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断机”和“观猎”两件事，虽内容不同，手段各别，但在“教子”这个问题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自此以后，小孟轲在学宫里的学业成绩，犹如雨后春笋、参天的白杨，蒸蒸日上，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件声震学宫的事，这几件事像阵阵狂风扑向湖面，掀起了层层波澜，平静的学宫动荡起来。
按照学宫里的课程设置，读完了《诗》便读《论语》。春节过后，小孟轲上了三年级，开始读《论语》了。
开学的第三天，课堂上就炸了锅。先生讲解《论语·学而》的第十一章，原文为：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先生解释道：“孔子说：当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因为他无独立行动的权力，便只有观察他的志向；他父亲死了以后，就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长期不改变父亲的观点、主张和作法，便可以说是孝了。”先生解释之后是讲解，对学生进行“孝”的教育。正当这时，孟轲提出了疑义，他说：“天下之为父者，其道岂能全都正确无误，正确者理当无改，错误者亦无改，岂不就要祸国殃民，遗害无穷吗？……”
先生被问得语塞，脸涨得红如落日，额头上渗出了涔涔汗珠。大家都在屏息凝思，课堂上静极了，哪怕是有一根绣花针落地，也会叮当作响。
稍停片刻，孟轲接着说：“上古时候，洪水为患，鲧奉帝尧之命而治水。他逆水之性，筑堤堙障，因方法悖谬，且又迷信息壤，结果愈治反倒水患愈甚，为害更大，使亿万人的身家性命毁于一旦，最后屈死于羽渊。禹奉命继父任治水，他治水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势。水性就下，导之入海。为达此目的，高者凿而通之，卑者疏而宣之，奔波十三年，终于治平了九州水患，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倘禹‘无改于父之道’，天下人尽为鱼鳖，哪里还会有今日之苍生黎民，大千世界！……”
秦汉以前，师生关系是互敬互爱，相互平等的，无后来的“师道尊严”，师生之间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争论问题，孔子说过：“当仁，不让于师。”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后人做出了表率。这位先生见孟轲言之有理，便予以肯定，但他有一点不明，坦诚地提了出来：“圣人之言，岂能有过！”
孟轲说：“陈司败曾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知礼，孔子偏袒说‘知礼’。陈司败对此不满。按周礼规定，同姓不得成婚，鲁君娶吴女为夫人，鲁、吴同姓，故不称吴姬而称吴孟子。陈司败说：‘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闻知后说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孔子自己也承认偏袒鲁昭公是错误的，焉能说圣人无过？”
这位先生说，“道”有时候是一般意义的名词，无论好坏、善恶，都可叫做道。但更多时候是积极意义的名词，表示善的好东西。这里应该这样看，系指其“合理部分”。这一见解，孟轲仍不同意，他说：“既如此，便当永远无改，何以要说‘三年’呢？”
在学习过程中，对古人、对书上所写的内容，对先生的讲解，孟轲曾做过多次类似的评论和批评。试举几例，聊以证明。
《论语·为政》的第十六章，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批评那些异端邪说，祸害就可以消灭了。”）而在《论语·公冶长》的第五章，当有人评论说“冉雍这个人虽有仁德，但却没有口才”时，孔子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何必要有好口才呢？强嘴利舌地同人家辩驳，常常被人家讨厌。冉雍未必仁德，但为什么要有好口才呢？”）孟轲认为，这二者是矛盾的。任何一种正确的理论、学说，都是在与异端邪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即所谓“不破不立”。这个斗争、这个破的主要方式就是辩论，没有好口才，怎么能进行辩论呢？好比是两军交战，没有好武器，怎么能够获胜呢？既然这异端邪说是祸害，它影响正确学说、理论的发展，与之斗争，便不能顾虑重复，畏首畏尾，要大刀阔斧，要置其于死地。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得有好口才。
孟子的一生，以善辩著称，孩子时期，就已经初露锋芒。
