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中山陵于1926年6月1日破土动工，历时3年，于1929年春基本竣工。陵园建筑在钟山南麓的缓坡上，呈钟形。以南北为中轴线，大致分南北两部：南部包括石牌坊、墓道；北部包括陵门、碑亭、石阶、平台、祭堂、墓室等。墓室直径16米，高10米，圆顶为穹隆状。地面中部为大理石塘，正中筑长方形墓穴，是灵棕奉安处，围有环形石栏，以备瞻仰。室外砌有环形围墙，外铺草地，并植玉兰、梅等花木。墓门外是祭堂，宽27米，深22米，高26米，是重檐歇山式。堂内立有12根黑色花岗石圆柱。护壁则采用黑色大理石，石上立放着中山先生白色大理石像，端坐平视，神态安详。祭台外是太平台，宽135米，深30米，台两端并筑华表二座，擎柱刻古式花纹。平台尽处是宽大的台阶，共290级。石阶之下是碑亭，亭内在龟跌上立8米高的石碑，上刻“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18年6月1日”。在碑亭之处是陵门，高15米，宽24米，深8米，蓝玻璃单檐歇山顶，用花岗石砌成无梁殿式样。正中拱门相上刻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四个金光大字。陵墓的人口是一座三间三楼的石牌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横匾一方。在石坊与陵门之间，是缓长坡道，循此直达陵门。陵园外观具有我国古代建筑传统格式，色调淳朴，装饰简洁，气势壮观，规模宏伟，别创新格，又有大面积植树铺草陪衬，象征着先生一生功绩不朽，浩然正气。陵园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各距一公里，其间有道路相连，三区名胜联为一体。陵园面积是46000亩，先后施16年，直至1931年10月才全部竣工，所用经费按当时币值计算共400余万元。
1929年1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总理奉安委员会”，蒋介石为主任。为了扩大影响，蒋介石还特地邀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
同年5月26日凌晨1时，孙中山先生灵枢在30多万人的护送下，由香山抬往北平前门火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炮101响。至5月26日下午3时15分，才将灵枢运上专列。当日4点35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启。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列到此恭候。然后以蒋介石的专列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10时，灵车抵浦口。一时间，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亦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枢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葬日，奉安大典从午夜2时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20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南京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报纸、电台亦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并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其政治资本捞了不少，何能用金钱计算。
当宋庆龄接到蒋介石要她速回的加急电报后，心情异常复杂：亡夫奉安本是亲情之理，中山陵历时3载竣工，花费巨资百万，她心中丝毫没有感激之情。关键是蒋介石在骨子里已背叛了亡夫的灵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打着中山旗号掩人耳目，行背叛之实。她虽有心回国，又怕落入陷阱。她恨蒋介石出卖亡夫之野心。在她眼里，目下的南京政府已开始走向堕落、死亡。
宋庆龄正在犹豫时，一天清晨，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二弟宋子良，代表政府当局和家人万里而来，专程接她回国。同时宋子良告诉宋庆龄：“奉安大典筹备就绪，国旗半降，政府已为她安排了中执委员的要位，南京寓所也已经修好且高档豪华。”
宋庆龄叹道：“谢谢二弟，感激亲情。看来虽是陷阱，我也要跳了。”
“全家都在盼二姐回去，怎么能说是陷阱呢？”宋子良说。
接着宋庆龄又道：“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必须表明，我仍然坚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我虽然参加葬礼……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只要国民党领导继续违背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缓和或转变。
“当这项政策作为革命的动力时，我们在实现党的主义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现在三大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又成为军阀及反革命的工具，从而使我们更加远离党的目标。”
“二姐，此事已经过去多年，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宋子良当时不太赞成宋庆龄用这样直率强硬的措辞，他担心引起政府恼怒和家庭不快。
她当时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后来回国以后，宋庆龄又不断地重复和说明她的这个声明，这无疑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从而对当局企图使她陷人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盆冷水；而对那些为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则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于是，宋庆龄于1929年夏初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张学良派夫人于风至到车站迎接，并在张的私邸会见宋庆龄。宋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密切已久。由于张学良早年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20余岁即已享誉中国、功业辉煌，引起了宋家的关注。特别是宋老夫人和宋庆龄、宋子文及宋美龄，对张学良有特殊的感情，张学良也对宋家十分敬重。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其父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介石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那一年中国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尽管宋庆龄是反对军阀的，也许由于她感觉到“少帅”有真诚的抗日情绪，当时她同张的会晤是相当热烈的。她在哈尔滨发表的声明中曾称苏联是中国惟一真正的朋友，这可能是为了劝说张学良放弃反苏的行动。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凤至当时也要去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两人正好结伴同行。
旋即宋庆龄一行继续前进。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车站迎接。当日傍晚到达北平，随即参加孙中山的迁葬活动。在迎灵、护灵、家祭、封棺、国葬等一系列仪式中，蒋介石以党政首领及孙中山亲属的双重身份，与宋庆龄一起参加，但由于宋庆龄有了以上声明，她就能光明磊落、大方得体地应付一切场面；而且也把自己的一切情感，倾注在对孙中山的哀思上面……
那天，宋庆龄走下专列的时候，她穿着黑色的长旗袍，在月台上前行，只见她秀慧之气，刚强之志，溢于言表，完全一派巾帼丈夫的风范。想起孙中山先生逝世才4年多，中国革命和他手创的国民党竟被糟蹋到这等地步，宋庆龄到碧云寺时已悲痛得不能移步，下车后由左右搀扶而上。护灵处副官在前导引，并报告迎接布置情形。宋庆龄到灵堂前礼献花圈，然后手指灵棕，示意左右，再看看孙中山的遗容，当即卫士揭开覆盖在棺棕上的国旗，扶她登上石台。她边走边说：
