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我独自一人，好可怜。</p> <p>　　——1934年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p> <p>　　这个时代有时候让我厌恶，我被迫在一个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p> <p>　　——1934年9月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p> <p>　　《巴黎伦敦落难记》于1933年1月9日出版，虽然被广泛接受了，但还是不乏一些贬斥之词。一个饭店老板非常生气，写信给《泰晤士报》，投诉奥威尔的书损坏了他这个行业的名声。几天后，奥威尔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做出反驳。他指出，受到抗议的段落不是针对整个巴黎的旅社而是具体针对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质疑奥威尔的评价。这些评论被送到蒙塔古镇的家里，理查德和艾达·布莱尔对此很感兴趣，同时又有一些惊恐。像他们这个阶级和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不赞成过于直露的情感和身体欲望的表达。阿弗丽尔回忆说，“那时从来不会讨论性和情爱之类的话题”。因此，知道儿子写的东西可以成为勃鲁盖尔画中的内容，布莱尔夫妇肯定会大为震惊的。但是，不管作品的题材多么敏感，成为作家还是布莱尔夫妇能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所赞成的。可以想像，看到奥威尔初步的成功，他们是非常高兴的。1月的第3个星期，奥威尔回到赫斯，留了100页《在缅甸的日子里》的稿子给摩尔，之前还又给摩尔写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他说，《星期天邮报》上已经把这本书列为“本周畅销书”。这些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p> <p>　　奥威尔这时候已经快30岁了，对于30年代的文坛来说，他的起步已经算很晚了。伊夫林·沃23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书，安东尼·鲍威尔是在25岁，格雷厄姆·格林是在24岁。当时的媒体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比今天少，但奥威尔几乎完全是在当时的图书界之外。他不给时尚杂志写文章，不在出版界工作，他签到的<a href="/Book?Bookes=%e5%86%99%e4%bd%9c">写作</a>合约也少得可怜。毫无疑问，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他借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嘴说出的那些义愤填膺的话，完全是出于奥威尔对自己在30年代早期的权力做主的文学界的<a href="/Book?Bookes=%e5%b1%80%e5%a4%96%e4%ba%ba">局外人</a>身份的介怀。“草地！血淋淋的草地！”戈登对着小说季刊《普里姆罗丝季刊》的编辑们呼喊：“为什么不直接说呢，‘我们不要你那血淋淋的诗歌。我们只接受同在剑桥认识的朋友的诗歌’。”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奥威尔也有好几首诗被他在伊顿公学认识的人接纳了，但这并不能减少他受排斥的感觉。30年代早期的文学界因为杂乱纷呈而臭名昭著。约翰·斯奎尔爵士是《伦敦信使》的幕后操纵者，他和他的同党控制了半打的杂志和报刊，弗吉尼亚·沃尔夫也毫不忌讳地把文学界野心勃勃的家伙骂得狗血喷头——最令她厌烦的是西里尔·康纳利，他通过在中学和大学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来提升自己。</p> <p>　　关于此时的奥威尔，上述种种都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他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比如他此时外表如何？关注什么？有什么打算？早先的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告诉我们，大家是喜欢他的，同时又觉得他有距离感，不合群，但没有人觉得他特别的引人注目，也不属于任何文学圈子。理查德·里斯发现他身上有一些品质将他和当时苦心向上爬的年轻的文学家——如康诺利、斯蒂芬·斯彭德等区分开来。里斯觉得奥威尔是一个友善、细心周到的同伴，但是完全缺乏该有的催人进取的自信心。他的聪明能干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并不特别地具有原创性、特别地有天赋”。