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事实上，宋庆龄被软禁起来。现在她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关在房子里，由女仆看着，不许离开房间半步，不许和外界接触，只等着成亲的日子。当即宋庆龄悄悄地给孙中山写了封信，问他现在是否还需要她，自己应该呆在家里还是仍回到他身边去。负责看管她的女仆同情宋庆龄的境遇。站在了她的一边，把这封信秘密地带出去送到了邮局。
孙中山很快回了信。假使没有那女仆的聪明机智，这封信可能就落到了别人手里，那样历史也许就要重写了。孙中山在信中鼓励宋庆龄立即回到他身边，在感情和事业上他都非常需要她。宋庆龄受到鼓励，她不再孤单，她有了精神上的援军，有了可以回归的大本营。于是，她决定逃脱家庭的樊笼，到日本去和孙中山相会。
宋庆龄再一次得到女仆的帮助。那天晚上女仆在楼梯上望风，宋庆龄打开后窗，利用撕开的床单，从二楼坠到了地面，然后赶往港口，乘上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轮船。
待发现宋庆龄离家出走，宋家上下乱成一团。妈咪首先担心的是宋庆龄的安全。宋蔼龄主张由她派人去把庆龄追回来--她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宋耀如否定了大女儿的意见，宋家的事只能由宋家的人自己处理，决不能动用外人，更不允许青帮插手。宋蔼龄知道宋庆龄这一去，事情已无可挽回，眼下父亲又是这种态度，于是她立即又变了口气，反过来劝父亲不要生气，顺水推舟成全他们好了。宋蔼龄说：“这一来，以前一直和您称兄道弟的前大总统孙中山，就自动降了辈，成了您的女婿，今后再见面，您就是他的岳父大人了。”这句话大大刺激了宋耀如，他对宋蔼龄大发脾气：先前主张采取激烈措施的是你，但你只出主意不出面；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又反过来装好人，说风凉话，好像一切都是我这做父亲的不是。当即宋耀如带着一肚子怒气，匆匆赶往日本。
宋耀如在神户上岸后又换乘火车赶往横滨，他本是想来阻止这桩婚事的，但是却来晚了一步。当他一路风尘赶到的时候，宋庆龄和孙中山已经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的主持下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迎接他的是一对新人幸福的笑脸。
当时爱激动的宋耀如还是向两人发泄了一通不满。孙中山一言不发，宋庆龄向父亲作了解释：这一切均出自自己本心，父亲应为他们祝福而不是发怒。她拿出了两人订立的婚姻誓约书给父亲过目。誓约书已经律师作证并由当事人签字生效。
宋耀如接过来，只见那份婚姻誓约书是这样写的：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文（章）
宋庆琳（龄）
见证人 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木已成舟，一切都无可挽回。当即宋耀如怀着复杂的心情默默返回上海。回到家里，他向家人宣布：“庆龄已经和孙中山正式结合了。”
宋耀如和妈咪随即为女儿庆龄置办了丰厚的嫁妆，张张扬扬送到日本，以此回答了宋蔼龄的不满和社会上盛传的流言蜚语。
宋蔼龄呆在家里无事可做了，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动紧锣密鼓，她却认为不便再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此时孔祥熙已经回太谷作了一番安排后再回上海来接她，于是宋蔼龄决定和孔祥熙到“纽约不如”的太谷去亲眼看一看。
当年宋庆龄和孙中山在日本成婚时，宋耀如先生就已身患疾病了。此后虽经调治，身体亦时好时坏，大不如前。加上辛亥革命后数年之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迄无大进展，尤其是革命内部亦不能精诚团结，以致每每给中外的反动派钻空子。对此宋耀如不免痛心疾首，扼腕慨叹。本来他所患的肝病就怕上火着急，偏且又遇上如此的诸事不顺，压抑心情，终至有一天宋耀如先生再次病倒在床上。1918年春天经医生诊断，宋耀如先生患的是不治之症--胃癌。
当即宋庆龄匆匆赶回上海，随侍在父亲的病榻旁边。宋耀如的其他几个孩子也都纷纷赶回来，探望病中的父亲。当时，宋耀如望着眼前一群已经长大并且已学成有为的儿女们，心中总算得到了安慰。许多年来，他苦苦奋斗并奔走革命，多么希望获得成功啊！可是，时至今日，革命仍很渺茫，成功亦很遥远。惟一让他感到有希望的，就是眼前自己的这一群儿女了。弥留之际，宋耀如先生犹鼓励儿女们，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争取早日把民主共和的国家建成并使之繁荣富强起来。
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先生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