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孔祥熙出身于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自小身儒目染金钱之魔力，后虽然人教会学校读书，但烙在心底的烙印却是怎么也抹不去了。
当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谈恋爱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有一次在谈到未来的理想时，他竟也脱口而出，说他真想拥有一大笔财富。说罢怕宋蔼龄觉得他俗气，又灵机一动说，他拥有财富的目的是想把它捐献给革命事业。
据说当时宋蔼龄也把自己装扮成圣母玛丽亚，她附和孔祥熙说，我也渴望拥有巨大的财富，用它来造福于人民。
孔祥熙、宋蔼龄后来确实拥有了巨大的财富，确切地说是成了中国的首富之一。但那些财富却全都是从人民手中剥夺来的，而且他们既没有用于革命，也没有造福人民，而只是供他们花天酒地了。
孔祥熙从1933年10月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10月先后辞去全部职务，前后达11年的时间，他真正发家致富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脐身“四大家族”行列并且位列首富之尊。但他到底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说，宋蔼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中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一位。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蒋氏父子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也就是说，若论财产，蒋宋孔“陈四大家庭”中孔祥熙列居首位。
孔祥熙所以能在短短的10年之内暴富起来，就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行政、财经和金融大权，通过炒股、公债、操纵控制金融市场和插手商业买卖、走私及兴办实业等三条渠道获得的。
孔祥熙最早涉足金融界是在1915年，那年他35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在山西开办了自己经手的第一家银行--山西裕华银行，并将总行的办事处设在天津。读者也会奇怪，银行在山西，却要跑到天津办公，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其实，这正是孔祥熙的精明所在。
当时孔祥熙正做煤油生意，他和美李石油公司谈妥，要他全权代理在山西推售煤油。当时广大农村包括城镇都没有电，要靠煤油照明。孔祥熙看准了是一桩能赚钱的好买卖。但美方提出，你代理经销可以，但必须要有一家银行做担保。孔祥熙初出茅庐，在金融界举目无亲，于是和宋蔼龄一商量求人不如求已，便自己办了一个银行。名义上有注册资金200万元，银行设在天津，自己为自己做保。在与美方的谈判中，美方也曾对这家新银行的来历表示过怀疑，但孔祥熙却编得滴水不漏，说这就是由原来的老字号“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本部就在山西太谷。其实，此时的志诚信早已关门了。美方也不会跋涉千里去山西考证，孔祥熙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并因此为自己赚了一大笔。
当年，孔祥熙急于下海，急于赚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宋蔼龄。
宋蔼龄原来做孙中山的秘书，由仰慕孙中山的英名渐渐产生爱慕之情，无奈一厢情愿，几次向孙中山“表白”都没有结果，便自知之明地退却了。但这时她已是23岁的大姑娘，于是其父宋查理就为她和孔祥熙从中撮合。
当孔祥熙第一次出现在宋家时，宋查理是这样为宋蔼龄介绍的：“这位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其实，孔祥熙心里非常明白，他所谓孔子七十五代孙就可能是讹传，山西首富更是子虚乌有。但为了得到宋蔼龄的青睐，他便默认了。
从此，他经常出入于宋家，和宋蔼龄频频约会，并努力装出首富人家的样子，一掷千金。当然，那时的孔祥熙也并非是穷光蛋，但和宋家相比，他总觉得囊中羞涩。于是当时在发愤要在官场上闯荡一番、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他从来也没忘了生意。能赚一把是一把，起码先填补一下因恋爱结婚之急需而造成的赤字。
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婚礼是简陋的。虽然同为留过洋的宋蔼龄并不太拘泥于形式，但作为丈夫，作为男子汉的孔祥熙，内心却隐隐地感到不安。此外当时他已深深感到，即使要想到政治上发展，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也是不行的。因此，孔祥熙下决心经营好自己在山西的根据地，为自己将来走上政坛打好基础。