《诗经》上有三句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有酒涡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眸子流转得媚呀，好似洁白的底子上画着美丽的花卉。”）子夏问孔子这三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先有白底子，然后画花。”）子夏进一步理解成“礼后乎”？（“是否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听了，大加赞赏，说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卜商呀，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了。”）
孟轲认为，孔子的解释太穿凿，牵强附会，子夏的理解则更是滑稽可笑。这三句诗本来是描写美女的笑和眼睛的，与底子和花、礼乐和仁义毫无任何关系。
这是《诗·卫风·硕人》中的三句。卫庄公的夫人姜氏是一个美人，她初嫁到卫国来的那天，就给了卫国人一个深刻印象，这首诗便是描写这一印象的。全诗共四节，其中的第二节是集中描写姜氏的美貌的：
手如柔荑（yí），（她的手指像茅草的嫩芽，）
肤如凝脂，（皮肤像凝冻的脂膏，）
领如蝤蛴（qíuqí），（嫩白的颈子像蝤蛴一条，）
齿如瓠（hù）犀，（她的牙齿像瓜子仁，）
螓（qín）首蛾眉，（方正的前额弯弯的眉毛，）
巧笑倩兮，（有酒涡的脸笑得美呀，）
美目盼兮，（黑白分明的眸子多么媚娇，）
素以为绚兮。（像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一样美好。）
如果后三句解释成“先有白底子，然后画花”、“礼乐产生在仁义以后”，那么，前五句该作何解释呢？
《论语·公冶长》第十六章的内容是：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于君子之道：他自己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他对待君上负责认真，他教养人民有恩惠，他役使人民合于道理。”）
先生在讲解这一章时说道，公孙侨，字子产，郑穆公之孙，为春秋时郑国之贤相，在郑简公、郑定公之时执政二十二年。其时，于晋国当悼公、平公、昭公、顷公、定公五世，于楚国当共王、康王、郏（jiá）敖、灵王、平王五世，正是两大国争强，战争不息的时候。郑国地位冲要，而周旋于这两大强国之间，子产却能够不低声下气，也不妄自尊大，使国家得到尊敬和安全，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曾历聘于齐、楚、晋、鲁诸大国，是个出色的外交家。他知识渊博，却很谦逊，每决定一件国家大事，都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请教熟悉情况的人。周景王九年，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成文法，是子产在法律上的一个贡献。爱民是子产的最大特点，冬季里他能用自己所乘坐的马车将百姓渡过溱（zhēn）水和洧（wěi）水。有时百姓聚集于乡校，议论朝政，批评子产。有人认为这有害国家，建议拆毁乡校。子产没有接受，他认为这正是听取民众呼声的好机会。子产不重天道,重人道。周景王二十年冬，有彗星见于辰之西，大夫裨（bì）灶向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日有火灾，只有用瓘斝（guànjiǎ）玉瓒（zàn）等祈禳（ráng），才能免除。子产以为天灾流行，绝非玉器所能祈禳。他说：“天道远，人道近，裨灶何以能逆料天道呢？分明是无稽之谈。”竟不听。结果，郑之首都并无火灾。郑国有了水灾，有人认为是龙神作怪，但子产说：“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彼此毫不相干。”……
听了先生的这些讲解，孟轲对子产的政绩不置可否，对其以乘舆济民过河这件事，却并不赞赏，他评论说：“此乃以小惠买人心之举，倘十一月修成行人之桥，十二月建成过车之桥，百姓何用再为渡河而愁！身为一国之相，只要将政治搞好，出外鸣锣开道可也，焉能人人而济之？为政者，讨天下人人欢悦，时间则不足矣。”
在讲《论语·泰伯》的第九章时，先生读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释成：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所指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走。”
小孟轲“当仁，不让于师”，批评先生读得不对，解的错误。先生反问道：“依你之见，该怎样读，该如何解呢？”
孟轲回答道：“依学生之见，该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解作：‘百姓，有本领者，才可以放手让其去做事；尚无本领者，就教育他们，使其知道应该怎么办。’”
“为师之读与解，有何不对？你之所读与解，有何根据？”先生追问所以然。
孟轲胸有成竹地答道：“依恩师之读与解，孔子便是十足的愚民者；学生之主要根据，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从未推行过愚民政策。”
