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又由做人的道理，扩而充之，讲到为政。人生的个人修养，到达了不依赖身世、背景、环境而能够自己站起来，进而能够领导社会、领导政治，然后能够做到「以佚道使民」。「佚」就是安逸，「佚道」就有很多内涵了，发挥起来，可以写一本专书。简单来说，所谓「佚道」，就是看不出来有所作为，很安详，就是老子说的无为之道，无为而无不为。
一般所谓很能干的人，他有作为，别人看起来，他很忙，指挥这人往东，又命令那人往西，大家也就跟着他团团转，忙得很。如果是一个真正懂得「佚道」的人，作一个领袖或领导一个公司，看来好像大家没有事，其实人和事什么都安排好了。以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最高明的科学管理、企业管理、人事管理；在政治上是平静，社会没有事，经常很太平。因为社会本来不乱，就不需要做事；社会乱了，警察就忙了。
所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老百姓在「佚道」的治理下，虽然劳苦一点，但对上面不怨。我几十年的见闻和人生经验，发现不管当小主管大主管，上面很少不被下面埋怨的；即令最好的领导人，下面虽当面恭维，背后却在埋怨。而且有时的埋怨，并不一定是领导人不对，所以尽管是「佚道使民」，想达到「虽劳不怨」，也是非常难的。譬如要求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是为了行人车辆的安全，也可以说是「佚道使民」；可是要他过一个地下道，或者天桥，这种不算劳苦的小事，也还是有人要埋怨的。
其次「以生道杀民」，上天有好生之德，处处在爱护人，不希望老百姓犯法，尽可能使他免蹈法网，可是仍然有人不畏死而犯法。为了大家的安全生活，逼不得已而杀掉为害大众的人。
像这样最后受刑被杀的人，虽死但不怨恨杀他的人。这种死而不怨杀者的史料，上古很多，中古以后历史记载的，则偶然有之，并不多。在历史上，成功的大臣做得到，如上古舜时的鲧，不但不怨，而且他的儿子禹，更继承父业，终于治水成功，这是最显著的史例。
孟子进一步对历史作了评论。因为孟子生于战国群雄专讲霸术的时代，故而为历史政治哲学，对王道、霸道下了定义。在孟子所说的霸道中，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霸主时代，人民还是「驩虞如也」，大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平安康乐的，如齐桓公、晋文公时代，这是真正的霸主时代。至于「王者之民」，就是三代以下，乃至周朝的初期，生活在王道政治下的人民，就是「皞皞如也」，大家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在这种王道政治的社会，「杀之而不怨」，人民犯罪，虽被杀也不怨恨。「利之而不庸」，在真正王道的社会，虽有发财的机会，人人生活安定优裕，但并不贪图过分的利益。
这是孟子为王道政治的思想绘出的蓝图，也就是大同思想。以现代的民主自由政治思想而言，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就是王道社会。
「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在这个王道社会中，人民的个人道德与治国的政治道德，以及文化，是在不着痕迹之中进步发展。而真正的道德，是「不知为之者」，不知道是什么在促使这个社会进步，而社会自然默默地在进步，这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在真正的王道政治下，才能达到的。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这一段话，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是挑起民族承先启后责任的人，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要挑起这个责任。
一个知识分子，担负有国家民族文化的责任，对于道德的修养，人文修养，要做到「所过者化」，才合于继祖承宗的标准，也就是要做到内圣外王。真正的圣人，大家就自然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召和教化；口头的教化是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别人，超过了言教，但还是不够，要能够做到「所过者化」。可是如何化呢？「所存者神」，到达神化的境界，就是由精神的感召，改变了别人的心理与行为，只要他人在那里，一般人就会对他肃然兴起恭敬，就像对庙宇中的菩萨，或供奉的神明，或教堂中的十字架一样，戒慎之诚。
一个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程度，那是可耻的。前面孟子曾说人贵知耻，假如做到了「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他的成就能「上下与天地同流」了。说到「同流」，使人容易想起一句成语「同流合污」，那是狭义的看法，是一个坏的状况；但从广义着眼，天地生长一切万物，有好的，有坏的，的确是「同流合污」的。但天地并没有对万物分好坏，毒药可以致人以死，但有时也可以治病。万物因时间、空间、对象、环境的不同，使用的动机方法不同，才有是非善恶好坏的差别。「同流」就是像海洋一样，充满了生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向这一目标努力。所以孟子最后说，「岂曰小补之哉」，人不要轻视自己，尤其一个知识分子，不要轻视了自己的责任，要立志对社会有贡献，对宇宙有贡献，有天地一样的胸襟。
前面提到过，张载（横渠）有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凡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出世修道，也同样是「为天地立心」。因为维持文化精神的人，虽寂寞穷苦，但是他们是「为天地立心」；而那些延续人类文化于不坠的人，就是「为生民立命」，在佛学上讲，就是延续「慧命」。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孔孟之道，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说来非常可悲，已经是命如悬丝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命运，如千钧的重量，只有一根丝在吊住，连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也被称作学人。而我们自己反省，并没有把文化工作做好，而且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再往后看，还未曾发现挑起「为往圣继绝学」责任的人，所以青年人要立志承先启后，而且能继往才能开来。
与这四句话有同样精神的，是佛家《六祖坛经》中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二者虽儒佛不同，但意义相同，不要有门户之见。
孟子在这里，为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立下一个千古不移的原则。他说，「仁言」不如「仁声」那样能够深入人心，产生较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一切言语文字的教化，比不上声望的影响。「善政，不如善教」，好的政治，不如良好教育对人的影响，因为受教者是终身获益的。「善政，民畏之」，一个好的政治方案，好的法令，可以应付现实的问题，但其利益、效果，到底有时间、空间上的限度；时过境迁，则当别论，不能对永恒的未来，有所改善。教化则不然。「善教，民爱之」，如孔孟之道，千秋万代，永远有益人类，太阳没有毁灭以前，他的价值永远存在。所以「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这句话对于低吟「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的教师们，是一种鼓励，可以写来贴在案头，自我安慰一番了，因为教育家负担的是善教之责。
孟子申述，良善的政治，固然得人民的爱戴，「善政，得民财」，一个方案下来，可以立即得到利益。但施政必依法令，法令对人总有所限制，老百姓遵行法令，多出于怕犯法的心理。「善教，得民心」，对于善的教化，老百姓就以欢喜的心情，爱好的心情而接受。所以善政就得民财，善教就得民心。
中国上古的政治哲学，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三者并重的，也是相互兼施的。为政者是作之君，是领导人；同时也是作之师，兼负了教化的责任；也是作之亲，像大家长一样，养育百姓。后来，君道与师道分途，两者始终不能合一，这是人文历史的演变。
下面，大问题来了，这是孟子学说的中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