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历史的记载并不一定全部可靠。我常说，历史的记载，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很多事实却走了样；而小说的叙述，人名、地名、时间都是虚构的，而故事却常为事实，这是历史与小说的不同之处。正史有时候记的是历史的另一面，所以历史是很难读的。例如读《春秋》，非要把全部《春秋》读完，反复研究，才可找出孔子写《春秋》的精神及历史的背景。又如司马迁仿《春秋》笔法而写的《史记》，也是很难读的，其中汉高祖、项羽的传记，写他们两人好的一面，写得真好，只稍带一点点瑕疵；而真正不好的一面，却写在另外一些人的传记中。所以要看完全部的《史记》，才能懂得《史记》，只看一篇，或若干篇，是无法读懂《史记》的，当然也就不会真懂历史了。
后世的历史，都是如此。例如大家都说，在汉高祖之后，唐太宗是最英明的皇帝。我们读了《贞观政要》，感觉唐太宗的确很好，可是另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看看唐太宗好不好吧！有一个人，追随唐太宗很久，也很有功劳，但唐太宗硬是不喜欢他。这个人有一天说：「人是要靠命运，不知道哪一天，我的运气才会好起来。」唐太宗对他说了两句名言：「待予心肯日，是汝运通时。」等老子哪一天高兴的时候，你的运气就来了。这居然是当皇帝的人说的话！十足反映有钱有势的人的心理状态。透过这两句话，所有唐太宗的一切好，是否须重新判断呢？
再看唐太宗建立了考试制度，在第一次考试后，他站在高台上，接受考取的士子们朝见。士子们山呼万岁，他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意思是说，我设了一个圈套，天下英雄都投到我的圈套里来了，被我笼络住了，听我摆布了。从他的这句话中，就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可爱，只能成就一个霸业而已，没有圣君道德，不像尧舜那样的味道。看通了历史的这一点，哪一个帝王不是如此啊？这就叫做「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为什么在这里插进来讲这个道理呢？他上面说到「春秋无义战」，跟着说到「征伐」，说「征」只是「上伐下」的战争，而不能随便用「征」的。当时战国的诸侯之间，随便出兵侵略，还要说是「征伐」，这是不应该的。
此时也许有一个人问孟子：商汤攻击夏桀，周武王出兵打殷纣，不都是以下攻上的部下叛变吗？为什么历史上却称他们是征伐，说是汤伐桀，武征纣呢？纣王虽坏，也轮不到做部下的去推翻他。而且历史上记载，周武王打纣王的时候，血流漂杵——所流的血，可以把舂米的木杵都漂起来。血流成河，可见杀了太多人，居然还说周武王是仁者之师！
这一问，大概问得孟子也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捋捋胡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有时候历史的记载对一件事难免有过分渲染之处。可是回转来，读了《孟子》这部书，也可以对孟子说：「尽信你，则不如不信你。」所以历史是很难说的。
关于这方面，我们有几个史例可以提出来研究。
第一个例子是司马迁的《史记》，写到周武王出兵打纣王的时候，周文王找到姜太公商量这件事，司马迁用了「阴谋修德」四个字，作了定论，说文王与姜太公这两个老头子在一起阴谋，然后才由武王出来起兵，所以武王之伐纣，是预先有布置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阴谋」两个字，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要读完了《史记》，而且要仔细地读，才可以发现，这两个字就是对文王、武王、姜太公的一个定评。
后来到了明朝，有一个和尚，就是禅宗的莲池大师，写了一首歌，题名「七笔勾」。因为他读了全部《史记》，读到「阴谋修德」这里，对于文王、武王、姜太公等等一笔勾，把圣也者，贤也者，都勾掉了。所以司马迁写完了《史记》，吹个大牛说：「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其人。」意思说，我写的文章，你们都看不懂，将来终会有人读懂。这是他轻视同时代的那些人，认为那些人都看不出他在文章中所涵蕴的历史哲学。
另外有一个人，就是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邵康节，一生不出来做官，他有两句名诗：「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这是说，尧老了把皇帝的位置交给舜，舜老了把皇帝的位置交给禹，推位让国，是和谐的交待；而商、周的征伐是和下棋一样。他看历史如此，觉得人生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始终不出来做官。可是他这两句诗，我们不要会错了意，那并不是洒脱，而是含有无限的血泪。简单地说，「唐虞揖让三杯酒」就是恭敬退让；「汤武征诛一局棋」就是有布置的，预谋的。这是邵康节明显而真正的意思。这并不是我故意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告诉大家，读书要读得多，而且要相互贯通，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否则就被邵康节美妙的文字骗过去了，还真以为他好洒脱，把历史上人物个个赞好，如此轰轰烈烈的大事，写成了「三杯酒」、「一局棋」。如果真认为如此，那邵康节在棺材里都会笑了起来。
邵康节是北宋末期的人，无所不知，他在洛水桥上听到杜鹃鸟啼，就说天下将大乱，吩咐儿子搬迁，从洛阳远迁到四川。他指出地气——宇宙之间有一股气势，这股气势，如果由南向北行，天下必乱；反过来由北向南行，则天下必治。所以南人为相天下必乱。自古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都与地气有关。宋朝后来不久，王安石以南人当宰相，果然就开始启动了天下的乱局。而洛阳在那个时候有杜鹃啼，正是地气由南而北的兆头。
