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国民党内，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派系，叫做政学系。这个派系中的许多人在美国或在日本留过学，且绝大多数能言善辩，会说英语、日语等，并立志要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当时有两个人颇突出：这就是孙科和宋子文。
身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当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作为一位学者和主张国民党改革的人，当时孙科只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勇气与国民党一刀两断。虽然他较长时间内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却无法与陈果夫、陈立夫操纵的国民党党的机器抗衡。当年，蒋介石因为害怕听到开明的议论，常常一连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则差不多也有孙科同样的遭遇。人称“宋公子”，当时亦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虽然敢于大胆直言自己的想法，但是蒋介石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可以说，宋子文也很少讨蒋的喜欢。在此一点上，宋子文尚比不上他的姐夫孔祥熙。
当年有人说，宋子文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蒋介石虽讨厌他，却又离不开他，原因就是看中了他的才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宋子文再度复职并出任外交部长，可见他是多才多艺的。在当时的国民党要员中，几乎无人可比。
1945年4月1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此次会议的主旨是讨论联合国宪章，并为筹建联合国作准备。
飞机在万米高空翩翩飞行，宋子文和他的随员们亦兴致勃勃。
联合国最初的雏形，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并表示共同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当时在《宣言》中，中国与美、英、苏同为发起国并列为各国之首。1943年10月30日，中国又与美、英、苏3国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这个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中国由此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且确定了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位。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43年11月，蒋介石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一起出席了开罗的三国首脑会议。同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对蒋介石来说更是一大胜利。《开罗宣言》宣布了三大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还中华民国。
而且，罗斯福还保证支持1944年春天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90个师提供装备和武器。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反对“外国入侵”中国，且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当时罗斯福的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罗斯福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其与共产党分歧的承诺。
于是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当时带着前所未有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但他不知道，罗斯福当时在德黑兰还与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了会晤。在那次会晤中，罗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反的保证。
的确，后来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蒋介石作出的许诺。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歧。
此刻，宋子文不时望着飞机弦窗外飞掠的白云。而坐在他身后的代表有：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和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青年党代表李磺、民社党代表张君、无党派代表胡霖，一共10个人。
飞机于1945年4月13日晨降落在华盛顿机场，然后宋子文一行又换机转赴旧金山。
1945年4月25日下午3时30分，丽日高照。
这是个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了。
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歌舞剧院门前彩旗招展；肩披红绸缎的礼仪小姐分列大门两旁，亭亭玉立，手持鲜花欢迎着46个国家的计856名代表和来宾徐徐人场。当即胸戴红花和代表证的代表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健步拾级而上进入了能容纳万人的剧院大厅。大厅内舞池的军乐队正在演奏着雄壮的人场式音乐；会场庄严肃穆，天蓝色的背景、杏黄色的台柱，映衬着46国的旗帜；每一位要员到场，都有本国的国歌和音乐奏起。当时，整个入场式搞得隆重热烈，持续了近1个小时。
4时30分，音乐倏然停止，就见一队美国男女，身着天蓝色和平服装，从讲坛两侧以稳健和自信的步伐，进入主席坛后面站如松塔，以象征联合国的前途似锦与和平卫士的朝气。待一切就绪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斯退了纽斯偕同加州州长华伦与旧金山市市长拉凡步上讲坛，向在座的各国要员招手致意。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大会主持人斯退了纽斯紧紧握着桌上的木槌，郑重地敲了3下，宣布：
“联合国讨论世界机构之会议业已开始！”
首先，人们为联合国的重要发起人罗斯福总统的病逝默哀1分钟。然后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通过电话向与会各国代表致欢迎词。接着由斯退了纽斯致开幕词，他指明“确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系于此会。最后加州州长华伦、旧金山市市长拉凡均尽地主之谊地讲了话。他们都强调，旧金山能成为此次盛会的地点，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光荣。当时，旧金山至前线距离最近，同时也是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事的供应站抑或大通道。
26日大会选举决定，美国国务卿斯退了纽斯、中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相艾登为联合会议主席团主席，轮流负责大会的组织和召集。同时推定中、苏、美、英、法、澳、加、智利、捷克、墨西哥、荷兰、巴西及伊朗等14国组成重要而有权力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斯退了纽斯担任，大家以掌声通过。
