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恰如其分的比喻，人毕竟不是铸铁。炉温提高到一定的程度，铸铁总会熔化成铁水流淌；即使化为齑粉，亦不改变观点者，世上大有人在，这正是所谓“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那种人。然而，齐宣王之不行仁政，如前所述，他受诸多力量的牵扯，诸多因素的制约，更决定于战国纷争的天下大势。
孟子在齐为客卿，虽无具体职守和工作任务，倒也十分繁忙，不仅忙于齐宣王的频频召见和来访，还忙于给弟子们讲学，解答弟子们的询问，更忙于接待各国来访的客人，他们向孟子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常常弄得孟子应酬不暇，忙得不可开交。
一天上午，孟子正在给弟子们讲课，忽报有客人来访。儒家最讲礼节，既有客人来访，孟子自然不会因忙而将客人冷于一边，他匆匆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让弟子们分头练习，腾出时间接待客人。
来访者是卫国新任太宰北宫锜（qí），五十多岁，身高不过六尺，肥头大耳，脑袋更大得出奇，与那矮小的身材极不相称，幸而他全身粗壮、敦实，人们才不必担心他那大脑袋会从颈上折掉或滚落下来。他生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像两泓清池，里边盛满了智慧和慈爱。他衣着朴素，举止温文尔雅，见了孟子深施一礼，尊称“夫子”。他上任后欲对国家的制度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翻遍了古籍文献，也未查到周朝制定的官爵和俸禄的等级制度，请教了许多人，俱不能答，只好不远千里迢迢，到齐国来请教孟子。
北宫锜自然无法查找，因为诸侯们厌恶那种制度对自己不利，早把那些文献毁灭了，孟子也无法谈得太详细，只能根据自己听到的谈个大略。
天子为一级，公一级，侯一级，伯一级，子和男共为一级，一共五级。君一级，卿一级，大夫一级，上士一级，中士一级，下士一级，一共六级。天子直接管理的土地纵横各一千里，公和侯各一百里，伯七十里，子和男各五十里，一共四级。土地不够享十里的国家，不能直接与天子发生关系，而附属于诸侯，叫做附庸。天子的卿所受的封地同于侯，大夫所受的封地同于伯，元士所受的封地同于子和男。公侯大国土地纵横各一百里，君主的俸禄为卿的七倍，卿为大夫的四倍，大夫为上士的一倍，上士倍于中士，中士倍于下士，下士的俸禄则和在公家当差的百姓相同，所得俸禄也足以抵偿他们耕种的收入了。小国的土地为方圆五十里，君主的俸禄为卿的十倍，卿为大夫的二倍，大夫倍于上士，上士倍于中士，中士倍于下士，下士的俸禄则和在公家当差的百姓相同，所得俸禄足以抵偿他们耕种的收入了。耕种的收入，一夫一妻分田百亩，百亩田地的施肥耕种，上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九个人，其次的养活八个人，中等的养活七个人，其次六个人，下等的五个人。百姓在公家当差者，他们的俸禄也比照这个分等级。
北宫锜对孟子的回答很是敬佩，自然十分满意。他本欲当即告辞回国，但见孟子面容慈祥，为人谦恭而热情，颇似孔夫子“诲人不倦”，便索性留了下来，向孟子请教，探讨治国之道，孟子则有问必答，百问不厌，循循善诱。
北宫锜刚刚上任不久，国家百废待举，工作千头万绪，请教孟子该先从何处下手。
孟子说：“智者无不知也，但以当前之重要工作为急。仁者无不爱也，但以爱亲人和贤者为先。尧舜之智，不能通晓万物，因其急于知晓首要任务。尧舜之仁，不能普遍爱一切人，因其急于爱亲人与贤人。不能服三年之丧，而讲求缌（sī）麻三月、小功五月之丧礼；在长者面前用餐，大口吃饭，大口喝汤，毫无礼貌，但却讲求不以牙齿啃断干肉，这叫做不识大体。”
孟子讲话，总是很温和，很亲切，不时地瞥一眼对方的面部表情，特别是那双眸子，从中捕捉其心理状态。孟子发现，北宫锜满脸困惑，似乎有话要问，但又难于启齿，于是他闪电般地回顾自己这段话的内容。这也难怪，方才所言，只讲了些原则，要抓当务之急，要识大体，这自然是正确的，可是，当务之急是什么，何为大体，自己并未讲清楚，颇有些似是而非，答非所问。孟子对人、对事，素来极负责任，这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回答，人家怎么能够满意呢？于是急忙补充道：“不信仁德贤能之人，则国必空虚；无礼义，则上下的关系必然混乱；无贤政，国家的财用则必然不足。”
