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力为民请命、保护革命志士的时候，它的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甚至叛逆的举动。
原来，民保盟对革命者的营救，把蒋介石政府迫害人民。对革命者滥抓滥杀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之又恨又怕。几次交手之后，他们竟然把迫害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民保盟。
宋庆龄首先收到了特务们用最下流的语言写成的恐吓信。信中说，如果她再为营救别人去和政府为难，她自己就得代替那些人去死--为了证明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信中还夹带了经典性的象征物：子弹。民保盟的其他成员也先后收到了这类卑鄙的恐吓信。
面对当时的恐吓，民保盟的多数成员均付之轻蔑的一笑。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了帮助爱国志士，他们早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当时杨杏佛甚至还重新抄写了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发表的一首表达自己为了民众利益视死如归的诗。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他人而献出自己生命的。
当时民保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就与杨杏佛的想法大不相同。他不愿担负营救革命志士这种危险的工作，而且还在民保盟内部闹起了摩擦。
事情起因在杨杏佛视察北平监狱时。当时在狱中的刘尊棋用英文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揭露监狱中的种种黑暗行为，他托杨杏佛带出。后来经民保盟讨论，宋庆龄签发了这封信。胡适在这封信上大作文章，公开发表谈话时硬说他陪杨杏佛视察时，并没有人交信，诬指这封信是捏造的；而且声称北平监狱根本没有私刑，犯人也受到很好的待遇，从而为敌人攻击民保盟提供炮弹。对胡适这种行为，当时蔡元培和杨杏佛一再对他进行规劝。然而，胡适却变本加厉，又从根本上攻击民保盟。当时他发表文章说：“民权保障同盟不应该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利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而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的行动。”
这样一来，民保盟的多数盟员认为，胡适的这些言论，已经不是同民保盟其他成员在个别问题上的小争论，而是对民保盟根本宗旨的否定和攻击了。显然，他要保障的已经不是“民权”，而是镇压民众之权。
于是在民保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一贯对罪恶势力“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大众“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终于拍案而起：“鉴于胡适之对民盟根本宗旨的攻击和背叛，我提议，开除胡适的盟籍！”
“逐个表决，记录在案。”当即主席宋庆龄作出决定。
“我来记录。”总干事杨杏佛说。
“我同意开除胡适。”蔡元培第一个表态。
“我也同意。”黎照寰举了手。
“ OK！”史沫特莱也投了赞成票。
“我反对开除！第一，一个组织内部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情，怎么能因意见不合就开除人家呢？第二，胡适是‘五四’运动的大将，是当今的大名人。开除这样的大名人，岂不是我们这个团体的重大损失？我们这个团体靠什么来支撑？”林语堂首唱反调，独树一帜。
“对于语堂先生的第一条理由，我有不同看法。民保盟是一个有着明确行动纲领的组织，那就是营救革命者，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它不是一个可以容纳各种派别的政党，尤其不能容忍反对根本纲领、帮助政府压迫人民、或者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因此，我同意开除胡适。”宋庆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对语堂兄的第二条理由也不能苟同！”杨杏佛放下记录站了起来，“说胡适是名人，因此不能开除，简直像个笑话。胡适是名人，那么我请问，宋庆龄同志是否名人？蔡元培名气如何？鲁迅比之胡适名气如何？茅盾的名气如何？有这么
