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台湾以后，曾经特别注意一个史料，就是郑成功来台建立了基地，始终抗拒清朝这桩事。郑成功死后，康熙时代第一个替清朝统一台湾的，也是一个汉人，名叫施琅。
我以前读历史，受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施琅这一类的人都非常痛恨，因此就读《施琅传》，研究施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罪人。从心理学的立场去研究，是不是他心理上有问题。当然从历史的观点，站在民族的立场看，施琅是一个汉奸，对此，施琅自己固然要负百分之八九十的责任，但郑成功也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责任。
施琅本来是郑成功的部下，聪明、能干，很得郑成功的喜爱，他一家都是跟随郑成功的。可是因为一件事，施琅的父亲及哥哥犯了错误，被郑成功一怒之下杀掉了。郑成功派人去追捕施琅时，施琅已经逃走了。这一来施琅对郑成功的仇恨可就深了，和战国时代伍子胥对楚国的仇恨同出一辙。伍子胥全家被楚王杀了，逃出来到了吴国，在吴国几十年的辛苦，最后硬是打垮了楚国，将楚王的尸首挖出来鞭尸，后世都批评他做得过分了。
所以当一个领导人，无论在政治、军事、社会上，对部下或宽厚仁慈，或严厉管束，处理起来都要做得恰当。像施琅受此刺激，心理发生了变态，他反了郑成功，投向清朝，目的是要打垮郑成功。后来郑成功死了，在郑成功孙子的时代，他打进了台湾，自己身上也负了好几处伤，年纪也有五六十岁了。他到了台南，一般人当时的想法，认为他一定会和伍子胥一样，把郑成功的庙拆掉，说不定也来一个鞭尸。但事实并不如此，他却到郑成功庙去祭奠。读他的传记，其中对郑成功的那篇祭文令人落泪，觉得施琅对于郑成功祭奠时仍视郑成功如长官，还是不容易的。这篇祭文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可能不是由幕僚代笔，而是施琅亲撰的，否则不会有如此真切的感情。现在引述如下：
同安侯郑芝龙是郑成功的父亲，明朝封他为同安侯。施琅父子，也是郑成功两代的部下。他这里是说，台湾本来是一个荒岛，自从你的父亲来台开发以后，台湾才开始有老百姓，在你父子的经营下逐渐繁荣。「赐姓」即指明朝赐郑成功姓朱，明代的皇帝姓朱，朱也即国姓，所以后世尊称郑成功为「国姓爷」，对姓郑的人也称为国姓。这里施琅称他为赐姓，也是一种崇敬的意思。等到赐姓统治了台湾，成为最重要的边疆要地，当时在你的统治之下，谁也没有办法对付你。我现在赖天子之灵（这句话是故意给满族人听的）、将帅之力，今日总算把你打垮了，拿下这块土地了。「不辞灭国之罪，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将来在历史上的罪名很大，私仇上固然打垮了郑成功，但在公谊而言，却灭掉了汉人的最后一块土地。我为什么冒这个历史大罪名？因为是忠于朝廷清朝，这是官面文章。下面一句话是真的，他说假公济私，今日我到底报了父兄之仇，当时你实在做得太绝了，我不得已而如此，才有今日。
上面说到公谊，下面说到私情了，「但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他说，我是行伍出身，是你的老部下，在当时，我们的感情如鱼得水一样，你的确对我很好，很爱护我，很信任我。可是「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而你中了左右人的挑拨，把我的父兄杀了，因此我们之间情谊像是被剪刀剪断，而成为仇人。虽然如此，我个人对你的感情还是好的，你还是我最好的长官，我仍然是你的部下。所以「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而已」。这里说的芦中穷士，就是伍子胥。
当伍子胥逃离楚国奔到江边的时候，为了躲避后面的追兵，藏到了芦苇丛中。饥困交加之时，遇到一个渔夫划船而来。渔夫见他面有饥色，大概猜到他是何许人也，就停船上岸去了。伍子胥以为渔夫去告密，又躲回芦苇丛中。渔夫回来，手里拿着米饭鱼羹，不见伍子胥人影，便呼唤说：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伍子胥这才走出来。吃饱肚子之后，为表示感谢，伍子胥欲以佩剑相赠，渔夫不肯收，让他快走。伍子胥嘱咐渔夫，把剩下的饭菜碗筷藏好，不要暴露了他的行踪。待得伍子胥走出几步路，再回头看时，渔夫已经覆船自沈于江水了。这就是芦中人的故事。
施琅的经历和伍子胥一样，所以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本来也可以像伍子胥一样，把你的尸体拖出来鞭打一番，可是我绝不能这样做。公义也好，私仇也好，到此结束了。他读完了祭文，跪下去拜郑成功时，眼泪也掉了下来。
我们读到这最后一段，不禁也要掉下泪来，也发现郑成功脾气不小，尤其在他快死的时候，也许有肝病或者其他什么病，他的情绪很不正常。所以，大家也许可以对历代领导人的心理加以研究，而建立一种领导心理学。如朱元璋也是一样，他当了皇帝，到了晚年，心理也是很不正常。以现代的医学观念研究，他可能血压高，还有肝炎，也很可能有精神分裂，情绪很不稳定，喜欢杀人，他自己都控制不了。
看了历史上这许多人的作为，可见修养之难，也唯有真修养才能祛病延年，才能克制病痛。许多古代英雄，因为身心的不健康，心理的不正常，不但当时毁灭了自己的事业，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很难堪的记录。
所以，施琅对郑成功的这篇祭文中，以如此至诚真情，说出「芦中穷士，义所不为」这八个字，还是了不起的。正如孟子说孔子的「仲尼不为已甚者」，不做太过分的事。假如施琅像伍子胥那样做，也只是过分而已，不能说他错，但是施琅绝不那样做。所以他的后人也非常好，小说《施公案》中的那个施公施世纶，就是施琅的儿子，可见他的家庭教育也很好。
年轻人读历史，不要只是为了联考，而是要学习历史经验。古今中外的历史，大事小事，都是经验啊！把这许多经验综合起来，就知道公谊私情之间，处理的分寸和方式，有太多的不同，又是多么的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