这就给了北宫锜一个治国大纲：第一，任贤使能，俊杰在位；第二，以礼义教民，以礼义治国；第三，整顿政治，惩治腐败。
这样一来，既有指导思想，又有原则纲领，虚实兼备，视之有形，触之可即。
北宫锜不愧是一位政治家，他抓住了孟子的这三条治国纲领不放，追问道：“请问夫子，选择贤臣的标准是什么？”
孟子回答道：“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开拓疆土，充实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国君不向往道德，无意于仁义，为臣者却欲使其富之，此乃助桀为富也。又说：‘我能为君邀结盟国，战则必胜。’今之所谓良臣，实乃古之民贼也。君主不向往道德，无意于仁义，为臣者却想勉强助其为战，此乃助桀掠地也。由今之路而行，不变今之陋俗，纵使以天下与之，亦不能有一朝之稳居也。”
在北宫锜问到为什么要以仁义教民时，孟子答道：“在求得百姓安逸的原则下来役使百姓，则百姓劳而无怨。在求得百姓生存的原则下杀人，则被杀者死而无怨。”
在谈到为什么要以仁义治国时，孟子说：“霸主之功业显著，民心欢娱；圣王之功业浩荡，民心舒畅。百姓被杀而无怨；得到好处，不认为应该酬谢，每日只向好的方面发展，亦不知谁使其如此。圣人经过之处，民心受到感化，停留之处，所起的作用则神秘莫测，上下与天地同运转，国岂会不强，民岂会不富！……”
北宫锜还提出了许多卫国的具体问题，与孟子商讨；孟子全都知无不言地耐心予以解答。
看来北宫锜是位推崇儒家思想的政治家，他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很是赞赏，对孟子的为人更是由衷地敬佩，常与孟子促膝畅谈，彻夜不眠。旬日后，北宫锜千恩万谢，恋恋不舍地辞别孟子而去。
北宫锜回国后，卫国的政治形势会发生怎样的好转，这恐怕不是北宫锜一个人所能主宰的。天下的大潮并非决定于某几个天才的政治家，而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倒是这大潮的旋涡，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家。
孟子对纵横家的游说活动本来是深恶痛绝的，认为他们为了一己的私利在四处奔窜，拨弄是非，致使诸侯混战，数以万计的生灵涂炭，他们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但对宋勾践的来访却异常热情。人的思想观点，斗争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人是在斗争中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的。孟子想，纵横家既然能言善辩，足迹无所不至，何不借助于他们的嘴、他们的腿宣传仁政思想，让他们做个义务宣传员，不断扩大仁政思想的影响和阵地呢？这便是孟子热情接待宋勾践的指导思想。
孟子对宋勾践说，你不是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别人理解我，我自得其乐；别人不理解我，我也自得其乐。
宋勾践问，要怎样才能自得其乐呢？
孟子回答说，崇尚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自得其乐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义，得义时不离道。穷困而不失义，所以自得其乐；得义而不离道，所以百姓不致失望。古代的人，得义，惠泽普施于民；失义，修养个人品德，以此表现于世人。穷困时独善其身，得义时便兼善天下。
孟子的这番话，既是在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也是对宋勾践的批评和嘲讽，更是在表露自己的心迹。
虽说宋勾践对儒家思想一时难以接受，但碍于外交情面，也不好说什么，只能以礼相待。本来嘛，长期形成的思想观点，哪能通过一席话就轻易改变了呢？正如孟子不肯舍弃仁政思想，屈服于齐宣王的霸权主义一样。
一天，一位叫貉稽的仕者来访问孟子。貉稽是鲁国中都一位司职吏，司吏人口。春秋、战国肘期，诸侯纷争，战争频仍，人口大量死亡，人口多寡，常常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司职吏表面上是调查人口，但实质上更重要的任务却是繁殖人口，因而多委派贤者和颇具才干的人担当此任。