多的名人在，怎么能说到靠谁支撑呢？而且，首要的问题不在名气，而在对同盟的纲领持什么态度。若仅以名气大小作为取舍标准，那么我看蒋介石名气似乎更大，我们是否应该先把蒋介石请进来呢？”
会场上发出了笑声。林语堂没抬头，只在下面咕哝了句什么。
邹韬奋支持鲁迅的提议。
胡愈之同意开除胡适。
于是对鲁迅提议的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31人中30票赞成、1票反对，鲁迅的提议作为会议的决议得到通过并生效了。
胡适被开除了，但宋庆龄感到有些话还要说，她为此写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文章中她说：“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同时还要尽力防止类似事件及破坏再度发生。在这许多基本原则上，我们只有绝对团结，不能容许动摇。”
开除胡适后，国民党当局干脆宣布民保盟非法，并且不许这个组织再开展活动。
不久，在特务的威逼下，民保盟经常租用的开会场所--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不敢再租借场地给他们了。于是一次宋庆龄在上海市区内另找了一个场所秘密开会，但会议刚刚开始，几个贼眉鼠眼的人溜了进来。显然，特务们已经盯上了这里。宋庆龄当即决定转移会场，于是宋庆龄、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等人一个个从容撤出，各自乘车散去。不久他们从不同方向又聚齐在黄浦江上的一条船上。杨杏佛安排开船，船在江上游大，会议重新开始。但刚刚开会不久，两艘摩托艇便追了上来，全副武装的警察自称水上警备队并强行登船检查。于是会议又被迫中断了。
当时面对如此严酷的盯逼，民保盟还能不能进行活动，还敢不敢继续为被迫害的革命志士大声疾呼并给予营救呢？
宋庆龄文弱的身躯里激荡着一股浩然正气，此气充盈天地之间，鬼神亦不敢犯。特务们的肖小之行，反倒使她变得百倍刚强。那次会议两次被冲散后，宋庆龄又毅然选中上海海凌天主教堂作为会议地点，而且把会议时间定在凌晨3点。特务们怎么也不会料到宋庆龄亲自主持的会议能选在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因此，会议顺顺当当开了3个小时，把所有议题都进行完毕了。
当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陪同宋庆龄回到莫里哀路寓所时，他们不仅没有因为通宵未睡而疲惫不堪，反而个个精神振奋。
“夫人棋高一着，这次会议的决议一经贯彻，就又是敲向老蒋的当头一棒啊！”蔡元培余兴未尽地说。
“我看要赶快发明一种膏药，献给老蒋贴在头上。要不这蒋委员长满头大包，怎么出来阅兵、训话呢？”杨杏佛也不失幽默。
“你如果负责研制这种膏药，一定要注意两用，不光要能在头上使用，还要能贴屁股才行啊！”蔡元培接着调侃说。
“此话怎讲？”宋庆龄问。
“你想，一旦蒋介石被惹急了，那些连夫人召开会议也看不住的小特务，还不被蒋介石踹屁股吗？”
众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一向冷峻的鲁迅忽然显得忧心忡忡地说：“你们那种膏药只治标不治本，真要解决问题我看还得有种‘挺腿瞪眼丸’，叫他们服下效果才好。”
虽然讲话时鲁迅没有笑，其他人却笑得更欢了。
民保盟继续发出强大的声音，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谴责蒋介石对爱国人士的非法迫害，尽力营救着一批批革命者。终于有一天青帮大亨杜月笙憋不住跑到南京，要求蒋介石下决心除掉宋庆龄。于是在蒋介石的暗示下，戴笠开始制定一项计划，他们要用最卑鄙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宋庆龄。此时，他们连用“孙夫人”这块牌子，装扮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也顾不得了。
寓所门口有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活动，这是宋庆龄早就知道的事实，但是近来这些人好像行动更诡秘了。来访者提醒宋庆龄注意这一点，宋庆龄淡淡一笑说：“我知道的。除非他们杀了我，否则就阻挡不了我为人民做事。”
