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６月，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重新考虑援助国民党的价值和意义，从外交上帮助中国摆脱内战的阴影。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合复信给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全力支持他们反对内战的正义行动。
６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６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９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共１１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马叙伦任代表团团长。
６月２３日，上海市五六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
经过长达８个小时的艰难旅程，列车终于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刚刚下车，就有３个自称是苏北流亡青年的人挤到代表身边来，要代表说明此行的目的，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答复道：此行的目的无非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
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拥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代表们包围起来。而两旁站立着的军警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在混乱中，代表团被有计划地分割成两部分：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被推推拉拉，进了候车室；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挤进了西餐厅。
到晚上１１点多，也就是代表们被围困５个多小时后，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二百人。突然，“难民”堆里一个人敲破窗户钻进候车室，于是，大批“难民”一拥而入。顿时，桌椅、汽水瓶一齐向代表们飞来。
阎宝航和雷洁琼为了保护马叙伦，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挡了这面，露出那面，防不胜防，结果马叙伦还是挨了打。后来马叙伦被一个宪兵推到男厕所后面的办公室里躲起来，才免于继续挨打。学生代表陈震中被打成重伤，记者高集背部、腿部受伤，头部受伤最重，左眼球已突出。
事件发生时，政府当局置若罔闻。迄夜１２时，经民盟及中共代表数小时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马歇尔紧急呼吁，再经冯、邵及马歇尔电陈诚、俞大维等交涉，但此时已行凶完毕，代表们在宪兵“保护”下，被送入中央医院。
在整个过程中，宋美龄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雷洁琼受伤后，躺在医院里。她曾出席过１９３８年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会上宋美龄认识了雷洁琼，因而她接见了负伤留宁的雷洁琼。雷洁琼滔滔不绝地向宋美龄列举内战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她说：“内战使工商凋敝，内战使学业受阻，内战使人民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内战使国亡种灭！”
宋美龄用耸耸肩膀来答复雷洁琼的沉痛述说，并说：“我不是政府呀，我只能转达给政府。”还说蒋介石也有困难，如果断然去处理，人家又会说蒋独裁。对此，雷洁琼回答说：“只要符合人民利益，蒋先生尽可以做，人民将是最强有力的后盾！”
雷洁琼用愤慨的语调向宋美龄报告了上海的几家报馆将要被政府封闭的消息。宋美龄听后却说：“不会吧？！真的吗？”
雷洁琼说：“我是听大家说的，你最好打电话问问吴国桢市长。”她沉痛地继续说：“假使人民连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自由都没有，他们是会用行动来表示的。那时候，封也封不住，挡也挡不了，对政府没有好处。目前人民对各种措施普遍地表示不满意，人民迫切要求的是改革。如这一点不能达到，流血革命就将不可免！”
宋美龄默默地听着，时而耸耸肩膀。
雷洁琼还向宋美龄详细地诉说了下关事件的经过。宋美龄听后提出两点疑问，一、为何迟出车站？雷洁琼回答说：“是因为有行李，找不到红帽子脚夫。”二、宪兵如何从他们待的屋子里离开？对此，雷洁琼只好苦笑着说：“蒋夫人，那我就不知道了。”
蒋介石派特务大打出手，宋美龄却在雷洁琼受伤后，只对其表示了慰问。蒋氏夫妇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演出了这一场双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