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中，南诏叛，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丧士卒六万人。杨国忠其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时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募，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所在哭声振野。至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往击南诏。南诏诱之深入，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兵讨之。此《通鉴》所纪。《旧唐书》云：“李宓率兵击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閤罗风所擒。”《新唐书》亦去：“宓败死于西洱河。”予按，高适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一篇，序云：“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丞相扬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往复数万里，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予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其略曰：“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到亭候，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其所称述如此，虽诗人之言未必皆实，然当时之人所赋，其事不应虚言，则宓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其年又非十三载也。昧诗中掘鼠餐僮之语，则知粮尽危急，师非胜归明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