宋庆龄和朋友们当时看得没有错，令人谈虎色变的那个军统少将行动组长沈醉，此刻已经躲在了宋庆龄寓所对面的矮墙下边。
烈日暴晒、大雨浇头、蚊虫叮咬，这些往常小特务们吃不了的苦此时沈醉都不放在眼里，他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直盯着宋庆龄的门口和窗户，不肯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记下：早上6点，女仆李燕娥外出，7点10分返回；
8点45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来，密谈15分钟，9点离去；
10点10分，宋庆龄打开北窗，佯装眺望对面楼顶鸽子5分钟，真实用意待查；
12点29分，已查明是共产党的……哎哟！”
忽然沈醉轻叫一声。原来，一只大黄蜂把阴影里沈醉的眼睛当成了袭击目标。随着疾如电光的沈醉左手拍死黄蜂，他的右眼皮上已肿起一个枣大的包来。
“组长！你的眼……”没等小特务把话说完，“啪”地又一声，沈醉一掌压在那小特务肩上，把小特务打得一屁股蹲在了地上。“不许出声！接着写--已查明是共产党的冯雪峰在两人保护下进入宋宅……”
就这样，每天一份详细的监视报告从沈醉手里发出，传给戴笠，再进呈蒋介石。
“娘希匹！这有什么用？关键是他们都密谈了些什么？”想不到蒋介石不仅没有表扬，反而大动肝火。
那日戴笠回到家里也大伤脑筋：我手下三万六千喽罗，竟没有一个长驴子那么长耳朵的，怎么能听到人家在里面说什么呢？
最后还是沈醉有办法：“局长，再发愁我们也长不出驴耳朵了，不过我有一计，可以钻进去，贴近听……”
第二天，宋庆龄的女仆李姐上街买菜，被一辆急驰而来的出租车别了一把，人倒没伤着，只是把菜篮子轧扁了。但那出租车司机态度奇好，他帮李姐重新买了菜，还用车直接送到门口。
这样一来二去，当时婚姻刚被破坏的李姐对那个潇洒漂亮、出手大方的司机产生了好感，而那司机也趁机提出求婚。
不久宋庆龄发现李姐陷入了热恋。当听李姐说了二人相逢的奇遇后，宋庆龄就让把那个司机叫到家里。没想到刚问了两个问题，那司机就露了破绽，落荒而逃。
于是沈醉精心设计的打入宋庆龄家中的“美男计”泡了汤。
那个假司机回来就说：“孙夫人看上去极文雅，没想到还挺刁钻，您给我准备的那套话，根本用不上。”
沈醉倒不怪他：“这种事情，怎么也编不圆满。孙夫人何等样人，谅我们怎能欺骗得过。算啦！”
“那我们何不硬来呢？她一个妇道人家，怎能挡住我们？”小特务还不甘心。
“哼，这儿是法租界！不是老蒋的地盘。别看高鼻子洋人抓了共产党交给我们，可他们自有一套鬼名堂。我们真要在这儿动手，那洋巡警就会跟咱们过不去啊。”
“那我们就天天受这洋罪？那天的大黄蜂……”
“对！有了。美男计不成，我们再来个‘打草惊蛇计’，逼她自己搬出外国租界。到了政府的地盘上，我们可就……哈哈！”沈醉很为自己的又一条妙计陶醉。
有一天宋庆龄住宅内的电话突然乱响起来，要么就是响过那边没人说话，要么就是阴森森的恐吓：“听着，我们发现有共产党进入你的寓所。改天再来，我们就要开枪，惊着夫人可莫怪我们啊！”
宋庆龄一天夜里偶然朝外一望，花园的墙头上竟有几双闪着绿光的眼睛。而李姐某一天黄昏回来时，还受到几个戴着鬼怪面具的人的纠缠。
果然没过几天，上海市长吴铁城来访。他先是假意寒暄一番，临走时却似乎不太经意地说：“夫人住在这里，我们不便派人警卫。听说租界近来治安不大好，万一有个情况，我们可不好向全国人民交待。静安寺那边最近有所花园别墅腾出来了，如果夫人愿意，我可以安排您住在那里，并且能多派些警卫，安全比这里有把握。”
宋庆龄笑笑：“多谢关照！等得空时我先去看看房子再说吧。”
吴铁城满脸堆笑：“那好那好！铁城是孙先生的老部下，理当尽心。夫人哪天去看，一个电话，铁城定当安排妥当。”
吴铁城一走，李姐赶紧说：“夫人，要有合适的地方，我看咱们还是换一换。这几天可真怕死人了。”
宋庆龄冷笑几声：“毒蛇果然出洞了。哼！”随即她愤愤地把茶杯往桌上一砸，“太卑鄙了！到底是孙先生当初看错了人，还是这些人为了私利变坏了啊？”
李姐怯怯地问：“夫人，我说错什么了吗？”
“哦--不！”宋庆龄拥着李姐一起坐到了长沙发上：“李姐，是有人想谋害我，因为在这里不便下手，想把我们逼到外面去。我为民族和国家争取光明的前途，虽死何恨！可他们耍鬼把戏，岂能瞒过我？”
李姐恍然大悟：“小特务在这里闹鬼，大官出面装人，原来是一唱一和……夫人，我们可不能上当啊！”
宋庆龄温柔地笑着说：“李姐，继续住这儿，你害怕不？”李姐腾地站到宋庆龄面前：“我不怕！那些特务再胡闹，我就喊巡警来。”
“李姐，好样的！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岂怕那暗中作祟的小鬼！再出门挺起身板来，有人在电话中耍流氓，告诉他我们要录下音来追查！”