同时，按照美、中、苏、英4个邀请国的顺序，首席代表分别发表了演说。
宋子文的演说生动形象，不时激起阵阵掌声。
他首先代表中国，向已故罗斯福总统的病逝表示深切追念。接着他说：
在吾人心目中，罗斯福总统不仅为美国第一公民，抑且为世界有灵感之领袖，彼以热烈之情绪，为国际谋正义和平，其高瞻远瞩，与夫政治家风度及魄力，已使联合国之胜利在望。彼虽龙逝，但其事功将继续领导吾人。接着宋子文又话题一转道：
自1931年以来，经14年之野蛮的战争，中国已忍受极大劫掠……吾人曾极力寻求一切方法，以谋补救。吾人明了如无一实际有效之集体安全制度，则任何一国之最后安全即无望……为维持集体安全起见，应决不犹豫，以吾人主权之一部分，贡献于新的国际机构。吾人必须准备作若干牺牲，得完成各国共同目标。
宋子文的讲话半个小时，其中有八次掌声雷动。
4月28日，按轮流值班制由宋子文主持了第三次全体大会。当时给各国代表和记者印象是：中国外长宋子文属学者形，态度慎重，英文清晰，主持会议准确。因而他给各国代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5月1日，联合国举行第6次大会，选举通过了4个大会组委会和12个小组委员会名单。宋子文当选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会议各组委员开始工作后，对于宪章各项问题分别研究和补充修正。至6月15日，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大体完成。
宋子文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既是十分繁忙的，同时他又是十分活跃的。5月26日下午在退伍军人纪念大厦，他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当时，到会的中外记者达300余人。
这是一次令宋子文施展才华的记者招待会。宋子文首先面对记者介绍了中国的代表团成员，并特别说明中国代表团还有一位新闻界的代表胡霖，并引起同行的一阵掌声。为了说明中国代表并非一党代表所有，宋郑重声言，中国的10位代表代表了各方面的意见，其中有反对党代表，也有无党派代表；并说中国的各位代表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旧金山会议获得成功；中国人民不论政治信仰为何，均衷心赞助国际机构。宋子文还表示感谢全球报界为中国之3项修正建议案广为宣扬，并感谢全球报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14年中，给予中国的大力协助。
整个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共41件，其中包括政治之敏感问题。当时宋子文均对答如流。当时有一个记者指着董必武问：“董先生是否是一个危险人物？”于是宋子文请董老起立，以示其无损于人。
另一个记者直接问董必武：“这个会对中国内部团结是否将有直接的影响？”
董必武答：“然，但不是直接的。”董必武的答复由翻译员译成英文后，宋子文再用英文高声复述一次，又博得了不少的掌声。
亚洲一些国家的记者则关心中国对大西洋宪章的态度，其中一个印度记者问：“中国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亦适用于印度及亚洲其它地方？”……其余的问题则涉及菲律宾与朝鲜。由此可见，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尤其是东方的民族，都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当时对于这些问题，宋子文或顾维钧逐一作了解答。
另外一些记者关注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另一记者问：“中国是否要消灭日本？”
宋子文答称：“中国虽时常警觉关于未来的侵略，决不宽恕那些战争罪犯，但亦不主张去灭绝日本整个民族。”
朝鲜记者询问，中国何以不提出朝鲜出席旧金山会议之问题，一旦朝鲜解放后，中国是否主张朝鲜独立？印度记者询问，中国是否将建议设立联合国仲裁委员会，以打破印度之僵局，犹太记者则提问，中国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持何种态度，黑人记者问，中国是否愿提出特别平等条款附人世界安全机构宪章之内。
宋子文在会上数度声明，此次联合国会议实际上不可能讨论危害世界和平的一切特殊问题。他还说：朝鲜问题已在开罗会议中解决；至于主体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一事，已在中国未参加之雅尔塔会议决定；大西洋宪章并无种族或信仰之区别等等。当印度记者一定要询问大西洋宪章是否适用于印度及其他亚洲民族时，宋子文答称：“此一问题，最好去询问拟订大西洋宪章之国家！”
菲律宾记者问：中国对于菲律宾独立持何态度？
宋子文回答：“中国深以得与菲律宾为兄弟之邦为荣。”
记者询及日本对于中国之和平建议时，宋子文称每次日本提出议和时，中国均告日本：“请与联合国言之。吾国乃联合国之一分子，不能与汝等单独谈判。”
有记者问：“战后日本是否将获准加入国际机构？”
宋答：“吾人希望日本能补过，不再从事全国性之切腹。”
记者问：“战后中国对于日皇将如何处置？”
宋答：“吾人望在俘获日皇之前，此一问题已先解决。”
记者问：“中国对于惩处战争罪犯及构成战犯之条件，有何见解？
宋答：“此并非和平会议，战争罪犯并非本会议讨论范围。”
记者问：“击败日本需时几何？”
宋答：“余亦希望获知此一问题之答复。”
记者问：“日本是否有领袖可能领导战后日本走人联合国家之途径？”
宋再称，“余之不幸经验，并未使余获得任何指示”，并说他亦希望此种领袖能够有出现。
在招待会上，顾维钧、王宠惠等人还回答了中国对于国际托管制度、国际法院及其他有关问题。
随即又有记者问：“中国是否期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宋子文答：“余答复此一问题将冒犯余之好友莫洛托夫君。”
记者最后请宋子文评论希特勒之死？
宋简明扼要地说：“独裁政治有其容易死亡之道。墨索里尼之死、希特勒之死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记者招待会是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举行的。当时宋子文身着深蓝色便服，话里夹杂了时髦的美国语调，所以深受记者欢迎。与宋子文坐得最近的是顾维钧，宋氏向他征求的次数最多；而遇有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则由王宠惠致答。王挺直身板，戴着一幅宽边眼镜，颇像一位法官。当时吴贻芳女士身穿朴素庄严的中国黑旗袍并围一条白色的颈巾。。胡适、胡霖则保持缄默坐在旁边一声不吭。中共代表董必武笑容满面，遇有直接有关问题，则从容作答。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此次记者招待会，当时给各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措词不当，就可能引起盟国的反感；如不答复又给人以态度暧昧的印象。而中国代表的回答，一般印象令人感觉中国既坚持公正的立场，也期望与各盟国合作。
此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的另一表面印象则是，中国内部正趋于团结。一位英国记者对《大公报》记者说：
“今日所见情形，达成一个团结的中国似非难事。”
然而，外国记者当时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派出了联合代表团，但对中共派出的代表却百般挑剔，故意刁难。当时只允许董必武一人为代表，随行秘书为章汉夫、陈家庚；并处处加以防范，制定所谓宣传对策，甚至对中共代表的经费来源是否有美方团体资助也要“密加详查”。董必武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并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战绩；同时阐述中共的基本政策，给在美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种种造谣和诬蔑。这些情况，彼时外国记者在宋子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然是看不出来的。
总之，那一次记者招待会是相当成功的。它成功地显示了宋子文的外交家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