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是说明一个领导人行君道的原则。
有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在上位的人，如果对下面的人看得像自己手脚一样重要，那么下面的人也就把领导人看成是自己的心腹或主宰一样。反之，上位的人把部下看成犬马，只是一种可利用的对象，出门要狗守门，要马代步，那么部下对于这样的领导人也和对普通一般人一样，没有真的感情、道义存在，只是利害关系而已。如果领导人把部下当做泥土草芥一样，平常踩在脚下，部下就看领导人像仇人一样了。这第三种情形，眼下很多，上下之间彼此都不好，社会的事故就多了。
像孟子这段文字，人人看了都会叫好，可是叫好归叫好，必须事到临头照这个道理去做才行。所以须得把这个道理会之于心，用以做人、做事，才算是读通了，才算有学问，才算是成功了。成功不一定是升官发财，并不是公司开得大，那与一个人完成学问无关。只有完成了自我教育，拯救了自己，才是真正的成功。
这一段文字很容易了解，而且很多人读来都会发生共鸣。但要注意的是，人看书时容易将好的比成自己，看《三国演义》，每把自己比成诸葛亮，绝对不自比曹操，读经书也是一样。但书中的道理是否能进入自己的心中，成为自己的精神，落实于自己的行为上，这就是真学问了。这也是大家尤其是青年朋友们要注意的地方。读书时，对书中的道理懂了，可是当实际的状况临身时，能不能依道理做到，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在此，不在于认识字，也不在于解释文字。
我曾经告诉一些听讲的青年朋友，我这里不是学校，来这里混是不行的，我并不欢迎，我没有精神跟大家做游戏；如以在一般学校混文凭的态度而来，则大可不必费这个精神。对于书上的文字解释得出来，懂得书上所说的道理，那只是知识，不是学问；真正的学问，是将所懂的道理变成自己的精神、思想、行为，而且能实行、做得到，这才是真正的学问。知识处处都有，学问却要自己去做出来。
所以，青年人将来当上或大或小的领导人，或者成为人家的干部，这方面都是要注意的。孟子这里不止是批评领导人，也告诉大家如何做干部，才能两相配合。孟子等于说，第一等人如何做，第二等人如何做，第三等人如何做，都在这几句话中。
这几句话，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再翻过来一页，如果了解战国时期的历史，这里就要对齐宣王做一番研究了。
在战国时，齐宣王这个诸侯很有福气，他的父亲齐威王是了不起的领袖，齐国之能振作起来、成为霸主之一，是由于齐威王的威武。在齐宣王的下面，他的儿子齐愍王虽然到晚年差一点，但起初也不差。齐宣王位于时代的中间，正是齐国的鼎盛时代，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各方面的贤能才俊之士，都曾经在齐国逗留过；孟子、荀子这些名人也都去过。他养了那么多的人才，自己又一辈子享福，虽然打过几次仗，打得也不错。
所以孟子希望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人王，能像武王一样成为圣人。但孟老夫子注定是要吃瘪的，因为齐宣王所领导的国家没有忧患，不曾遭遇到多大的困难；而齐宣王本人，样样好，和孟子谈话时打机锋打得很厉害。孟子要他行仁义，他说：不行呀！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最后说，你孟老夫子的话我都懂了，不过我有大欲望呢！就和孟子猛打太极拳，打得孟子没有办法。
齐宣王确是一个聪明皇帝，像孟尝君这些人，都是他的青年干部。可是，这样一位诸侯有没有缺点呢？同样有缺点。孟子上面这些话是对齐宣王而说的，齐宣王到底是太子出身，天生有当侯王的资格，这类人我名之为历史上的「职业皇帝」。这种职业皇帝都有自卑感，试看历史上那些开国的领袖，像汉高祖、唐太宗，他们都没有自卑感，而他们的子孙一定有自卑感。
多数职业皇帝对于大臣、大将，会心存畏惧——对文臣，则怕学问好过自己，而不拥护自己；对武将，怕他们仗打得好，功太高，兵权太大难于控制。所以历史上这类「职业皇帝」的毛病很大，越到后代越不懂事，国家就常常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自幼居住在深宫之中，成长于宫女、宦官之手，不知民间疾苦，齐宣王也是这样一个皇帝。