貉稽四十多岁年纪，相貌堂堂，早年丧妻。亡妻撇下一男两女，为了子女不受继母虐待之苦，他发誓不娶。他的邻居张嫂，长得一表人才，三十多岁了，风韵仍不减当年，也是红颜多薄命，两年前丈夫死于疆场，撇下孤儿寡母四五口人，生活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貉稽在外为官，每月有固定而可靠的收入，见张嫂一家实在可怜，出于同情和怜悯，也出于邻里的情谊——在妻子卧床不起的那些岁月里，张嫂曾帮过他的大忙，便不断地对张嫂一家有所周济。貉稽在县衙为官，常常一连数月不回家，家中的三个孩子尚小，顶大的女儿也不过十八九岁，不懂过日之道，并常闹得人仰马翻，张嫂为报貉稽经济上的接济，同时也出于母性的慈爱，便主动挑起了帮助貉稽照料家务的担子，她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本来是和睦团结、友好相助的邻里，很值得众乡亲学习和效法。然而，就因为貉稽不肯续弦，张嫂寡居，便生出许多口舌和是非来。好事不胫而走，坏事也会不翼而飞，很快便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了。千遍谣言成真理，众口铄金，闻风是雨的中都宰，不问青红皂白，不仅撤了貉稽的司职吏，而且开除了他的公职。貉稽有口难辩，有冤难申，怀着满腹的委屈跑来找孟子评理。貉稽苦诉之后说道：“我被人说得很坏，一无是处……”
孟子微微一笑说：“这有何妨。读书人最厌恶这种七嘴八舌的议论。《诗》云：‘烦恼沉沉压在心，小人当我眼中钉。’孔子即是如此。”又云：“不灭他人之怨恨，亦不失自己的名声。这说的是文王。圣人尚不免遭小人之口舌，更何况我等平庸之辈呢？大家均应以文王为光辉榜样，我行我素，让世人怨恨去吧，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
孟子这样规劝教育貉稽，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
战国当时有一位德隆望尊的公明仪，据说他是曾子的弟子，这样算来，便应该是孟子的师祖了，年龄总该在百岁以上。孟子也确实尊其为师，谈话时曾多次引证他的言论，似乎他的话便是真理，便是证据。这公明仪虽受儒家嫡传，却颇有道家的风范，他鹤发童颜，须髯垂胸，飘飘有致，被誉为道骨仙风。他一生不做官，不入世，云游天下，好论是非，评人短长。公元前318年初冬，公明仪云游来到了齐国。这时的孟子虽说已经七十二岁，但跟公明仪相比，还是后生晚辈，因此主动到公明仪下榻的馆舍稽首拜见。二人虽说彼此早有耳闻，但这还是第一次见面，首次相聚。大约因相互尊重和对世事的见解相似，二人一见如故，彼此都打开了话匣子，拉谈起来没完没了。交谈中曾扯到了上古时援弓射九日的司衡羿。羿乃天下有口皆碑的神射手，因他射九日的功劳，避免了一场空前洗劫和灾难，挽救了人类，挽救了地球的毁灭，因而人类尊之为“羿父”。逢蒙跟羿学射箭，完全获得了羿的技巧之后便想，天下只有羿比自己强，便以暗箭伤人，将羿杀死了。逢蒙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乃一罪不容诛之无义之徒，为万世所唾骂。至于羿，历来被公认为是位完美无缺的英雄，但今天谈到逢蒙杀羿这件事，孟子却认为“这里亦有羿之罪过”。这是不同于凡俗的见解。
公明仪不尽同意孟子的意见，说道：“好像并无罪过吧。”
孟子“当仁不让于师”，反驳道：“罪过不大罢了，怎能说毫无罪过呢？”
孟子并未指出羿为什么有罪，罪在哪里，而是给公明仪讲了一段历史故事：
郑国曾经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这也是个天下少有匹敌的神射手，徒子徒孙遍及诸侯各国，不幸的是战斗中旧病复发，右膀酸麻疼痛，拿不了弓，抬不了臂，与卫刚一交锋，便只好节节败退。一天，两军再次相遇，郑军不战而逃，卫帅命庾（yǔ）公之斯率部追歼。子濯孺子说：“今日吾病愈甚，臂膀疼痛若卸，吾命休矣！……”问驾车的人道：“追我者何人？”御者答道：“庾公之斯。”子濯孺子喘了口粗气，仿佛随着一声叹息，心中正有一块石头落地，随后说道：“吾命存矣。”御者说：“庾公之斯乃卫之善射者，将军反说性命可保，是何道理？”子濯孺子告诉御者，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学射，而尹公之他是自己门下的得意高徒。