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说这段话的时候，虽然代表了他个人的意见，但也代表了刘汉政权的家法,同时也是过去历代帝制自雄的金科玉律。如果他不是帝王，一定会有很多学者起而围攻，尤其是以孔孟心法相标榜的后世儒者们，更会借题发挥，大做其文章了。倘使是一个平民，则将如宋朝苏东坡那般被打击，如明朝李卓吾那般被陷害，都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们不管所谓自认为正统儒家的看法如何，也不管历史上讲治道的政治家的看法如何，现在只取宋代大儒一两位代表作的评语，以供大家参考。他们的原文很明白，一读而知，不必另作解释，以免牵扯太多，讲到题外去了。
司马光的评语：
王霸无异道……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
……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闇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哉！殆非所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张南轩的评语：
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为己利，而非若汤武吊民伐罪之心。至其立国规模，大抵皆因秦旧，而无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制。其合于王道者，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则其杂霸固有自未。夫王道如精金美玉，岂容杂也，杂之则是亦霸而已矣。文帝虽天资为近，亦杂于黄老刑名，考其施设，动皆有术，但资美而术高耳。至于宣帝则又霸之下者，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王自宣帝始，盖文章养民之意，至是而尽消靡矣。且宣帝岂真知所谓德教者哉！而以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盖窃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败坏天下者其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纪，施于万事，仁立义行而无偏弊不举之处，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无疆者。后世未尝真知王道，顾曰儒者之说迂阔而难行，盖亦未之思也。
再说，自周秦以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为止，在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纵然经过多次的改朝换代，但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却始终一贯，并没有多大的变动。至少，在过去是如此，都是效法三代以后家天下的帝王制度。所谓改朝换代，也只是政权上的转移，除了执掌军政、在人事制度及职官的称谓上稍有变更外，其君臣之道的办事精神也是依然如故。这种文化思想与历代政权的结合，始终都是标榜孔孟儒家的王道政治，表面上始终一贯，不敢违反。事实上，它的真正内幕，司马迁《史记》已经隐隐约约、含含糊糊地指出，都是以权力假借仁义而实行其王霸道，也就是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等各家学说掺杂互用的治权。最明确而具体说明的，只有汉宣帝前面一段真正的老实话。由此历魏、晋、唐、宋、元、明、清，走的都是这条路线。最后，做得最精彩、有声有色而远超历代的，莫过于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所以清朝在前面一百多年的文事武功，都大有可观之处。
至于宋儒如司马温公（光）、张南轩、欧阳永叔（修）等所标榜儒家政治的王道理想，说实在的，也只是承继传统儒家的_思想，止于理想的领域而已。说不好听一点，也无非是推崇孔孟，而仍在臣道上自我陶醉一番而已。碰到精明如汉高祖、唐太宗之流，一定肚子里隐隐暗笑，觉得是尽入我彀中了。坦率暴露一点便如曹操，干脆叫明了;除非像宋太祖赵匡胤的宋代子孙们，可以听进去一半，相信一半。但对于宋朝的历史政权并无好处，毕竟还是未能达到统一。
许多同学喜欢讲历史，喜欢读《资治通鉴》等书,高谈阔论，煞有介事，觉得蛮好玩的。有一次，我对一个同学说，你喜欢读历史，读多了历史，尤其是多读了中国的历史如《资治通鉴》一类，会害了你们。这位同学听了很诧异，红着脸说，怎么读历史会受害呢？我说，我不是说读历史不好，只是要你明白。为什么呢？过去中国历史的著作是偏重在标榜圣君贤相的人治，你多读了历史，不知不觉间就隐然有以圣君贤相自命的味道。等于每个人看小说、看戏，往往把小说里、戏里好的主角隐然自比起来。你总不肯自比戏里的那些坏蛋吧！一个平平凡凡的好人，居家处世，居然在心理上无形中模仿了圣君贤相以自命，岂不自招其祸、不伦不类吗？
人人都说《资治通鉴》好，事实上，也实实在在真好。可是，司马光写的这一部通史，它的主要重心是给当皇帝的人看的，是用来教育皇帝的教科书，所以叫做“资治”。资就是帮助、帮忙、资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它是教皇帝对于古今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好好研究，好好以这部历史来做借镜，做榜样，做反省的。你我既非龙种，又非相才，读史便要小心，不可强自人于圣君贤相之列才对。此外，什么《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也都是教皇帝的教科书，理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举出宋代两位大儒对汉宣帝这一段话的评议，只因它们的重点是着重在学理上的，并不评价事实。至少在过去的历史文化是如此。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至于今后的历史，又要另起更始，又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