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向来是一脉单传，由老子→尹喜→壶子→列子→…庄子，而儒家则是多子多福，仅孔子一人就有72高徒，共3千子弟，而曾子、子夏、有子等又仿效他们的老师，收了若干弟子，几代之后儒生便遍布列国。墨家因其规矩太重，禽滑离之后便分成三派争当巨子，终于土崩瓦解。
讲到这儿，不能不起一个重要人物：鬼谷子，虽然后人将他分在道家，其实鬼谷先生是集多家于一身，主要有兵家、道家、阴阳家、名家等，他自己不出山，其弟子则轰轰烈烈，主要有兵家的庞涓和孙膑，名家的张仪和苏秦。从这时起，各家学派在坚持自己的核心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吸收其他学派的部分思想，各派之间相互攻讦，相互演绎，史称“百家争鸣”。
诸侯贵族为笼络人才，社会形成一股养士之风，著名的有战国四公子，每人都养了成千成百的“闲人”，这种风气为诸子们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使他们不用为生活而奔波，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的学问。稷下学宫便是齐国王室所建的“百家讲台”，只要有才能便可白吃白住，在里面搞学术，孟子、杨朱、慎到、申不害等许多诸子都在这儿讲过课。
宋钘、尹文二人也是稷下学士，宋研学派继承墨家和儒家思想，不与人同流合污，也不故作干净，不讨好众人，也不得罪百姓，唯愿天下太平，大家保全性命，群众生活，个人生活，一律维持最低水准，不许享受过分，从而清洗人心，纯洁精神。“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阻”超尘脱凡之士便是宋研学派有的写照。
与墨家完全相左的是杨朱，墨家提倡大公无私，被后人称之为“一毛不拨”的杨朱则提出了“大私无公”的口号，这和现在的自私自利是完全不同，有着本质区别的思想。“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这是杨朱的名言。杨朱认为人人管好自己，既不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为别人服务，也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来补充自己，人人为自己也就是人人为大家。
在战国时期真正发挥作用的应该算法家思想，李悝率先在魏国变法，使魏国成为第一倔起的雄国，其所著的《法经》六篇是后来吴起、商殃的重要法宝，及至汉朝增为八篇，其主要内容也大致相当。吴起也是法家重要人物，许多后人只知道吴起打仗如同孙武在世，而忽略了其变法的壮举，吴起变法相当成功，使楚国很快富裕起来，吴起可惜在支持他的楚王死得太早。之后，慎到去齐国变法、申不害去韩国变法，而商殃则选择了当时最贫穷、最落后的秦国来变法。
可以说，秦国统一六国，有一半功劳当属商殃，商殃选择穷国弱国来变法，他看重的是秦孝公决意强国的决心以及对变法的态度。直至现在，所有变法没有最高层的鼎力协助是不可能成功，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等的失败是如此，商殃、吴起、改革开放等成功也是如此。申不害、慎到都是道家缘原，讲究“术”和“势”，而商殃才是“法”制，商殃被捉拿前完全可以逃脱或反抗，但他放弃了“生”而选择了“死”，他要用自己的死告诉大家，“法大于权”，商殃死后，秦国继续采用了商殃的法律制度，合穷国弱国变成了强国富国，为统一奠定基础。
被誉为亚圣的孟子，辅助齐国不行，辅助魏国也不行，这和他的祖师爷孔子相同，其子孙董仲舒也是如此。古往今来完全用儒家治国的事例好像一个也没有，我们不能不探究其原因。当时周朝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而诸侯又将土地分封给有功之臣，这样就逐渐变成诸侯强于周王朝，大臣强于诸侯，晋国、鲁国都是由于大臣太强而导致灭亡。法家改革正是剥夺世族的利益收归国有，使王权得到集中巩固。而儒家要那些君主克己复礼，除孔夫子、孟夫子能做到外，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做到。
道家在沉默了多年之后也出了一个大人物庄子，庄子追求自然而然、无拘无束，思想在宇宙中自由驰骋，生命也随着思想“逍遥游”。与庄子相争的好朋友是惠施，惠子是名家的掌门人，爱玩概念游戏，弯的东西换了几个名词被说成直的，大的东西变换一下概念变成了小的，飞毛腿追不上乌龟等。其徒子孙公孙龙则更是了得，白马非马，离坚白，将儒家子孙说得口吐鲜血。
荀子虽然是儒家又一大人物，但就其思想来说已经与孔孟相去甚远，与法家倒是走得近了些，其两大高徒韩非和李斯全成了法家人物。荀子与孟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人之天性，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则强烈认为：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荀子的思想同时也去除了孟子的许多条条框框，更直接地提出王道的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