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4日。洛阳机场。
蒋介石在结束了“洛阳50祝寿”庆典活动后，于当日再度飞赴古都西安。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于当日陪同蒋介石同机返回西安。本来，蒋夫人宋美龄也应陪伴丈夫同往西安的，只因那几日她身体不适，正欲赴上海治病，故蒋介石未允其与之同行。
张学良则是两日前自西安飞抵洛阳的。
张此次飞洛面见蒋介石，本是要向蒋说明西安情形紧急，恐生变故，并请蒋介石移驾古都临机处置的。不想见面后，两人话不投机，再度因为“剿共”抑或“抗日”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当时，张学良恳请蒋介石考虑停止“剿共”并同红军联合抗日，同时张还请求蒋介石释放刚刚在上海被捕的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孰料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一片忧国赤诚根本不买账，他声色俱厉地训斥张学良，当即令张学良十分难堪。尤其是蒋介石当着张的面仍顽固表示，他决不停止“剿共”，更令张学良齿冷心寒。那一日两人终致不欢而散。
当时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是太性急，是幼稚“无知”，是根本不能领会他蒋某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此前几天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慨叹道：
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其次之理，何其茫然，可叹。
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谓的“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指的是同年 11月 27日张学良给他写的一封《请缨抗敌书》。当时张学良在书中写道：
……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摩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比大军调赴前线者，或已成行，或已到达，而宠命迄未下这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惊。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想，为国家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造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来，对于个人或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因所不计。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在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万余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
以上张学良这封可谓披肝沥胆的《请缨抗敌书》送至当时蒋介石在洛阳的行辕后，得到蒋的反应竟十分冷淡。蒋介石仅在张的《请缨抗敌书》上批了区区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当即搞得张学良是耸肩摊手哑然无语，可谓绝望已及。
尽管如此，当时蒋介石心下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东北军的动态，已不可等闲慢怠，掉以轻心。因为那一段时间里，戴笠的特务系统已不止一次地跟他汇报过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前线同中共的红军之间实际上的休战状态。虽然，蒋介石最初听了汇报后尚不以为然。他自信地以为，张学良暨东北军不过是因为东北家乡沦陷后的抗日复仇心切，为意气所动，才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但毕竟夜长梦多，蒋介石也担心拖延时日激出变故。所以这一次尽管同张学良又吵得挺凶，但他还是决定再度飞临西安古都，亲自出面安抚东北军和西北军，以求最终“统一军心”，完成他那蓄谋已久的反共大业。当时蒋介石的心情，在他赴西安前一日的日记中亦有所流露：
东北军之真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亦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
12月4日午后，蒋介石飞临古都西安。
那一日西安刚刚落过一场大雪，气温骤降。在凄紧的寒风中，蒋介石瞥见机场外面聚了一群东北军的年轻军官，正等着要跟他请愿呢。青年军官们的要求简明扼要，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即蒋介石心下不免一沉，似有一种不祥之感倏地掠过。尽管内心十分不快，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作为一世枭雄，应付这种场面对他还是不难的。当时蒋介石和缓下面孔，吩咐转告那些请愿军官：所有的意见可以通过他们的张学 良长官转呈给他。旋即蒋介石在张学良等人陪同下，驱车前往下榻地--临潼华清池。不过，坐到车里后，当着张学良的面蒋介石却变了脸色，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机场上那群请愿军官。在蒋介石看来，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动辄向上峰请愿简直是目无军纪，这是他蒋某人绝对不能容忍的。
临潼华清池，位于西安东郊的潼山脚下，系一千多年前唐朝皇帝李隆基恩宠贵妃杨玉环的风流所在。当年著名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有名句形容：“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就中可以想见，华清池的昔日荣华，是何等的空前绝后。
蒋介石此次飞抵西安后，立即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摊牌：要么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麾下的西北十七路军同意留在陕北继续“剿共”，要么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以及樊格甫、万耀煌等人，调集西安，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旧调重弹，坚称其“剿匪已到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抗日请求，则再次诡称“时机尚不成熟”；并反复兜售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会上蒋介石还任命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立即调中央军嫡系部队计20个师约30万人进驻陕西。同时，为切断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红车的联系，蒋介石还调胡宗南的第一军向陕北靠拢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蒋介石的意图是，如能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进攻陕北红军当然最好；而万一张、杨不听招呼，则利用其中央军大军压境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出陕并分离，以期相机解决。可以说，当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之十七路军的本意，是包藏了一定的祸心的。
因此，对于蒋介石当时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安排，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
本来，张学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来，屡屡被蒋捉弄带蒋受过，可说吃尽了蒋介石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苦头。尤其令张学良无法忍受的是，1935年秋他受蒋驱使，率部人陕北与红军作战以后，仅数月时间便损兵折将，致使东北军遭到沉重打击。而就当此际，一向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的蒋介石，不仅没有考虑给东北军弥补损失，反却授意何应钦取消了东北军被歼灭的部队番号。终于，张学良认识到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并开始迷途知返了。恰逢此时，毛泽东率周恩来等12位红军将领，发出了致张学良等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公开信。当时中共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东北军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内战首先在陕北前线、在东北军和红军之间打不下去了。
与此同时，亦在内战中苦苦寻求出路的驻西北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也在共产党员南汉高等人的影响下，开始积极主张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就这样，截至1936年春天，在陕北前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均已结束了同红军的对峙状态，并实际上建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