“总理，我在此，您往哪里去了！”
她于是容仪黯淡，左右请扶宋庆龄下，宋庆龄不忍并抚棺大哭，悲痛欲绝，泪珠滴于玻璃盖上……有此同生，为何不能同死啊！
同年6月1日，宋庆龄又亲自护灵到南京中山陵，一步步走上几百级台阶，把孙中山的灵枢送进墓室。孙中山的遗体放在一只精致的紫铜棺内，棺下面有一个特制的楠木座子，棺上还有一层密封着的水晶透明板，站在石扩上扶着栏杆就可以瞻仰孙中山的遗容。公祭后，将紫铜棺盖上，然后由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闭”。
奉安大典后，蒋介石苦苦挽留宋庆龄在南京居住，宋庆龄则声称回家瞧看，并于第二天一早即返上海。记者纷纷登门采访，宋庆龄推说身体不佳，对政治无任何意见发表。
再说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的回来，曾做三点指示：一是拉拢，二是封其嘴，三是前者不行就来硬的。同年6月9日，蒋介石先委派夫人以姐妹亲情去说服，并请她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对于小妹的到来，宋庆龄满心高兴，但一想起蒋介石，她就厌恶起来。最后宋庆龄对小妹说：“二姐很心痛你。”
宋美龄嘴快：“我知道我是二姐一手带大的，我永远忘不了二姐。撇开政治不讲，看在我们姐妹的情份上，我请二姐，二姐也要给我面子啊！”
“政治和亲情如今连在了一起，二姐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宋庆龄直摇头：“说不清楚，依就很难理解二姐了。所以二姐不去，让小妹委屈了。”
宋美龄满怀信心而来，却扫兴而归。她心里也有气，只觉得二姐变了，变得越来越固执了。
宋庆龄送走了小妹宋美龄以后，就回到了生病的妈咪--倪桂珍身旁，终日照料母亲，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尽一分赤子之心。母亲病情稍好，她便陪妈咪去苏州，逛杭州，尽享天伦之乐。此时，宋美龄、宋蔼龄和宋子文虽是公务繁忙，也断不了回去看妈咪，同时也是看宋庆龄。宋庆龄很少说话，因为政见不同，她也不愿说话，说出来又怕伤了全家的和气。她要尽快把过去的缺憾，变成孝敬妈咪的行动。这期间，日子不觉已过去了一个月，国内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在新军阀混战中迅猛发展。当时全国建立了大小15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13个军共10万人。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柄尖刀刺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前胸。对蒋介石来说，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壮大，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他当时的总统美梦将要变成一场恶梦。所以，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他即掉转枪口，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不久，红军向北攻打了连城，牵制住了敌人兵力。而后朱德率领部队折转来进入江西，由宁化打下了广昌，在东韶一带与从连城转来的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合。江西的游击队在东固又编成三个师，红军更加壮大了。至此朱毛红军已使蒋介石如坐针毡，坐立不安。他就派何应钦指挥唐云山旅携带重兵火炮凶猛扑来，红军却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直夏、施家边一带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个旅，用敌人的枪炮弹药装备了自己，接着将兴国、信丰、南雄一片扫得干干净净。朱德又率一部精锐之师，由广东回江西转福建，拔下金汉鼎部盘踞的汀州这个钉子；从而使江西、闽西两个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后来不久，1929年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要在柏林召开，并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作为名誉主席的她，刚刚回国难以参加，于是她在寓所便拟定了电报全文，声明自己不参加的理由，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工农、对外亲帝反苏的罪行，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她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电文尖锐深刻，像柄利剑直刺蒋介石政权的心脏。一时蒋介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直接封锁了这一消息，并要大报小报一概不准登载。所以宋庆龄的电文也就成了秘密传单，在大街小巷传递。宋庆龄发出电报后，正像她对友人表示的那样：“我发了电报后，心里舒坦了……至于我个人因此有什么遭遇，那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蒋介石政权对她恨之入骨，加上宋美龄把去上海的事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就更激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召来戴季陶商量，决定采取“硬”的方法。可是此事让宋美龄知道后，极力抵制；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戴季陶出面警告。下面是戴季陶去上海和宋庆龄的谈话纪要，是宋庆龄整理的，此文发表在1929年10月20日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为了求真求实，笔者不敢加工，直录下来，以飨读者。此文不难看出当时蒋介石政权对宋庆龄的刻骨之恨，同时也看出了宋庆龄面对白色恐怖，以正除邪，浩气凛然，充分显示了一位伟人的风采和博大胸怀。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开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谈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咕啃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递给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证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中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您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当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没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人认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电的“外国团体”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有损害的呢？你适才带着“爱国义愤”所援引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现在正为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而积极地工作。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义不能凭空想，由几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谁又能断定呢？