其次，孟子也等于暗示齐宣王：你对我不重视，我也就不理你，因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而「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仇」，都是相对的。也许孟子心里还有许多锦囊妙计，但都没有告诉他。
可是，齐宣王是一个聪明人，不愧为战国七雄中的名王之一。尽管孟子讲他不好，打了一拳过来，他接住马上反击：「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他是问孟子一个礼的问题。中国文化注重礼，以法治精神来看，中国一部《礼记》等于三千年来宫廷的宪法，是后代一切法律的母法，也包括了天文地理、生活规范。这里，齐宣王提出有关礼的问题来反问孟子。
齐宣王所谓的「旧君有服」，我们先要知道，到了战国时代，虽有一个周天子在上，那只是一个空架子，并无实权，后来甚至弄到几乎伙食都开不出来了。实质上，各诸侯国雄踞一方，相互侵战，所以是地方分治的形态。在当时，若有人在甲国做官，后来这人离开甲国到乙国去做官，甲国的国君仍是此人的旧君；如果这位旧君死了，这个已经离开甲国而在乙国为官的人还要为旧君戴孝，这是当时的礼制，也是非常被重视的事。
现在齐宣王就问孟子，在什么条件下要为旧君之丧戴孝？如果甲乙两国是处在敌对的形势，而敌对归敌对，个人在礼制上还是要为旧君戴孝，这是为什么？
从齐宣王的这一问题上，可见他又在和孟子打机锋。孟子讲了三等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他不作正面的讨论，提出这样一个「旧君有服」的君臣关系的问题来，可谓是针锋相对，其辞锋也是相当犀利的。
从双方的对话中推断，他们这次的谈话，大概孟子是在齐宣王面前为人说情；可能齐国的某一旧部被齐宣王干掉了，请孟子去说情。孟老夫子当然不会去替他说私情，于是对齐宣王谈了三个等级的君臣相处的形态。齐宣王一听他的话，就懂了个中由来，所以提出古礼中这个「旧君有服」的问题，来和孟子谈道理。于是，孟子就说：
君臣不能相处孟子说：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于「旧君有服」的礼制，有一个礼法：凡是做部下的，对上面谏劝、建议，被采用实行了，则所施行的政治功在国家，利在社会，人人都能够获益。但是如果因故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尽管这个「故」是与国君之间不合的原故，也是「讽而去之」。
这个「讽」字，并不是挖苦，而是「微辞托意」，以婉转的话、轻描淡写的态度和方法，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近似现代所说的「点他一下」的意思。例如，过去历代的名王，与大臣的意见不合、相处不好的时候，他们很懂礼貌，会婉转地对这个大臣说：我看你多年来也很疲倦了，是否需要休息休息？这也就是讽字的内涵。为大臣的听了这句话，明天就赶快打报告辞职。如果对大臣说：你明天写辞职报告来，那就不叫做讽了，而是「疯」了。
古代当君臣不能继续相处时，有道的名王们便「使人导之出疆」，不是由自己告诉他，而是由他人转告，要他休息一些时候，或出国考察、游历一段时间再回来；如果留在别国做事也是可以的。
「又先于其所往」，同时对于这位大臣要前往的地方，先为他做好生活上的安排，使他生活没有问题。
「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这位大臣出国以后，超过三年还不回来，然后才把他的功绩官位以及所封赠的财产收回来。例如现代由政府供给的官舍、车辆等，不是这位大臣的财产，所以应该收回。
这是上面对下面，要三度有礼，给了三次反省、改变态度的机会。首次派人告诉他，第二次他真的离开了，还安顿他在外面的生活，如果他住在外面三年还是没有改变，不回国来，这才取消他的职位待遇。
「如此则为之服矣」，在上面的君王做到了这样，君臣之间的感情就如父子一样，无微不至，虽然政治的关系不存在了，而这份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旧君死了，自然应该服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