前述情形也便就是蒋介石刚愎自用、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的危险处境。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再一次面见蒋介石，陈述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但面对张学良慷慨激昂以至痛哭流涕的最后诤谏，蒋介石竟半句也听不进去。最后，他居然拍起了桌子，大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并声称：“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至此，张学良原本对蒋残存的最后一点期望，也就彻底破灭了。恰巧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张学良更加悲愤莫名的事件。可以说，这件事是几天后爆发的“西安事变”的催化剂和直接导火索。
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游行示威。当时，示威的进步学生和广大群众徒步自西安市内向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进发，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答应抗日。蒋介石获知此事后，公然调动军队准备血腥镇压，并命令当时正在华清池的张学良“用武力制止”。鉴于情况万分危急，张学良立即驱车赶至十里铺拦阻游行队伍。当时在游行队伍中，有不少东北流亡学生，人们一见是张学良来了，竟情不自禁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让我们前进吧！”其情其景，甚是悲苦，当即感动得张学良热泪盈眶。他无比悲切地向示威学生劝道：
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张学良安抚回去了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后，旋于第二日又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努力，但结果仍是不欢而散。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变本加厉，大动杀机。他严令张学良和杨虎城抓捕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
于是，西安这座处在极度忍耐之中的历史名城，仿佛一座行将爆发的火山一般，山雨欲来风满楼。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此时终于忍耐到了极限。激忿之中他们感到，是蒋介石把他们和东北军、西北军退到了悬崖尽头。不仁不义者，蒋介石是也。于是，一个酝酿心中已久的空前大胆的想法，被两位将军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
兵谏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十七路军总部下达兵谏命令。旋即在张学良的侍卫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东北军的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卫队团迅速包围了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一时，骊山脚下枪声大作。蒋介石的卫队虽作了顽强抵抗，却终归寡不敌众，蒋介石的侄儿暨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以及20余名卫兵当场被击毙。蒋介石则在混战中仓皇出逃，但亦很快被孙铭九带人捕获，并押送至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绥靖主任公署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西安的随行大员陈诚、陈调元、蒋鼎文、蒋作宾、钱大钧、朱绍良、卫立煌、邵元冲、万耀煌等人，也在西安被张、杨所部软禁起来。其中，邵元冲因越窗出逃未遂，被击毙。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后来当蒋介石脱险之后，曾专门著了一部《西安半月记》。其本意当然是要为自己强词夺理并伪饰狼狈，但文中基本记述了当天蒋介石本人在华清池沦为阶下囚的具体经过。兹摘录如下，以立此存照：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两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子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零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褪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旅长向余喟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是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之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
十时，抵新城大楼……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丸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1936年12月12日傍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名通电全国，申明“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理由，其电文内容大致如下：
“东北沦亡，时愈五载，国权凌辱，疆士日蹩，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前述电文内容，就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于世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大约与此同时，张、杨二位将军也将“西安兵谏”的情况及其“八大主张”，通报给了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
同时，张学良还专门致电蒋夫人宋美龄，申明自己“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并请宋美龄放心，他绝不会加害蒋介石。
随即，张学良又召集“西北剿总”全体将领训话，陈明他与杨虎城此次发动“西安兵谏”的缘由。当时张学良情词恳切地讲道：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近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的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
从前面张、杨二位将军一系列电文内容以及张学良的讲话内容来看，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的确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忠心耿耿，“可质天日”。然而，在当年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好人却实在是太难做了。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一片磊落和赤诚，蒋介石及其当时南京政府的众多宵小们，最初却作出了极其令人失望的反应。先是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遗嘱”，要张学良转交其夫人宋美龄。“遗嘱”中蒋介石写道：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以冯玉祥、孙科、李烈钩等人为一派，主张谈判解决西安发生的事变，并认为任何针对西安的军事行动，都可能首先危及蒋介石的生命。而另一派则以戴季陶、居正、吴稚辉、何应钦等人为主，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所谓的“叛逆”。当时，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最终还是主张“讨伐”的一派占了上风。最后，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张学良应先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委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委。
五、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及常委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自12月13日开始，在何应钦力主下，南京政府开始调动军队准备西征。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并四处叫嚣“不惜玉石俱焚”也要“征讨”西安所谓的“叛逆”。同时，国民党空军亦开始在渭南、华县一带实施轰炸。不惟如此，南京政府当时还将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都封锁了，并唆使其御用宣传机构大肆制造谎言。于是，西安的真实情况被掩盖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八大救国主张”也鲜为人知，西安“兵谏”方面与南京政府之间，再度陷入僵局。一时间，中原大地密布战争阴云，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空前的战争威胁。
当此之际，力主和平的宋美龄及宋子文兄妹，相继返回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