尹公之他是个很正派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弟子，一定也很正派。片刻之后，庾公之斯追了上来，忙下车向子濯孺子深施一礼，问道：“老师为何不拿弓？”子濯孺子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不会说假话，更不会送人情，比方说“我不忍心杀害你”，而是照实回答道：“今日吾病发作，拿不了弓。”庾公之斯便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弟子不忍心以夫子授予的技巧，趁夫子之危，反过头来伤害夫子。然而今日之事，乃国之公事，弟子不敢因私而废公。”他说着从矢（fú）中抽出四支箭，向车轮上敲了几下，把箭头敲掉，向子濯孺子连发四箭，然后再拜而去。
故事讲完了，它在告诉人们，交友，授徒，都应该有所选择，羿的错误正在这里。
孟子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整日这样辛劳，哪里经受得住，入冬不久，便病倒了，周身困惫不堪，不思饮食，两颊绯红，大约正发着高烧。恰在这时，墨家的信徒夷之来访。孟子本欲起床接见，众弟子纷纷劝阻，认为夫子病得这样，绝对不能会客，特别是不能会见墨家的信徒，两家的观点不同，相见后难免会有一场争辩，夫子好激动，这对他的病体是很不利的。
孟子素来以礼待人，虽说与墨家的见解不一，互视对方为异端邪说，但这是学术之争，不是仇敌，不能冷淡了客人。既然弟子们纷纷苦劝，自己也确感精力不济，便命与夷之有旧交情的弟子徐辟前去婉言谢绝。孟子说：“我本欲接见，但因近日身染重病，确系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会客，万望先生海涵恕罪。待病体稍有转机，便前往回访，望先生不必再来。”
夷之离去了，但并未离开临淄，而是住进了馆舍，等待孟子身体康复。他似乎下定了要见孟子的决心，欲与孟子辩个是非曲直，水落石出。过了些时候，夷之又要求来见孟子，但孟子病体难支，仍由徐辟转达自己的意见。孟子说：“朋友相见，不直抒己见，真理则难以表现，姑且容我直言不讳吧。吾闻夷之为墨家信徒，墨家治丧，以薄为合理，夷之亦欲以薄葬而易天下之俗，自然以为不薄葬则不足为贵。然而夷之葬其父母却极其丰厚，这岂不是以其所贱而事双亲吗？”
徐辟将这话告诉了夷之，夷之说道：“儒家之道，以为古之圣君爱民若爱其子，此言何意？之则以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相爱，并无亲疏厚薄之别，只是实行起来从父母亲开始罢了。那么，墨家兼爱之说很有道理，而我之厚葬父母，亦有解说矣。”
徐辟又将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莫非夷之真以为爱其侄儿，如同爱其邻人之子吗？他不过抓住了这样一点：婴儿匍匐于地，将坠于井，此非婴儿之过。此时此刻，无论谁家婴儿，无论何人见之，皆会往而相救。夷之以此为爱无次等，其实不然，此乃人之恻隐之心。况且天生万物，根源只有一个，以人而论，惟有父母，故儒家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夷之却说根源有二，因此认为我之父母与人之父母并无区别，主张爱无差等。道理就在于此。
“大约上古之时，人有不葬其父母者，父母身亡，弃尸于沟壑。他日过之，见狐狸食其尸，蝇蚋（ruì）嘬其肉。那个人不禁额头热汗淋漓，斜眼望望，不敢正视。此热汗非为流其他人看的，实乃由衷悔恨而达于面，于是匆忙归家，取锄畚而掩葬之。掩埋父母之尸诚然不错，那么，仁人孝子厚葬其亲，亦系理所当然。”
徐辟将这话告诉了夷之，夷之怅然良久，喟然叹曰：“孟子教我，令之深明大义！……”
大约从此以后，夷之放弃了墨家观点，改学儒家。
农谚说“小雪”封山，“大雪”封河，但这一年的冬季却与以往大不相同，节气尚未“立冬”，便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莽莽华夏大地，山冰封，野雪飘，原铺银，水断流。在积雪如棉的大路上，有一辆被风挟雪裹的马车在艰难辗转，蠕蠕前行，犹似惊涛骇浪中漂泊的一叶扁舟。车内乘坐的是魏国新任冢宰苟衍成，他顶风冒雪赶往临淄，专程访问孟子，请教为臣之道。