当时孔祥熙虽然这样设想，但在此后的10余年内，他在经济上并无太大建树。裕华银行和他后来办的一些实体虽能运转下去，但也没发大财。特别是和当时上海的大亨们相比，他更是自愧不如，这也许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按现代时髦的词是成了他的一个情结。所以，在孔祥熙掌权之后，他对财富的贪婪，他对金钱的攫取之疯狂，他对其他金融界大亨打击之无情、残酷，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孔祥熙是在向他昔日商业的对手和朋友证明，谁是中国金融界真正的主人。他对宋蔼龄大搞投机活动的宽容甚至怂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的补偿。既然宋蔼龄“屈尊”嫁给了他这样一个部长--孔祥熙没能给予她像宋庆龄、宋美龄那样的地位和荣耀，便只有用让她拥有更多的金钱来补偿了。
孔祥熙掌握国民党的财经大权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山西裕华银行”。1937年，他亲自布置将该银行由上海、山西等地迁人重庆，然后对设银行处处予以照顾扶持，使其在重庆金融界的地位迅速上升。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破例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帐户，裕华银行如遇资金周转困难可随时到中央银行透支。
在业务上，裕华银行成了孔祥熙在金融界安插的一匹黑马，成了他捞取不义之财的炮弹。如在1941年抛售黄金的投机风潮中，裕华银行直接受控于孔祥熙的指挥之下，孔祥熙说买它就买，孔祥熙说抛它就抛。后来内行人看出了门道，知道了裕华的后台，便纷纷效仿。只要裕华买，大家都跟着买，致使当时金价陡涨；裕华抛，大家也跟着抛，于是金价狂跌。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的资本已达1亿元，其部门负责人全是孔的亲信和死党。孔则亲自出任董事长，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了。
孔祥熙在金融界翻云覆雨的同时，宋蔼龄不甘寂寞，甚至比孔祥熙更胜一筹。早在1936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宋蔼龄就在孔祥熙、宋子文的庇护下，指挥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三泰公司，并由她做后台老板娘。
当时孔祥熙为弥补财政经费不足，正巧放了很多国债。宋蔼龄就操纵三泰公司大做国债的投机生意。当时日军已占领东北全境，正向华北逼进，形势日益紧张，中日即将全面开战的谣传遍布上海滩。宋蔼龄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便四处散布，说政府准备发行一种新的公债，来取代旧有公债，并对旧公债停付利息。
这时的人们本来就害怕一旦中日开战手中的公债变成废纸一张，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纷纷抛出，几天之间公债就低于面值，最低时仅值面值的一半。
当徐堪、陈行等把消息告诉了正在打麻将的宋蔼龄后，宋蔼龄立即发布“命令”说，明天立即吃进。
宋蔼龄通常和牌友打麻将，手气总是不错的。但那段时间却牌运特别臭。所以那一天她气恼地对孔祥熙说：“今天糟透了，输3000多块。”
孔实熙听了却不动声色，依旧不紧不慢地说：“你没听人说吗，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宋蔼龄没恼却笑了：“我到真想得意一回，就怕把你鼻了气歪了。”
孔祥熙也笑了：“3000块就成这个样子了，我看你真成不了大气。”
“3000块？”宋蔼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吧，我要赚回它300万。”
“我看没问题。”
“你都知道了？”宋蔼龄惊异地看着孔祥熙。
“过几天等着瞧吧，”孔祥熙心有成竹地说。
果然，在三泰公司把大批公债廉价吃进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正式出面辟谣。一时间，报纸、广播都在重要版面和黄金时间宣传财政部的公告，说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有足够的金银储备，决不会发生贬值一说，而且为了取信于民，财政部将决定为到期公债的利息上调1．5个百分点，请民众坚信对公债的信心云云。
官方出面辟摇后，宋蔼龄又操纵她手下的干将四处放风，结果公债市场出现反弹，价位直线上升。
宋蔼龄看时候到了，又指示三泰公司派人将手中的公债抛出。也就几天时间。三泰公司靠这一涨一落、一进一出稳稳地赚了3000多万。而这3000万，大多数都落人宋蔼龄的腰包。
然而正如民谚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三泰公司将公债全部抛出后，公债价格又开始回落。开始低价抛出的不用说是吃了亏，后来高价买进的也吃了大亏。有的人因承受不了心理打击竟跳楼自杀。这时人们才发现，全是三泰公司从中捣鬼。于是当时上海编出了顺口溜讽刺说：三泰公司是三不公司，徐堪不堪。子良不良、陈行不行。但是，由于当时三泰公司的高层人士守口如瓶，人们并不知道宋蔼龄、孔祥熙是他们的后台。
公债风波过后，宋蔼龄还和从前一样，每天晚上不是找牌友打麻将就是泡歌舞厅。