于是孟轲滔滔如水地阐明了自己的理由与根据：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平民教育，“移学民间”，开创了通向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孔子以“仁”为出发点，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泛爱众而亲仁”的具体化。从“仁”的观念出发，对一切可以施教的人，只要“自行束修以上”（象征性地表示对老师的敬意），无不进行教育，使其享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孔子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和提高。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人的本性差不多，其在道德和知识上的重大差异，是后天习染的结果，主要是教育学习的结果。这是孔子教育学说认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理论，他收弟子兼收并蓄，不受贵贱、贫富、年龄、国籍等条件的限制，且其中大多数出身贫贱之家，如冉耕是奴隶出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仲弓家“无置锥之地”；子路“事亲，尝食藜藿”；原宪“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当然，除了这众多“鄙夫”、“贱人”、“野人”之外，也有少数贵族和富人，如孟懿子、南宫适、冉有、子贡、司马牛等。子贡说：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而且一定要来者不拒，正如良医之门多病人一样，所以夫子门下的人品十分复杂，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孔门弟子除来自齐、鲁两国以外，还有从楚、晋、秦、陈、吴等所属各地慕名而来的，几乎遍及当时之主要的各诸侯国。孔子从“三十而立”开始，一直到七十三岁去世，即使在鲁国从政和访问列国的时候，都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克服各种困难，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教育学生。这些学生中，有的素质较好，有的素质较差，也有的受有不良习染，但经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后来有的从政（仕），有的从教（师），有的经商（贾），很多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著名的贤才，正所谓“弟子三千，七十二圣贤”。这哪里会有推行愚民政策或轻视教育之嫌呢？
听了孟轲的一席话，先生很为之折服，他沉思片刻之后，又提出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合语法，如果孔子确是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作“民可，（则）使（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
孟轲则认为，这里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应将内容放在第一位，形式放在第二位。既然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一生用了四十多年的心血办教育，让“不可”之民“使知之”，从未推行过愚民政策，便应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这样，才符合史实，才能反映孔子的本来面貌。
其实，孟轲认为，省略是当时语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或者说是重要语言习惯之一，在不影响语意的前提下，常常省略句子中的某些成分。“则”是顺承连词，在这里是被省略了。《论语》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温故而知新，（则）可以为师矣。”（《为政》）“巧言令色，（则）鲜矣仁。”（《学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述而》）这些句子中的“则”都被省略了。同样的例子，下列句子就没有省略“则”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述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之”是“使”的对象，省略者更是比比皆是，如“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之）糊其口于四方。”（《左传·隐公十一年》）