此外，如果一个人本身是守旧的，他的作品肯定也不可避免：谨慎的现实主义加上自知的审美情趣；诗歌也必定是深思熟虑的郝斯曼式的无趣的四行诗。即便在30岁，奥威尔身上有一种情调，让他看上去像是逝去年代的人；这种情调把他同同代人区分了开来。尽管有一两个例外，大多数文学传记对30岁时的奥威尔的描述都是“一个从大都市来的多事之人”。然而，奥威尔不是这样的。寄居于索思伍德的他，在一封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他感叹蒙塔古镇居然有刺猬仔从窗栅栏里出入。回顾这封关于猬仔的信，这似乎是奥威尔其人或者是他某一方面的最好展示。“猬仔不断地跑进屋子，昨天晚上，我们在浴室发现了一只，非常小，不比橘子大。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其他几只刺猬中一只的幼仔，尽管它已经发育好了——我是说，它已经长刺了。”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东西：不仅仅有对“自然”的迷恋和对动物的爱和关怀，还有一个自然主义者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而最重要的是，没有了自知自觉——和大多数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奥威尔不是在做戏给隐形的观众看，而是单单把事情记录下来。在讲述完有关猬仔的遭遇后，奥威尔又非常难过地表述他对这个世界的哀叹（“这个时代有时候让我厌恶，我被迫在一个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从第一段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有些幻想破灭的年轻人的形象，从第二段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本真的奥威尔。</p> <p>　　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在这个时候，奥威尔对待生活的方式本质上是不现实的。后来的关于奥威尔的描述充满了奇怪的矛盾并置——奥威尔穿着破破烂烂的呢子衣服去参加一些时尚晚会，同时还会天真地问穿成那样进去是不是可以；一次轮船出了事故，他被困在一座遥远的苏格兰小岛上，他显然对岛上栖息的鸟类生活习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能否被营救的兴趣。奥威尔早前给莱昂那多·摩尔的信都是非常直率，任何人看他给朋友和工作上熟人的信时，都会不断地惊讶于他实在缺乏自知之明。这并不是说，奥威尔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不自知——只要环境要求，他可以变得非常精明——只是，有时候，他对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不注意。正如索思伍德镇的人所说，他是一个“在梦幻中漫步的人”。但是，他的心中深藏着极度的严肃感，却又常常演变成不加掩饰的忧郁。可以看出，30出头的时候，他不快乐。一部分是因为他曾经坦率流露出来的寂寞，一个男人，前途未卜，困在一个小镇上，眼巴巴地看着朋友们一个个离开，而这种寂寞背后是一个更具全局性的问题。30岁的奥威尔一方面在努力摆脱一种生活和支撑这种生活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他想要的<a href="/Book?Bookes=%e6%96%b0%e7%94%9f%e6%b4%bb">新生活</a>还没有成形。这其中的困惑，还有如何面对生活这个问题的迷惘，都可以从奥威尔紧紧抓住宗教这根救命稻草这一点上看出来。《牧师的女儿》这部小说是奥威尔在永远离开索思伍德镇之前不久完成的，作品的主题是表现50年前汉弗莱夫人的那个年代，非常老套：即宗教信仰的丧失。书的主要线索是奥威尔从当时的报纸杂志中提取出来的，比如说，在1934年7月的《阿黛菲》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波德莱尔的评论中，他指出，这首诗“依附于基督教伦理和想像的背景，因为他是在基督教传统中长大的，他认为像原罪、诅咒这样的观念远比人道主义、无神论的任何观念都来得真实可信”。这样的评论讲的可能就是奥威尔自己。</p> <p>　　同时，还有一些更加直接的矛盾。他已经出了一本书，但是靠写书并不能养活自己，只能降格去教书。他最钟情的女孩（埃莉诺）爱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且很快就要嫁给那个人了。另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布兰达）想要的仅仅是友情；事业上，虽然《巴黎伦敦落难记》激起了不错的反响，但他仍然是个边缘作家。从出版第一本书到最后伪装成文学界胡作非为的人，这期间的2年时间实在不容易熬过，所以，他的不满随处可见。1934年末，奥威尔的信中有着明显的自怜自艾，但是，后来的10年和他此后的半生中，这样个人的不确定感就几乎不复存在了。</p> <p>　　1933年初，有一些好消息传来。