孔祥熙呢，还是每天上午10点坐他的专车去财政部上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倒是徐堪、陈行他们事后悟出了什么。
妈的，老板娘真够黑的，赚了3000万才给咱们这么一点。事后陈行发牢骚说。
但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照宋蔼龄说的去做，恐怕这一点点也都得不到。
人家吃肉，咱们只能啃骨头，徐堪最后总结到。
孔祥熙利用手中权利巧取豪夺，但本人一般并不出面。而是利用他直接开办的或由亲信开办的公司，他在幕后策划。抗战前，他曾办过几家公司，如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抗战爆发后，孔祥熙所直接控制的公司，包括宋蔼龄、孔家少爷小姐和亲信死党办的公司多达几十家，其中有些公司在当时赫赫有名，经营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如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运搞运输与贸易，大元搞五金交电，恒义和升和专营洋货，广茂则经营参茸药材等等。
这些公司和商行做生意当然能赚钱，但毕竟要付出许多，而且有时还要担一定风险。有时搞点投机、走私，一旦被识破还会给自己找来麻烦。由于抗战后孔祥熙集金融、财经大权为一身，当时他就想出了一个更恶劣的点子，拿国家政府的信誉当赌注，利用美国钞票公司和英国德纳罗钞票公司，在无准备金的情况下超限额地印刷钞票，一方面供给蒋介石的政府使用，一方面从中大赚其钱大发其财。
孔祥熙派自己的亲信凌实担任中央信托局印刷处的经理，专门负责印刷钞票和运送钞票一事。这些钞票对别人当然按严格法律程序交接有序，但对孔祥熙则像是自己家里的锅碗瓢勺，孔祥熙利用多印钞票不知贪污了多少，而把多印钞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到人民头上。
另外，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特别是高层领导和核心人物中，公用和私用的界线很难分清。如蒋介石，他不爱财、不管钱、不用钱，那是因为他有权、有钱；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他要用多少钱都是一句话的事。正因为如此，孔祥熙才上行下效，肆无忌惮地从中央银行拨钱供个人消费使用。如1936年，他以财政部长身份，令财政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次年，又一次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给自己拨出20万元，还美其名日公务需要。而当时，孔祥熙的月薪按规定只有400元。
孔祥熙还把国民党中央银行看成是他家里的帐房。中央银行的财产成了他家里的储蓄。孔家几乎所有的开支，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报销。大到孔祥熙、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侃等人的专车，小到从英国进口的香皂等等。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向称赞自己善于当家理财的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居然不建立最起码的预决算制度。
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些和孔祥熙不对付的，曾写信给蒋介石揭发孔祥熙在中央银行的所有做为。但蒋介石在开始时并不以为然，他自己就最讨厌什么预算决算。在他看来，经济要服从于政治。
孔祥熙得知有人在蒋那里告他的黑状后，便生气了。他立即指使亲信调查，看哪些人在背后搞他的鬼。在一次行政院的公务会议上，一向态度温和的孔祥熙竟一改平时的谦和，拍着桌子对着众人发怒说：“听说有人想查中央银行的帐，我看他们是发疯了
当年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最大一桩“买卖”，就是1942年那次侵吞美金公债了。这次侵吞公债是孔祥熙、宋蔼龄赚得最多的一笔“生意”。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可以说，这是他们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作出了最后的挣扎，继珍珠港事件和美国宣战以后，他们为了孤立澳大利亚，扼制美英对日的反攻，占领南太平洋的战略资源；又相继发动了珊瑚海战役和占领新几内亚等战役。在东南亚，则发动了滇缅战役，切断了大后方与缅甸和越南的通道。在中国的沦陷区，日军就开始了残酷的扫荡，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
美国为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占据主动，为了让中国军队在陆地上拖住日军以减轻美军的压力，于1942年由国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决定向国民党政府贷款5亿美元，以支持中国抗战。