苟衍成不过三十岁年纪，细高个，白面皮，大眼睛，举止文雅，风度翩翩。也许是年轻心盛，也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上任而不就职，遍访天下贤士，不管是哪家哪派的观点、见解、主张，他都想访一访，听一听，立志改革魏国的政治，统一天下。
孟子对苟衍成颇有好感，耐心地回答了他提出的一切问题。
苟衍成首先请教了应该怎样为臣，特别是应该怎样做一个辅国之臣。
孟子避开了这个问题不答，向苟衍成介绍了为人臣者的四种情形：
有侍奉君主之臣。他们的所作所为，全在侍奉某一个君主，不管这个君主的行为端正与否，一味地顺从、阿谀奉承，旨在取悦于君，取宠于君，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看来对国君忠心耿耿，实际上完全是为了个人，甚至怀有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
有安邦定国之臣。他们舍弃了一己的私利，夜以继日地操劳，废寝忘食地工作，目的全为了国家的富强，社稷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他们想方设法辅君治国爱民，君有大过则谏，屡谏而不听，或另立新君，或辞职离去。他们是在为民负责，为国家社稷负责，而不是为国君一人负责。
有天民。这些人有自己的主张、信仰和学说，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宣传自己的学说，推行自己的学说，实践自己的学说，力争使其通行于天下，为达此目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
有大人。所谓大人，即人们所谓之圣人。这种人有崇高的追求，坚定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勇敢的奋斗精神和顽强的意志，他们以此来端正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以自己的端正教育、影响、感化他人与外物，使其也随之端正。
四种人臣的情形和标准摆在这里，你苟衍成究竟欲做哪一种呢？你究竟能做到哪一种呢？
苟衍成问君子的本性是什么。
孟子回答说，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这是君子所希望的，但君子的乐趣并不在此；居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君子以此为乐，但是他们的本性不在这里。君子的本性，纵使他们的理想通行于天下并不因此而增，纵使穷困隐居并不因此而减，因为本分已经固定了的缘故。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之根植于心中，发出来的神色纯和而温润，它表现于颜面，反映于肩背，以至手足四肢，因而不必言语，别人便可一目了然。
苟衍成问舜与（zhí）①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孟子说，舜鸡鸣即起，努力行善；亦鸡鸣即起，但却孳孳为利，一个为善，一个为利，这便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苟衍成问怎样才能无不及人之忧。
孟子说，饥饿的人觉得任何食物都是美的，干渴的人觉得任何饮料都是甜的。他们不能知道食品和饮料的正常滋味，是由于受了饥饿干渴的损害的缘故。难道仅仅口舌肚皮有饥饿干渴之损害吗？人心亦同样有这种损害。如果人们能够经常培养心志，不使它遭受口舌肚皮那样的干渴与饥饿，有甘泉润喉，以美食果腹，那自然容易进入圣贤的境界，再不会以赶不上人为忧了。
苟衍成问怎样做才能少犯错误，少结怨。
孟子说，杨子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主张兼爱，哪怕是磨秃头顶，走破脚跟，只要对天下有利，无不为也。子莫②主张中道。主张中道便差不多了，但是主张中道如果没有灵活性，不懂得变通的办法，便是固执与拘泥。为什么要厌恶固执呢？因为它损害仁义之道，容易只抓取一点而废弃其余。
能够办事中道，不偏颇，不过激，而又能机动灵活，便会少犯错误，少结怨于臣僚。
……
公孙丑不知夫子正在会客，与桃应争执着闯进孟子的居室，从他们面红耳赤的表情可以看出，二人正争论得难分难解，大约是来请孟子评判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