结果沈醉小把戏要尽，宋庆龄却仍镇静自若地会客、外出，继续揭露蒋介石政府法西斯统治的本质，继续救援那些受迫害的革命者。
一时宋庆龄正义的声音震撼得蒋介石食不甘味，夜不安席。
“校长，别的办法都试过了，不行。可不可以……”戴笠作了个杀人灭口的手势。
“哼！”蒋介石不置可否，转身离开。
于是暗杀宋庆龄的方案制定出来了，但这件事太重大了，戴笠不敢像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政敌那样说干就干。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不敢动手，或者说不肯动手。万一老蒋回头再变卦，或者受到其他压力要洗清自己，那当替死鬼事小，还要落下万世骂名--到时候子孙后代恐怕都不得作人了。更何况，他戴笠当年对宋庆龄心中也是敬重有加的。
但蒋介石长吁短叹，却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很快，根据戴笠理解的意思，沈醉制定了用“车祸”加害宋庆龄的新方案。
当时由杜月笙提供了装有装甲的特种汽车。
戴笠的要求是，要让宋庆龄受重伤，最好是脑震荡，并且从此神智不清，或者变成植物人也成，以便蒋介石控制利用她的声望。但是决不能危及她的生命，这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当时沈醉在上海南郊军营里作了多次模拟试验，他发现只能从宋庆龄乘车的尾部撞击，而且要在她的车子低速或停止时，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撞击者却可能丧命。即使不死，也会被法国警察抓起审讯。为防止其他特务为保命而出差错，沈醉自告奋勇亲自驾驶并且表示，即便死了为党国尽忠心甘情愿；如果不死，他也不会供出这个阴谋牵连别人。
戴笠对沈醉大加赞扬并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请沈醉吃饭。席间戴笠连连给沈醉敬酒：“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臣，真是幸事！你放心去干！此事办好了就除了委员长的最大心病，你就是党国第一功臣！万一你要被法国佬抓起来，我保证把你弄出来；而且从此你的老母和其他家人都会受到最优厚的待遇！”
随即他们查看了地形，并选定了动手的路口。沈醉在宋庆龄外出时，几次驾汽车悄悄尾追在后，进行预演。只是他没有让速度快起来，没有真的往上撞就是了。
待戴笠把详细实施方案报给蒋介石后，这次蒋介石很满意，着实夸奖了戴笠一番。
但何时实施呢？蒋介石仍然有些踌躇。
宋庆龄当时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确使蒋介石恨之入骨，可一看到宋庆龄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享有的崇高威望，蒋介石又十分害怕，生怕触动宋庆龄后引起更大危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旁敲侧击”。
于是蒋介石在宋庆龄身边人中，选了民保盟总干事杨杏佛作为他第一个下手的对象。
杨杏佛个子瘦高，浑身充满活力，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后接受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劝告，赴美留学，专攻科学技术。杨当年崇高的思想和翩翩的风度，曾赢得许多在美的漂亮女学生的好感。宋庆龄就是那时与杨杏佛相识的。后来杨杏佛回国后，再次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又任葬事筹备处总于事。北伐时期，杨杏佛在上海配合周恩来策动第三次上海武装暴动，胜利后被选为上海临时政府常委。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就一直开展反蒋斗争--杨杏佛参加过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宋庆龄四处奔波救出许多同志，并且是民保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当年人们曾说，邓演达是宋庆龄的左膀、杨杏佛是宋庆龄的右臂。
蒋介石指示戴笠向杨杏佛下手时，戴笠很高兴，这不比让他直接向宋庆龄下手顾忌那么多。