这对蒋介石、孔祥熙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孔祥熙在和蒋介石等研究后决定，这5亿美元中3亿用于向美国购买黄金，以做为战略储备，1亿购买军火，1亿作为发行美元公债的准备金。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是相当紧张，人不敷出。孔祥熙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借助这次美国的援助再玩弄一次寅吃卯粮的把戏。
这次公债的名称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共发行1亿美元。当时国民党官方公布法币对美元的比值为1元、3元、5元、10元四种，待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还美金。
孔祥熙为了使这次公债能发行成功，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向社会各界反复兜售。说什么“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民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等等。
另外在形式上，发行公债是由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函电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按照规定的指标，向各阶层人士摊派认购，并照比例上缴国库。可实际上，却是由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再分发各地银行经售。
由于当时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盘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多已无力购买公债。一些有钱的权贵富商虽然拥有大量游资，又多用来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因为以前国民党政府发的公债太多了，很多都不能兑现，很多人对公债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这是政府玩弄的又一次花招。
美金公债发行开始了，购买者寥寥无几。蒋介石得知后大怒，亲自打电话给各省主席，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在蒋介石、孔祥熙的压力下，公债购买有了缓慢的进展。从1942年冬季开始形式销售，到1943年10月，10个月的时间共售出美金公债约一半，即5000万美金。
而且很多买公债的人是迫于压力，他们并不相信到时候就能兑现美金。即使兑现美金又无处可用，到哪去花？所以很多人在买了公债后旋即又把公债抛出。因此，公债发行初期，在黑市上公债多低于面值出售，最低时仅10几元法币。
但时隔不久，公债市场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孔祥熙滥发纸币，致使大后方通货膨胀呈直线上升。1942年至1943年不到两年时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法币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不值钱，于是有人又想起了美元公债。于是美元公债的价格又开始攀升，由10几元上涨到30几元，而且仍在看涨。
孔祥熙原来正为这公债发行一事发愁，看这公债价格上扬，心里暗自欢喜。他叫人把风透出去，说美元公债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是以美国贷款为担保的。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购买公债绝对有利可图云云。于是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美金公债开始受到青睐，并逐渐成为抢手货。面值也迅速上升到100元，比发行时高出5倍。
当宋蔼龄知道这种情况后，觉得这是个大捞一把的好机会。便找到孔祥熙问，“现在还有多少公债没卖出去？”
孔祥熙前几天为卖不动公债发愁，这几天又被公债突然火爆弄得晕头转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还剩了大约一半吧。”
宋蔼龄说，“剩下的别卖了，我全包了。”
孔祥熙一下明白了，他怕这样一来要惹麻烦。这笔贷款的分配是蒋介石亲自定的盘子。发行美金公债也是又登报又宣传，要是突然停止销售，一旦内幕披露出去，上上下下他都没法交待。
还是宋蔼龄鬼点子多，当时她说“你这呆子，不会想点办法？还说你会当家理财，我看你还不如我呢。你把剩余的公债扣下，对老蒋就说分给政府的各级官员和将军们，他们日夜为国为民操心受累，没时间到市面上买公债，我们派人送去，他们怕谢还来不及呢？其实呢，你送给他们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明白了吧？”
孔祥熙摸摸额头，又摘下眼镜用手帕揩了揩，心里还是不住地打鼓。但这笔公债的利润实在太大了，没有一个人会不被它诱惑，最后他一横心，将来万一走漏风声，再想别的办法就是了。
