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县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省，属山西腹地，位于榆次西南，距省府太原约90里有余。太谷县境内地势为东南至西北走向，东南地区山峦起伏，高峻险要；西北地区则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太谷县称得上是中国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原气候。受这种气候的影响，这里一年四季分明，冬冷夏热，春旱秋涝。每年一到秋天，太谷县境内便呈现出一派的萧条和凋敝景象：凉风习习刮得树叶枯黄满地飘零，秋雨绵绵下得一地泥泞难以落脚。据说，当年太谷人大多不愿意在家乡待见那令人沮丧的秋季来临。虽然，惯常的秋天都是收获的季节，是令人欣喜令人满足的日子。可在太谷则就不然了。贫脊的山地加上恶劣的气候，十年倒有九年今种地的庄稼人失望，以至满面愁容无可奈何地打发着眼前那令人寒心的秋天。
尽管如此，当年的太谷人中仍旧不乏富翁。这是因为，当时的太谷县内，人们往往是一家几代人都经营着票号。当年在山西，人称两个地方最富裕，一个便是太谷，一个便是祁县，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叫做“金太谷，银祁县”（另有一说则认为当年山西票号最发达的地方有三个，首推平遥，其次才是太谷和祁县，此处不做考证）。上面所谓的地方富裕，亦是指太谷和祁县两地的票号发达而言的。
所谓票号本是在清朝道光年间慢慢兴起的一种金融机构的名称。当时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帮商业资本便与金融资本结合，形成了这么一种相当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机构，并称之为票号。因为当年在山西那样一个偏僻闭塞之地，交通异常不便，出门在外的富商巨贾以及放任外省官吏出门携带大量的现银既有许多不便，又难免相当的风险。而有了票号这种专门的金融机构转寄汇兑，就方便多了也放心多了。所以当年的票号主要经办汇兑、存放款以及代清政府汇解京饱和军协各饷；同时收存中央和各省地方官款，以及吸收官僚富豪存款并给予借垫等业务。至清朝末年，山西全省票号已发展至30余家，分号400多处；并且辐射国外包括日本的东京、神户、大阪以及俄国的莫斯科，还有东南亚地区的泰国、新加坡等地，一度基本上垄断了北中国乃至全国大部的汇兑业务。
关于太谷的票号，后来孔祥熙曾自诩其“知之甚捻”。据他讲来，票号的产生是由清朝初年北方特有的镖局演变而来的。清人自人关以来遍及中国各地，其所需银饷及食粮，都是由各地征集而来。为防粮响运输途中有恙，当时便在许多通都大邑设起了负责沿途护送的镖局。但因这种运送往往缓不济急，故后来就有了所谓“过嫖”的变通办法，即在各地联号的商家互通汇兑，每3个月结账一次。当时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家，俗称汇兑庄，又称“票号”、“票庄”等等。此即后来山西票号的最初滥觞。
当年的太谷县不过是个内陆小城，地处偏僻又人口寥寥，物产稀少且交通又十分不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当年居然票号林立，并且历经百年而不衰，许多信誉卓著且规模宏大的票号，最初均发迹于此，甚而至于有了“中国的华尔街”之美誉，这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孔祥照发迹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大谈特谈太谷人精于“票号之道”并且信誉最响：“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都操在山西太谷。祁县和平遥三县人士之手，尤以我所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我们了解了当年太谷票号之盛况后，方始信孔祥熙的话果然不是吹牛。
谈到当年太谷票号的卓具信誉，这里有一传说或可从某一侧面佐证之。当年有一位外省的商人，因为出门去很远的一个地方做生意，恐路上不方便，便托付太谷的一家票号转寄现银500两。不幸的是，这位商人竟在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客死在他乡了。而太谷的这家票号等了3年仍不见有人前来兑银，老板便派出得力的伙计赴全国各地苦苦查找。就这样又找了3年，终于找到了那位客死他乡的商人后裔，并将其所存的500两银子及6年的利息一并交给了那商人的后代。这个传说今天听来或许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反映了当年太谷票号的信誉之高。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在当时全国的票号行业中，山西人尤其是太谷人为什么就能独领时代之风骚、而执当年中国金融界的牛耳呢？说起来这中间尚有一段依旧是信则有而不信则无的传说。
那还是明末的崇祯17年，已成燎原之势的李自成起义军自陕晋出居庸关，一路浩浩荡荡锐不可挡地直扑北京城而来。一时间京都局势发发可危，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作最后的负隅顽抗，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只好派自己的心腹大太监徐高拿一道密旨往请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崇祯想请周奎出面发动外戚及大臣们捐钱输饷，以济当时前线燃眉之急。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已然是“穷庙富和尚”，朝廷国库空虚，人不敷出；而王公大臣手里却是金山银山，穷极奢侈。万没想到的是，那国丈周奎竟一毛也不肯拔，以至徐高为之气愤已极奋力大呼“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才勉勉强强拿出豆万两银子资助崇祯御敌。不久，李自成义军攻破北京城，直逼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上自了尽。俄顷，李自成手下大将军刘宗敏就在京城铁狮子胡同崇祯爱妃之一田妃的父亲田琬宅中大设刑堂，将所有的外戚王公还有明朝的大臣们抓了起来连夜拷打，结果几乎没费多大的劲，竟从这些王公大臣身上一下打出几百万两的银子来。
倘若崇祯皇上泉下有灵，得知这个结果恐怕欲哭都没有眼泪了。
没过多久，吴三桂引清军急攻北京城。李自成义军仓皇退走之际，就把上述那几百万两银子加上缴获的明宫库存，一并铸了几万块金砖银砖，每个重值千金，命士兵们用骡车载上，准备运往陕北米脂--李闯王的家乡。当时因为这些金砖银砖分量太重了，以至负责押解的士兵和夫役们一路上叫苦连天，累死的骡马也不时地丢弃途中。当起义军退至山西包括太谷等地途中，身后紧追的清军一路掩杀过来。迫不得已之际，李闯王只好下令将这批金银沿途坑埋并作好记号以待来日。但后来不久，这支义军便告失败，闯王李自成也在湖北九宫山罹难。于是，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太谷人便白拣了这么个天大的便宜。有了这样一笔巨资金银，山西人自然在后来的中国票号业中得天独厚的雄居霸主地位了。
不管以上的传说可信与否，自清朝以来，山西特别是太谷、平遥、祁县三地的票号确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一时间，全国各大都市几乎都有山西票号的联号存在。只是进人20世纪以后，随着银行业在中国的涌现及其迅速发展，票号业的一些弱点也便逐渐暴露出来。后来孔祥熙在分析山西票号终至衰落的原因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今天读来应该是颇有道理的。他讲道：
“太平天国洪杨之役，和以后的甲午中日、甲辰日俄两次战役，对于山西票号的影响很大，造成为数可观的巨额损失。除此以外，票号老板（掌柜）守旧固执，无从改良，以及股东子弟的奢侈淫佚，不肯读书，也是山西票号愈形式微的主因之一。所以我自幼及长一向认为，一个人立身行事，非得苦行孤诣，一滴血一滴汗地向前迈进，否则绝少不失败者。”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曾一度号称“财神”的孔祥熙，就出生及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他从小就耳儒目染了太谷票号业兴盛和衰败过程，并由此深谙了票号业乃至整个生意场上的个中奥妙。可以说，家乡太谷为孔祥熙日后的发迹、发达并且在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舞台上一展身手，奠定了第一步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