邵康节是北宋晚期的人物，他曾经推算过这个国家民族未来的演变情势，一直预言到今日以后的时代。而在今日以前的历史变迁，他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当时曾有好朋友问他，宋朝今后的情势如何，他一句话也不作答，回到家里，寄了一部《晋书》给这位朋友。我们知道，晋分东晋西晋，宋朝后来也分北宋、南宋，而且南北宋半个天下的国势，几乎和东西晋的国势完全一样。可是，他是宋朝时代的人，不能明白地说出来，如果说出来要杀头的，只好用这部《晋书》，作为强烈的暗示，看得懂的就心里有数，看不懂只有自认蠢才了。
所以我对他的那两句诗，各下一个脚注：「唐虞揖让三杯酒」——恭敬谦让的，「汤武征诛一局棋」——有预谋布置的。
有学生问孟子，既然「上伐下」才是「征」，汤武之推翻桀纣，明明是以下去叛变上，历史上怎么可以说是「汤武征诛」？孟子对于这个问题，只好用这个「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辩解了。假如我是孟子，站在教育的立场，也不能不想办法辩解一下，这就是一个宗教家、教育家的苦心，明知道有坏的一面，也不好揭穿；被人家揭穿以后，也必须要去把它扳正。
「汤武征诛」这四个字的历史记载，后世用惯了，便认为汤武革命是征诛，忘记了古人用这两个字的本意，是对汤武的这个举措，含有谴责的意义。这正是春秋的笔法，有如「郑伯克段于鄢」，用「克」字以谴责郑庄公，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在中国文化中有两句话：「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三代以上的人，若好名则无所不为；三代以下的人，假如好名，就努力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官，希望在历史上留名。向这个目标走的话，社会就比较安定。同一个理由，在三代以上，对于「征诛」的看法是对的，而在三代以下，则是靠武功治天下，以成盛德。
从这个道理，想到清朝的龚定盦。他这个人很怪，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现代许多人，都在思想学说上受他的影响。他的儿子也怪，诗也怪，他有一首有关历史哲学的诗：
少年虽亦薄汤武 不薄秦皇与武皇
设想英雄垂暮日 温柔不住住何乡
诗的意思是，向来就看不起商汤和周武王这两个人，专门说假话，真抢了别人的天下。对于秦始皇与汉武帝，则不会看不起，因为在三代以下，为什么不可以有这样的雄才？中华民族的英雄，就应该有这样的雄才大略。大家批评秦始皇养了许多宫女，汉武帝到晚年也有很多妃子，其实这有什么稀奇？一个大英雄到了晚年，事业成功了，无事可做，不到温柔乡里睡睡觉，叫他到哪里去消磨呢？
至于他们两人，到晚年想求丹药，当神仙，后世也有人说他们错，可是世界上谁不想多活几年，谁想早死呢？而且这求丹药只有他们做得到，一般人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英雄退路作神仙」，英雄不当了，退休当神仙，也是应该的啊。
这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历史观念，也等于是对历史的评论，对于圣人的怀疑。
所以回过头来看，治平天下，无一不是阴谋。因此孟子在这里，也只好救周武王一把，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于《周书·武成》这一篇所记载的事，有些是过分的，其中只有「二三策」是可靠的，其他都不可靠（「策」是上古竹简书本的名称，与「册」字通）。像「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这段话，其中就有问题。因为一个仁人，自然「无敌于天下」，武王当时出兵打纣王，完全是大慈大悲为了救人救世而战争，是「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怎么会流血成河，把木杵都漂起来呢？
其实一次战争打下来，流这许多血，也是平常的事，而孟老夫子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是《武成》这篇书太夸张的描写。我们只好说，孟老夫子这位圣人，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由孟子「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句话，使我们想起近代史上的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当太平天国之役，曾国藩、曾国荃练兵为清廷出力，作战九年。曾国荃攻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以后，曾国藩的好友故旧王闿运（湘绮），回到湖南家乡，写了一部《湘军志》。这部书里面记载的，有许多是使曾国藩兄弟颇为难堪的事，而这些事，也并不是虚构的。例如其中有一条说，曾国荃回到湖南以后，有一个人生病，药方里需要几钱人参，可是跑遍了偌大一个长沙省城都买不到，打听一下缺货的原因，原来是曾国荃的府中需用，一夜之间，把整个长沙城的人参全部都收购去了。那种富贵鼎盛时候的气象，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来。王闿运虽然与曾家是友好故旧，仍然将这一类事，用中国史家的精神，毫不客气地一股脑儿写了进去。所以曾国藩写给他弟弟的信中，有一首诗说：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劝他弟弟不要计较，实际上也不敢计较，历史家这枝笔，是无法抗拒的。所以要想做大事，在历史上标榜一个正义之声，也是可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