和宋蔼龄商量好以后，他立即打电话给国库局长吕威和业务局长郭景琨，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
此时已是深夜，夜深人静，月白星稀，孔祥熙放下电话，总有一种不祥之感，因此毫无睡意……
第二天，重庆各大报却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称：由于民众抗战热情高涨，购买爱国公债空前踊跃，全部美金公债可望周内告罄。又过了一天，刚好是星期五，由于报纸登出消息，黑市公债价格翻番，各代销点更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半夜便起来排队。结果人越挤，卖得越慢。到下午5点各代销点同时挂出牌子：公债全部售完。
其实这时，孔祥熙手里还有整整一半--5000万美元的公债。
1943年10月15日，孔祥熙指令财政部正式下文，通知国库局“将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出售的5000万美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
国库局长吕威在孔祥熙、宋蔼龄授意下，要各省把剩余的美金公债速押解向中央银行，并转存国库局。然后，吕威还冠冕皇堂地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关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美元公债发行遇到一些困难，为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拟决定将剩余公债全部按官价购进，这符合政府吸引游资之宗旨，并能用以平抑物价，调剂人民生活。
报告送到孔祥熙办公室后孔祥熙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他没签自己的名字，只是批了一个“可”字，并叫手下在“可”字下盖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的章。
吕拿着孔的批示，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立刻明目张胆地干起了贪赃枉法的勾当。他首先购进了第一批美元公债35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7000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
几天后，孔祥熙、宋蔼龄又伙同吕威购进了第二批800万美元的公债，按官价折合法币1．6亿元。
就这样，5000美元的公债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分别按官价被吃进了。
吕威、郭景琨按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旨意，把侵吞公债的一部分按身份等级，分送给了一些权贵和金融以及财政系统的要员，其余的则全部进入了宋蔼龄所办公司的帐户。
孔祥熙在这次公债活动中赚了多少钱呢？孔祥熙是在1944年1月批了吕威的那份报告，当时美金公债在市场的最低价已涨到250元法币（高出面值12．5倍），最高价为273元（高出面值13．6倍），面孔祥熙全是以20元的官价吃进的，仅以孔祥熙第一。二次购买的1150万美元公债计算，一倒手就可非法获利26亿元法币。相当于四川省一省全年的储蓄总额。若是以5000万美元公债计算，他们又该贪污了多少呢！
后来美元公债的利润披露出去以后，有人估计，在这次丑闻中孔祥熙、宋蔼龄至少赚了30个亿。；
的确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美元公债一事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派戴笠秘密调查了此事，证明属实后，把鼻子都气歪了。蒋介石觉得这件事孔祥熙太不像话了，做得太过分了。但他还不能公开流露。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对某个重要官员流露出的任何一点不满，都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此时他对孔祥熙的厌烦已是肯定的了。这也为不久蒋介石罢黜孔祥熙提供了根据。
事后也有人说孔祥熙是聪明人办了个蠢事，已经有了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多的财产，几辈子都吃不完，何必因小失大呢？
话虽这么说，但这就如同在赌场上一样，赢了还想赢，永远也没有止境。那些官迷，当上了小官还想当更大的官，当上省长还想到中央；对他们来说，不进则退，停止不前就等于将被淘汰。孔祥熙也是一样，他爱钱如同爱命，其至超过了爱他的生命。他有了还想有，赚了还想赚，绝对不会有什么止境。当然，他确实急了一点，那就是这个江山姓蒋，蒋介石让不让他赚这个钱还是要命的关键。
此次孔祥熙侵吞美元公债，是抗战以来他一次赚取的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也是他为相10年赚取的最后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