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６年宋美龄回到台湾，发表了一篇《我将再起》的讲话。讲话的题目倒不新鲜，因为抗战之初，宋美龄曾写过同名作品，旨在呼吁同胞抗争，挽救民族危亡，这次讲话却是表达个人的某种愿望，颇有些令人寻味。
至于宋美龄返台原因，主要是主持参加蒋介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其次，如果还有别的因素，就是她在纽约太寂寞了。除了在第五大道和孔令侃、孔令仪等孔家一家人接触外，只有偶尔到得克萨斯州孔令杰的庄园里走走，每年会客不过十次。多数在长岛别墅里，幸好宋美龄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耶稣可以与她做伴，否则将何以堪？
她这次返台，多少也有以解寂寞的意思。早在１９８５年６月她在长岛款待台湾各市市长夫人访问团，当来自台湾的客人一致表示欢迎老夫人回台看看时，她曾透露，明年即１９８６年有些可能。１９８６年是蒋介石百年冥诞，蒋经国一奉请母亲大人，她当然也就欣然接受了。
蒋经国派三子蒋孝勇前来纽约恭迎老夫人，并沿途陪侍，这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蒋孝文有病在身，而蒋孝武外放新加坡，蒋纬国之子蒋孝刚远在伦敦求学，此任务非蒋孝勇莫属。
从１１月１０日起到１２月５日止，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接见台湾方面的官员，开锣戏由俞国华唱，压台戏由李国鼎唱，这中间包括“副总统”李登辉，“省主席”邱创焕、“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台北市“议会议长”、台北高雄市“市长”；在武人方面，接见了“五虎上将”。只有两人未露面，９７岁的元老张群和９６岁的老将何应钦。这两将以岁龄而言，是应由宋美龄登门拜候的。
多年以来一直冷淡宋美龄的美国报纸，此时在版面上也给她以应有的位置。《纽约时报》１１月３０日以“蒋的８５岁的遗孀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为题，刊出美联社对她的台湾之行所作的报道。只是通篇缺乏实质性的东西，仅说她对蒋经国的改革计划，既未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对。而党外杂志暗示蒋夫人将联合元老反对改革，台湾“警备总部”迅速没收了这些杂志。不过，这篇报道指出了一点：蒋夫人的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她的丈夫。应该补充一句，今日在台湾仅次于蒋经国。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１日，针对宋美龄发表的那篇文章，有些神经较敏感的人都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的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实在是不能像对以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放心，对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李登辉能否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渡“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大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心存图意，但是，她有什么力量能左右蒋经国呢？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在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也是用颤巍巍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没有她下注的机会了。蒋经国病逝标志着蒋氏父子两代政治强人统治的结束。如果将蒋经国病逝时的台湾政情同蒋介石死时的台湾政情作一比较，即可发现蒋经国病逝时台湾政情逐渐趋向复杂与动荡。
蒋经国病逝当晚７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荣总”副院长、蒋经国医疗组召集人姜必宁报告蒋经国病逝经过，会上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会议议定三件事：全体国民党员恪遵蒋经国遗嘱；由李登辉继任“总统”；立即展开治丧事宜。
可见，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宫廷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噩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威权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