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是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露出了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林则徐认识到中国的旧式师船已难以对付英国的新式舰船，于是决意加以仿造。他“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①，开了中国仿造西式船舰之先例。②林则徐认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英夷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战胜”。①他的目的在于“师敌制敌”。
19 世纪 50 至 60 年代，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巨深，使得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重新审视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问题，以及清政府与太平天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互相克制的问题，促使仿造外国船炮的意识与初步实践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从太平天国的情况来看，其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的意图是带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和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双重含义的。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太平军开始装备西洋枪炮。是年，两江总督抬良奏报查获了太平军“装载洋枪”、“火药等物”的船只。②此后，太平军使用西洋船炮的情况屡见不鲜。60 年代初，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三分之二均有洋枪”。③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的军事谋略，以图“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④李世贤所率太平军余部于 1865 年在福建“购买大火轮船”⑤，以对抗清军的镇压。太平天国采用外国的枪炮船舰来打击清政府反动统治，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太平天国的近代化方案中能够把“火船、火车”等西洋器物称为“夺造化之巧”、“正正堂堂之技”①带有强烈的学习西方的色彩，这更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就清政府方面的情形而言，清朝统治集团面对着“内优”与“外患”的困厄，同样把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视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抵御列强侵略的工具。用曾国藩的活来说就是“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②须指出的是，在咸丰十年（1860 年）的“庚申之役”前，清政府的这一活动以“靖内”为主要目的。但清王朝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大冲击后，则是把“剿贼”，和“御侮”并列，而且随着国内人民起义逐步被镇压下去，“御侮”的色彩日趋明显。
也在咸丰三年，左宗棠筹划湖南防守时主张“造船以争大江之险”③，曾国藩则着手在衡州创立了湘军水师。第二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展开湘潭战役时已开始使用洋炮，认为此战获胜“实赖洋炮之力”。④于是，湘军自咸丰四年起，逐步装备了洋枪洋炮。咸丰六年，光禄寺卿宋晋上奏建议雇外国轮船以助剿太平军，认为浙江“现雇之火轮船只有二只，尚觉稍单，似可仿照此法，多雇数只，庶冀一举鼓荡，使江路千里肃清，贼氛可迅就殄灭”。①对此，清廷没有采纳。咸丰十年，西方列强鉴于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攫取到了新的权益，向清政府表示了“中外合好”的姿态，并建议清政府“借师助剿”，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抓住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暂时缓和这一机遇，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咸丰十一年（1861 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罗致有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才。次年夏，徐寿等人研制出轮船所用蒸汽机一台，其机“以火蒸水气”，“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②到年底制成了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轮船，试航于安庆江面。曾国藩亲自登船观看，建议将船“以次放大”。同治四年（1865年），轮船的放大试制在南京完成，曾国藩把该船命名为“黄鹄”。曾国藩的造船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而他向清政府提出的购船建议却因“中英联合舰队事件”而受挫。同治元年至二年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在英国为清政府买下了一支舰队，却擅自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恩本担任舰队司令。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认为李泰国“竟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③，这是不能接受的。结果是该舰队被遣散，已买回的军舰变价出售，清政府在这次购船过程中经一买一卖的折腾花掉了 70 万两白银的“学费”。鉴于此况，左宗棠则是反复阐述了自造轮船的重要性，并在杭州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同治二年（1863 年）初，他致函总理衙门说：
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浙江宁绍台道道员史致谔的手札中指出：
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做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中土智慧先逊于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如宣城之历学，及近时粤东、扬州之制造钟表、枪炮，皆能得西法而渐进于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做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李泰国之事变，实为雇佣洋人，而不使华人得与其间。闻曾节相上书恭邸，言其不可。各国公使亦共斥之，乃得了结。然恭邸斥之者，恶其谬诈，而各国公使所以斥之者，一则忌其专利，一则不欲以利器假人也。毕竟沿海各郡长久之计，仍非仿制轮舟不可。欲仿制必得买其舡，访得覃思研求之人，一一拆看，模拟既成，雇洋人驾驶，而以华人试学之，乃可展其有成。为此始有费而终必享其利，始有所难而终必有所获。鄙见如是，仍乞留心。
同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又致函史致谔说：
海上用兵以来，过犹不及，言之腐心。……大轮舡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也。……吾辈办事，不逮泰西，望由苟安一念误之，今当引以为鉴。
左宗棠在积极倡导仿造轮船的同时，于同治三年在杭州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于西湖。他邀请法国军官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前来观看。德克碑等人认为该船与西洋轮船相较，“大致不差”，便出示法国造船图册，请求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由于太平军攻克漳州，左宗棠忙于“入闽督剿，未暇及也”。德克碑辞去军职回法国后，将制船图式、船厂图册及购买轮机、招募洋匠等事逐款开载，寄给日意格转送左宗棠大营，恰好左又忙于“赴粤督剿，未暇定议”。③可见左宗棠并没有急于仿造轮船去对付太平军。直到同治四年十二月（1866 年 2 月），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才集中精力把加强海防，以御外侮，设厂造船的问题置于主导地位。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66 年 4 月 3 日），左宗棠行抵福州。此刻，他作为总督闽浙的封疆大吏，深为身莅林则徐的故乡任职而倍感自豪。26 年前对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敬佩之感，17 年前同林则徐相会于湘江舟中的情形，都涌动在心头。他决心将林则徐仿造轮船的未竟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经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于五月十三日（6 月 25 日）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
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列强的火轮兵船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飙举，无足当之”。针对此况，他强调指出：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恐后的军备竞赛情况，深刻指出：“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这样，“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①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这一变化，诚为难得。这时，中日两国的造船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活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伍于日本。很明显，抵御列强对中国沿海的进一步染指，达到未雨绸缪之目的，是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思想动因。
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仪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见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①于是，福州船政局得以创办，它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
① ［清］林则徐：《广东舟师实难分遣赴浙会剿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65 页。
② 戚其章：《北洋舰队》，第 2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①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 173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1 册，第 233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③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第 900 页，上海书店 1986 年版。
④ ［清］洪仁玕：《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 2 册，第 852 页。
⑤ 《舟师缉获通贼洋匪解沪讯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54 页。
① ［清］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 2 册，第 526 页。
② ［清］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卷一四，页一○至一一。
③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6 页。
④ 《曾国藩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161 页，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① ［清］宋晋：《保奏道员雇船抽厘片》，《水流云在馆奏议》，卷下，页六，光绪十三年刊。
②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上册，第 250 页，科学出版社 1957 年。
③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第 1 册，第 161 页。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
① 《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245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 247 页。
③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4 页。
①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1—63 页。
① 《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 册，第 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