一次，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武王伐纣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渲染战争的规模，残酷的程度，杀人之多，竟至于“血流漂杵”。先生讲得口冒白沫，看样子十分得意，孟轲却再次提出疑义，他认为先生所讲，是不符合史实的，这样随心所欲地乱讲，是态度不严谨的表现，它将以讹传讹，遗害后人。先生听了孟轲的批评，脸上颇露出不悦的神色，但他是个有涵养的老者，尽量抑制着自己，不发作，似乎还在静听深思。直待孟轲讲完，同学们都在瞪着眼望着他，期待着他的反应和回答，他才慢条斯理地说道：“孟轲所言，不无道理，然而愚师所言，并非臆造，而是有本之学，有案可稽。”说着返身回到自己的书房，拿来了一捆书简。这是《尚书》，先生打开，翻至《武成》篇，递给孟轲看。
孟轲双手接过书简，浏览了二三策之后，便不再继续看下去，说道：“《书》中所记，确如恩师所言。但恩师请想，武王伐纣，乃以至仁伐至不仁，有道是‘仁者无敌’，纣所率之残兵败将，必望风披靡，草木皆兵；而武王所统之部，则必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如此一来，交战的机会尚且不多，何以会‘血流漂杵’呢？书乃人著，人谁无好恶与爱憎，必寓褒贬于其中，正如孔夫子之《春秋》笔法，故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弟子多有冒犯，万望恩师海涵！”
听了孟轲的精辟分析，独到见解，先生长叹一声说：“后生可畏也！……”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孟轲的行为虽然常常使老师难堪，但为师者多是思贤若渴，爱才如命，因而他们非但不生气，反而感到欣慰。每当课堂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老师也许会面红耳赤，但不久心中便觉得热乎乎、甜丝丝的，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而自豪，因为他们将是国之栋梁，社稷之依赖。未亲授过孟轲的老师深感遗憾，怨自己命运不济，未能摊上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自然也有的老师在品头评足，说孟轲骄傲、狂妄，不仅目无尊长，连孔圣人也敢批评。他们虽口头上在这样喋喋不休地评论，心中却是在垂涎欲滴。
孟轲成了学宫里的宠儿，先生们的掌上明珠。先生们常与之攀谈，切磋学问，有时先生忙不过来或有事，还请他去代为辅导，甚至授课。学宫里考虑到他们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就免收他的学习费用。因为孟轲的学业成绩超群出众，不仅为学生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还为学宫获得了荣誉，学宫便每年奖励他一定的钱财，这大约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奖学金。
一天，一位先生犯有过失，另一位先生出于同仁间的挚爱之情，坦诚地批评了他。这位犯错误的先生非但不接受，不感戴，反而出口伤人，跟人家大吵大闹起来，先生们苦苦相劝，终也无效。有人跑去喊孟轲，看他有无办法规劝调停。
孟轲来了，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听着，先是不置可否，后则微微冷笑，似在嗤之以鼻。那位去喊孟轲的老师催问道：“孟轲，你为何总是笑而不言？”
孟轲见问，收敛了脸上的冷笑，说道：“学生心目中之老师，乃巍峨之丰碑，至高无上之圣人，犹三千弟子之仰观孔夫子。不意为师者竟有如此之鸡肠鼠肚，蝇营狗苟者，岂不让弟子心寒意冷！……”
孟轲毕竟是年岁尚轻，开言吐语难以掌握分寸，他的这几句话确也说得太重了，且用词不甚恰切。正因为如此，它像一颗炸弹一样在老师们中间爆炸，炸得一个个目瞪口呆，那两位争吵者也被镇住了，戛然止住了吵声。这真是呀，金刚钻虽小，但却能够锯瓷器；秤锤虽轻，但却能压千斤。
一不作，二不休，孟轲索性讲了下去：“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为师者如此之狭隘，相互间这般不友好，将怎样教育培养学生呢？课堂所讲与课后所为，大相径庭，岂不是在培养学生具有双重人格吗？纵观古今，大凡仁人君子，无不勇于改过。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他要求弟子们‘过则勿惮改’。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舜则更伟大，擅与人一同行善，能舍己之非，择人之善，乐博采众人之长而为善。舜自耕稼、制陶、捕鱼，直至为帝，无一处优点不是取他人之长。取诸人之长而为善，乃偕同他人，一道为善者也，故君子之德，莫大于偕同他人一道行善。”
孟轲讲完，略作停顿，以观察反应和动静。室内死一般的静，似万籁俱寂的夏夜。是呀，自己的学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心胸和见解，老师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默默地反思和痛心地忏悔。