宋：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什1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当他起草《建国大纲》的时侯，他就有这个意思，革命一定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功的。不然，你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这样具有天生智慧的人，又是在屡受党内军阀反叛之后，他会赞成军政时期吗？戴君，你的议论很显然地是带了病态的，这是你身体太坏导致你变得大悲观，你已经不再是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季陶了，你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佛教徒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年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正是革命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社会，否则，它就应该叫做进步党了。
戴：那末请问你是怎样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
宋：革命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设有利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代替旧的社会。请问迄今你们有什么革命的成绩呢？
戴：恐怕你没有注意到政府各部的进步吧。建设工作正在进行，朽败的房屋变成了新建筑，计划建立新的铁路，改革国家交通，救济人民的痛苦，比如，你看到的南京宽广的中山大道就是。这些不是我们在阻碍横生的困难环境中作出的杰出成绩吗？
宋：我徐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的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至于说到你们其他的功绩，宽广的中山大道是谁得利了呢？惟有便于你们这些人们乘坐汽车。我恐怕你们从没有想过成千累万的穷苦人民，为了你们的便利而拆去了他们唯一栖身的茅屋吧。
戴：这些都是荒谬不合理的谴责，请你告诉我不拆除破旧的茅屋和一些建筑片能从事改建吗？
宋：但是为谁的利益而改建呢？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吗？他努力不屈不挠地奋斗四十年是为着这样吗？
戴：任何人都有良心的，这不是个人专有的，你知道在哲学上……
宋：请你不要谈那些玄妙的道理，我只知道事实。
戴：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每个人都不要讲求进步，回复到过去时代，仍旧步行，而不用汽车吗？唉！
宋：我不要求那种荒谬，我只要求你们停止提高你们的物质生活。这已经是太奢华了，超过了普通一般人万倍以上了。我知道有许多军阀官僚几年前都是很贫穷的，现在忽然坐上高级汽车炫赫夸耀起来，在租界上为所娶姨太太购买大厦。我请问你，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想，假如孙先生还健在，他能容忍这种现状吗？假如，你也还是有良心的，你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吧。
戴：你初回来的时候，何以不把你的意思发表出来呢？
宋：不是我的意见常常都是被压制的吗？但是我已经向你们的主席自由地发表我的意见，是他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意见，那是他应该负责的。
戴：介石正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他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然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实在说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不过你以为中国的情形除了蒋介石以外，再不能有别人能够把它改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偏见。国家的福利，不是任何个人的专利品或私有财产。你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至于说到实现孙先生《建国大纲》，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是蒋介石和他的僚属在那里实行的。即便是他最后的遗嘱，你们每天只用做口头背诵的，你们都把它出卖了！你们禁止言论、禁止集会、禁止出版、禁止建立组织来实行唤醒民众吗？
戴：你不会忘记，当民众运动进行的时候，湖南广东发生过什么事变吧？真的，这种恐怖仍记忆犹新啊！你已经看见自由是怎样被人滥用啊！这种集会唯一的结果，是无秩序与动乱。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落后了几个世纪。就是国民党的党员中间，他们曾受过了相当的训练，有时集会起来，还是不免没有秩序与争闹哩。孙先生对此很失望，才写了那个《会议通则》。你怎么能够希望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能集会！至于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那是更谈不到了。他们一定首先要经过一个训政时期。
宋：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著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戴君，是不是你自相矛盾呢？
戴：恐怕这是你自相矛盾吧，你想增进入民的福利，减除人民的痛苦，然而你又反对向人民的敌人--桂系和其他军阀，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人，他们都是革命前途的障碍物--宣战。
宋：在军阀的战争之中，除了增加税捐、压迫与丧失生命以外，人民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戴：那末你也明显地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分歧，并且攻击这些为国家与人民努力工作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彼此尊敬相互间的意见，我们将听你的意见，但是你也必须倾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宋：对于这种埋在坟地里的和平和你对我浪费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一些幻想。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呆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责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精，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
在当年这篇谈话中，宋庆龄所选择的论点和口气都是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因为是蒋介石派戴季陶来的。就戴个人而言，她也变得对他十分鄙视。戴季陶利用他同孙中山先生的老关系，成为蒋介石的主要辩护士。他曲解孙中山的学说，竭力为蒋介石的血腥反动行径进行辩护。
同年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1929年9月21日，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驶往马赛。约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欧洲。一住就是两年时间过去，直到1931年7月，因妈咪倪桂珍在青岛去世，她才重又踏上祖国的圣土。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成燎原之火，汹涌澎湃，如同闪电突破乌云，倏焉万里，闪耀八荒。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撼动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它给亲人的是振奋、鼓舞；它给仇人的是惊心、丧魄。在那段时间里，宋庆龄已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之光，并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此后她再也没有离开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