戴笠经过一番侦察，初定在杨杏佛经常骑马经过的上海西郊大西路一带派枪手狙击。待向蒋介石一汇报，不料老蒋却不同意：“不行！在政府管辖的地盘上动手，事后这案子怎么破？你倒是省事了，把麻烦都推给了我，叫我对外怎么交待？还有，这一次是‘杀杨儆宋’，离宋活动的地方那么远，能起到‘儆宋’的作用么？所以，一定要在宋居住的法租界动手，离她越近越好！既能吓住她，完事后我还不必负破案之责。你也好洗刷么！”
于是戴笠重新布置，把暗杀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附近，时机是杨杏佛前往宋庆龄寓所的途中。具体执行交给了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
那天6名特务携高精度狙击步枪，潜伏在杨杏佛经常出入的路上。杨杏佛此时虽已经察觉，但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当时他准备用自己的血去唤起更多的人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警醒，去换取人民的光明前途。
同时杨杏佛把面临的危险也告诉了宋庆龄，请她保重自己。宋庆龄则一再叮嘱杨注意安全，当时他们只为对方着想，对自己却想得很少。
此真所谓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带儿子小佛从中央研究院出来，没走多远，丧心病狂的特务就朝他们乘坐的汽车开枪了。杨杏佛知道自己不能幸免，极力用身体护住儿子。所以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而杨杏佛连中数枪，当场壮烈牺牲，年仅40岁。他的司机也同时遇害。
当天听到杨杏佛的噩耗后，宋庆龄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蒋介石桌上暗杀她的计划、制造车祸致她重残的阴谋，当时她并不知道。原来她总以为，蒋介石即使要动手，也得捏造个名目，把人先抓起来，那样总还有个营救的余地。她万万想不到蒋介石人模狗样地执政多年以后，竟然还会使出当年上海滩流氓的无耻伎俩，进行如此卑劣的暗杀！宋庆龄满腔悲愤，写下了一篇战斗檄文：
为杨拴被害而发表的声明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杏佛的人殓式在上海殡仪馆举行，宋庆龄通知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前往参加。这将是该同盟对敌人白色恐怖的一次示威--特务们借杨杏佛的死继续威胁其他成员，他们故意泄露出新的暗杀名单，上面赫然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他们以为这些人将不敢露面，那样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宋庆龄的勇气由于她外表的纤弱和美丽而更加倍地显现出来。她把下午的倾盆大雨看作天公为杨先生哭洒的泪水，把疯狂乱舞的逆风看作反动派向革命者发出的淫威。那天她顶风冒雨，准时出现在殡仪馆门口。
面对一袭素衣、臂挽黑纱、神情肃穆的孙夫人，原准备在那里捣乱的特务们顿时被震慑得缩起了脖子，他们不敢正视宋庆龄那一双因哀伤而显得美丽、因悲愤而现出威严的大眼睛。
一身正气的何香凝来了，铁骨锌挣的鲁迅来了，无所畏惧的胡愈之、沈钩儒、李四光和茅盾来了……那天的人殓式由于宋庆龄的出席而提高了规格，也由于宋庆龄的出席震慑了特务而相对平安了，整个仪式显得庄严隆重。
人殓式结束后，一大群记者围住了宋庆龄，请她发表谈话。宋庆龄以激昂的语气指出，尽管现在围着她的人中，就有冒充记者的特务，但是她并不害怕。她说，我昨天已经发表一篇声明，我已经向全世界公告，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我不会被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所吓倒，我将继续坚持斗争。
鲁迅也当场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但是同盟执行委员中当时亦名声不小的林语堂，那一天却没有来。这位以漂亮的散文著称的才子，大概是完全被敌人的子弹吓倒了。他说，“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与其掉脑袋，还不如作顺民”。后来林语堂甚至要求同盟从此停止工作，以免同盟的其他会员都被暗杀。
千古艰难惟一死，生死关头辨勇懦。
在当时有的人被死亡吓倒、忍辱偷生的时候，宋庆龄以她的实际行动，塑造了自己不避刀丛剑树、笑傲千古艰难的刚烈女性形象，从而赢得了万民敬仰和百代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