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左宗棠评传》06.5节 “引得春风度玉关”</h1><hr /> <p> 左宗棠在用兵关陇、进军新疆的过程中，除了每到一地加紧布置善后措施，以恢复民众的生活并重组官府的统治秩序外，他在开发西北方面的建树，堪称是度得“春风”与漠漠边疆。 </p><p>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描写塞上风沙之景的《凉州词》诗中写道：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p><p> 这一情形在 1000 多年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 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①该诗不但颂扬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功绩，而且对他沿道植树，开发西北的成效大加赞赏，以“引得春风度玉关”作了形象的比喻。 </p><p> 左宗棠不仅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颇为关注。他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生日蹙。蚕桑既限于土宜，裘褐亦艰于购制。……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省各地方，凡向阳肥暖之区可种罂粟者，无不宜种棉花。”于是，他“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又购觅纺车织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他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并对“其因地土不宜种棉者，亦饬令广种杂粮，以裕生计”。他强调“严禁罂粟，劝种棉花，在甘肃尤当务之急”②，且期望此举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将来政绩可书，功德无量”。 </p><p>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颇有成效”。①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左恪靖命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是为艳称的“左公柳”。② </p><p>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之用意。他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债；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于是，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 19000 余亩，获粮数千石。他根据张曜垦荒的经验，强调说：“西北治地开荒，尤资水利。就洼储水，障之令深；引渠溉田，洒之令普。既需人工，尤资器具。……张曜躬率所部，殚力经营，而后得著成效。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戎藩，可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③ </p><p> 左宗棠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④这种主张对发展畜牧业是有利的。 </p><p> 对于左宗棠的上述举措，新任新疆巡抚刘锦棠评价说：“师行万里沙碛之地，虽酷署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垒旁隙地，悉令军士开垦，荒芜既辟，招户承种，民至如归。城堡、桥梁、沟渠、馆舍，每乘战事余暇修治完善，官道两旁树株遍植，迄今关陇数千里柳荫夹道，行旅便之，蚕织、畜牧诸政罔不因势利导。”① </p><p>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和兰州织呢局的创办，揭开了西北地区近代化的序幕。同治七年（1868 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他从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调募一批工人，并购买机器，从事枪支、子弹的制造。 </p><p> 同治十一年（1872 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兰州机器局生产的项目主要有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针对关外、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画规复新疆和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诚如左宗棠所说：“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做我，索一解人不得也！”①他还说：“于省城设局制造枪炮，饬镇领其事，盖欲仿洋式制造枪炮及大小开花弹子，为攻坚之用，兼备守具。……大炮开花子均系赖镇一手经理，攻克肃州，即得其助。……见在新疆各城，次第速复，惟西四城所得贼遗大小炮位一百数十尊，余则空城一座。正须增添布置，伊犁收回，旧炮既不合用，俄人枪炮岂肯留以赠我，将来颇费周章，……是此项制造不能停工。”② </p><p> 军事工业的创办不但引进了近代机器生产和出现了雇佣工人，而且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这在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中也得到同样的验证。如果说福州船政局的创设引发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那么兰州机器局的设立又导致了兰州织呢局的兴办。光绪三年（1877 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绒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友认为此绒“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著，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于是，赖长打算从国外“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③，得到左宗棠的支持。左宗棠即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之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访购织呢机器。左宗棠创办织呢局的消息传出后，得到舆论的支持。《申报》载文称：“如能以羊毛织呢，一如外国所产者，未始非利民之善举也。”① </p><p> 光绪四年（1879 年），经胡光墉向德国采购的全套织呢机器运至上海。从上海往兰州运送机器，是非常艰难的，据上海《大清国》杂志记载：“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 1879 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②光绪五年（1880 年），织呢机器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p><p> 左宗棠看到机器运抵兰州，非常高兴，他认为“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且“由关内而及新疆”，实乃“数世之利也”。③他还设想以原料就地而取，“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④可见左宗棠创设该局具有对内以利民用，对外以挽利权的双重效应。 </p><p> 左宗棠看到机器运抵兰州，非常高兴，他认为“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且“由关内而及新疆”，实乃“数世之利也”。③他还设想以原料就地而取，“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④可见左宗棠创设该局具有对内以利民用，对外以挽利权的双重效应。兰州织呢局由左宗棠委派赖长为总办，采用官办近代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购机建厂费用约合银 31 万两。⑤局内雇佣德国人石德洛未为洋监督，由10 余名德国员匠教习织呢技术。至于该局的规模与生产情况，据左宗棠于光绪六年十二月（1881 年 1 月）的上奏称： </p><p> “兰州织呢局结构宏敞，安设机器二十具，见开织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蚕丝织呢等局雇用中外师匠及办理局务华洋各员弁，有实在出力著有成效者，应由刘锦棠，杨昌浚随时汇案奏请奖叙，以示激励，庶几人心竞奋，利无不兴矣。” </p><p> 左宗棠把兰州织呢局视为“气象更新”之举，他为兴此利民善举可谓费尽苦心。 </p><p> 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左宗棠预期的那样理想，其产品，“不管在品质上或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②左宗棠在光绪七年（1881 年）对该局产品做了进一步调查后，也承认“已织成洋绒若干匹，其质略逊于洋呢，然可供着用”。③特别是到了光绪八九年间，由于“局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和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①的原因，该局在创办后仅 4 年就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光绪十年（1884 年），兰州织呢局被迫停办。 </p><p> 对于这样的结局，《申报》载文认为，该局“功败垂成，实力可惜”，“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②由官办企业转向商办，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兰州织呢局恰为中国近代企业这一经营机制的调节和重组提供了借鉴。近代维新思想家陈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在述及兰州织呢局时指出：“左文襄前任甘督，亦尝购买机器，仿织呢绒。然牧场未立，风气未开，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大重，不利行销。”③此论切中实际。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p><p> ① 引自秦翰才：《左立襄公在西北》，第 163 页。 </p><p> ② 《请奖励劝教兼施之州县折》，《左字堂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7—29 页。 </p><p> ③ 《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99 页。 </p><p> ① 《延榆绥刘镇厚基禀兴修河城工程经费不敷及举办地方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66 页。 </p><p> ②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163 页。 </p><p> ③ 《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88—289 页。 </p><p> ④ 《黄令长同禀查明罗布淖尔河道暨哈萨克输忱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55 页。 </p><p> ① 《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左文襄公全集》卷首，页一二。 </p><p>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 </p><p> ② 《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四二至四三。 </p><p> ③ 《与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九。 </p><p> ① 《申报》，1879 年 1 月 10 日。② 《大清国》，1881 年 1 月 3 日。 </p><p> ③ 《赖镇长禀验收后路粮台解到各项机器请委刘道专司局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1 页。 </p><p> ④ 《关册》，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898 页。 </p><p> ⑤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 387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p><p> ① 《甘肃气象更新请将王必达等各员奖叙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页四七至四八。 </p><p> ②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899 页。 </p><p> ③ 《陕甘总督左宗棠片》，载《京报》和《北华捷报》，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下册，第 900 页。 </p><p>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903 页。 </p><p> ② 《申报》，1884 年 2 月 16 日。 </p><p> ③ 瑶林馆主：《续富国策》，第 1 卷，第 39 页。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