允，宗棠亲往视师。窃自揣衰庸无似，然督师有年，旧部健将尚多，可当丑虏。揆时度势，尚有可为，冀收安南仍列藩封而后己。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此一劳永逸之策也。”
左宗棠希望能通过这篇说帖打动清廷，赢得支持，以根本扭转中法战争的不利局面。他正是怀抱着这样的心境奔向京城的。
① 《并案查阅江苏营伍先闻江北各营分别举劾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至二。
②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94 页。
① 《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二七。
② 《答彭雪琴》，《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至四。
① 《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六至三八。
① [清]李鸿章：《复张蒉斋署副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四三。
② ［清］李鸿章：《论海防兵单未轻言战事》，《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四，页一○。③ 《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1 页。
④ 《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1 页。
① 《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② 《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九。
① 《出省勘收水利工程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一二。
② 《校阅渔团回省日期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四二。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四三。
② 《答两广总督张振轩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四四。
③ 《答杨石泉漕督》，《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二六，页四五至四六。
① 《敬筹南洋应办边务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一四至一七。
② 《复张蒉斋署副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三七。
①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 2 册，第 1677 页，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② 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第 6 册，第 3062 页。
③ [清]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页三。
④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 18、22 页，1932—1933 年排印本。
① 《假期届满目疾未痊仍恳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二，页一至二。
① 《目疾稍愈遵旨销假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二，页四二。
② 《筹布滇粤边防拟令黄少春募兵策应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二，页四三至四四。
① 《时务说贴》，《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7—57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