因利渠畔有一姓朱的青年，与一伙人浪迹江湖，以卖假药行骗为业。其父多次教诲劝阻，该青年不仅不听，反而与之口角，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为父母者，多是望子成龙，批评教育，乃至严厉责罚，是在恨铁不成钢。儿子一旦误入歧途，则又希望其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金不换。朱老爹便是如此，他闻知孟轲是神童，小小年纪便深明仁道，颇晓礼义，且有辩才，酷似明医，凡病经他调治，必收药到病除之效，于是迫不及待地带儿子来请孟轲理喻。
孟轲心地善良，肯急人之困，以助人为乐，因而总是有求必应。他听取了朱氏父子的一场激烈争辩之后，说道：“造箭者莫非比造甲者生性更加残忍吗？倘非如此，为什么造箭者唯恐其箭不能伤人，而造甲者却唯恐其甲不能抵御兵刃而被人伤呢？巫医与木匠亦是如此，巫医唯恐自己的法术不灵，医术不高而不能治病救人，而木匠则盼瘟疫流行，战争频仍，以便棺材销路大畅，生意兴隆。由此观之，选择谋生之术，不可不慎重啊！孔子说：‘与仁共处，是美好的。安身之所任你选择，但你却择不处仁，这怎么能算是聪明智慧呢？’仁，乃是上天最尊贵的爵位，生民最安逸的住宅。如今你见利忘义，行骗害人，毁了多少身家性命，大不仁也！无人拦阻，你竟不肯行仁，是不智也。人生在世，不仁不智，只能为人仆役。身为仆役而以为耻，犹若造弓者以造弓为耻，造箭者以造箭为耻，你这江湖骗子，杀人害命，难道就不以为耻吗？倘能知耻，何不行仁施义呢？行仁者犹若射箭，射者需先端正姿势，然后开弓放箭。射者竞技，互不相让，倘自己不能中的，不怨胜于己者，反躬自问而已矣。”
孟轲初开口时，那朱氏青年昂然挺胸，像一只斗仗的公鸡，大有理直气壮之势。渐渐的，他蔫了，垂首在胸，待孟轲的一席话讲完，他蹲于地上，双手捧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世上没有打不开的锁，不是用重锤，而用钥匙。没有万能的金钥匙，而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好事，不翼而飞；坏事，不胫而走。孟轲在学宫里的表现，随着骀荡的春风，迅速飞跃了邹国的山山水水，传遍了峄山南北的千家万户，至于在学宫内外，在因利渠畔，则更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既通红耀眼，又炽热灼人。
课堂上，先生提出了疑难问题，学生们心似油煎，目光集中到了孟轲身上，期待着他的回答。
下课后，同学们蜂蝶恋花似地簇拥着孟轲，大家羡慕他，景仰他，都愿做他的好朋友。
餐桌旁，一家家老少正在进餐，长者讲述孟轲好学的故事，以激励教育子孙。
母亲们纷纷来找孟母，攀亲戚，拉近乎，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孟轲的帮助。
孟轲从街上经过，老人们在指指点点，赞不绝口。
不断有外乡人来访，弄得孟轲和母亲迎接不暇。
孟轲常被外乡学宫请去介绍经验，一次，他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笑脸说道：“羿之教人射，必拉满弓；同样的道理，学习者亦必要求自己努力拉满弓。大匠诲人必以规矩，无规矩则难成方圆，学习者亦必循规蹈矩而行。”
有一年邹国大旱，农业歉收，到了秋天，税敛却并不因此而减少。有一姓陈的委吏到因利渠畔来征田赋，这位陈委吏颇有爱民之心，且工作极负责任。他忠于职守，从来都是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他来到因利渠畔，见民有饥色，婴儿嗷嗷待哺，妇妪出入无完裙，十分怜悯和同情，不忍心催逼百姓。可是，这是上方的差遣，自己的使命，而且来时与上司立下了军令状，不如数征齐，岂不是要打破饭碗，甚至于掉脑袋吗？百姓苦苦哀求减免赋税，陈委吏也向黎民谈出了自己的难处。孟轲在场，他挺身而前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天真纯朴之心，言不必句句守信，行不必贯彻始终，其作为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便是有德君子。”
陈委吏见黄口少年，竟有如此见地，羞愧得无地自容，决心返回县衙，为民请命，为行仁义，哪怕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公元前369年，孟轲21岁。这一年的六月初六日，是公孙玺的七十寿辰，孟氏母子自然也要前来庆寿。这是一次空前盛宴，有应邀而来者，有高攀而来者，有感恩而来者，有庆祝而来者，他们中有贵族，有名流，有绅士，有官吏，有亲朋好友，连鲁、邹二国朝中大臣也来了不少。公孙将军以豪爽坦荡闻名遐迩，所以寿宴上自始至终洋溢着自由活泼的气氛，宾客们除致祝辞和开怀畅饮以外，还谈天说地，纵论天下政事。在众多高谈阔论中，孟轲的简短议论，含蓄而有分量，令达官贵人们咀嚼回味和深思。孟轲年轻幼稚，又无身份和地位，在这样的场所，本无他抛头露面的份，但公孙外公为了炫耀这位外孙的才华，硬是逼着他说上几句。尊敬不如从命，外公催促再三，他也只好冒昧开口了：“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距也，千有余载，然而，他们得志时的作为，却几乎一模一样，先圣与后圣，其路一也……”
孟轲的话音未落，忽有杯子落地的响声，与此同时，一个粗门大嗓喊了起来，一位赳赳武将挺身而起，向孟轲奔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