摩尔很快转卖了《巴黎伦敦落难记》的美国版权，法语版也将紧随其后。春天的时候，奥威尔回到赫斯，渴望见到埃莉诺。2月中旬，他想知道她是不是也到镇上来了，同时还让她帮忙去确定一下，普里尼斯是不是已经拿到他的书了。从埃莉诺给一个时装艺术家的推荐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她在伦敦找工作。奥威尔告诉她，自己得了重感冒。《阿黛菲》4月号上刊登了一首严酷的诗：</p> <p>　　我看见大街上蜂拥的人们</p> <p>　　有我、有你，还有他们</p> <p>　　这些标上了死亡记号的人啊</p> <p>　　没有信仰、没有根</p> <p>　　像落叶飘零</p> <p>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p> <p>　　这首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尽管我们可以看到T.S.艾略特对他的影响，但其中对无根的迷失感的表述却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人困在赫斯，身边对他友好的同伴只有那个助理牧师，埃莉诺又远在索思伍德，而且感情上还处于矛盾之中，此时的奥威尔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出口，布兰达算是一个出口。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布兰达成了奥威尔在文学以及其他一些他热心的东西的共鸣者。3月，他写信给布兰达，嘲笑她对萧伯纳的喜欢，告诉他自己最近喜欢上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布兰达可能也被引诱到了镇上。他回忆之前的会面时说，在本海姆·比奇斯的时光真是太美好了，“我真想等到树发芽的时候再去那里”。本海姆·比奇斯是泰晤士河谷的一片树林，很快成了奥威尔迷恋的地方。埃莉诺也被吸引到了那里。《牧师的女儿》一书中的多萝西为了逃避她那个讨厌的雇主克利夫太太就跑到这里来，一边野餐一边看一本乔治·吉辛的《怪女人》。戈登·康姆斯道克想和罗丝玛丽到这里来，在香气沁人的秋蕨里面散步但没有成功。教书的工作让奥威尔几乎没有业余时间——他似乎被骗了，周末的时候也得干一些课外的活——但是，他还是抓紧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并向摩尔保证再写出100页来。奥威尔在赫斯一直呆到这个月的中旬，他写信给当时在那里参观的美国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的代表，想跟他约个时间见面。奥威尔和埃莉诺的关系没有彻底断绝，5月底，他给埃莉诺写了一封信说，“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信却寄到她在伦敦呆的地方罗海姆敦。一切似乎都朦朦胧胧，很不确定，比如说，去乡间散步怎样？夏天有什么打算？因为布莱尔夫妇可能想暑假期间把蒙塔古的房子拿来<a href="/Book?Bookes=%e5%87%ba%e7%a7%9f">出租</a>，这就意味着奥威尔必须另找住处了。他的工作也很不如意。他已经打算离开霍桑中学，到尤克斯桥附近的一所学校去教书，但是很显然，教书对他来说只是权宜之计，他在考虑其他的工作。刚好内莉姨妈这时从巴黎来了封信，信中还附带了《阿黛菲》的订阅单，还送给她最喜欢的外甥一些钱，同时建议他试试去给露思·皮特的陶器公司当商务代表，还说阿弗丽尔可以提供一些赞助。同时，他写给埃莉诺的追求信也显然达到了目的，因为6月初奥威尔又写信去，计划周末一起去远足。他提议“最好去有树林的地方”。最后决定去本海姆·比奇斯，应该是从帕廷顿乘火车去的那里。</p> <p>　　在《让叶兰继续飞扬》里，树林是奥威尔对“自然”的狂想曲的源泉（罗丝玛丽“行走于一片轻飘飘的榉树叶的河岸上，叶子淹没了膝盖，在脚下沙沙作响，像是一片轻飘飘的红金色的海洋”），也是他一些最痛苦经历的见证。可是，这次在这里的树林里发生了什么，或许无从考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奥威尔同埃莉诺的友情在这次见面后结束了。7月初，他写信给埃莉诺，聊起夏天的干旱和到索特海尔洗露天浴之类的话题，希望她夏天到索思伍德去，信末说，“我太想再见到你了”。这时候，他的工作也定下来了，他将到尤克斯桥的弗雷公学去教法语。这个学校比较大，差不多有200名学生，教职工也较齐备。奥威尔这时候又担心，学校在暑假期间会不会让他留下来给学生训练。2周以后，他给埃莉诺写信，讲起前一年里他们共同度过的好时光：在沃尔博斯维克海滨沐浴、饮茶。他已经不再指望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仔细看了学校颁奖的情况，发现很血腥。”这时，《在缅甸的日子里》已经写完，虽然有些部分奥威尔非常不喜欢，想做些修改。这是现存的他写给埃莉诺的最后一封信。1933年夏天，埃莉诺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怎样，她和丹尼·科林斯次年就要结婚了。而科林斯对整件事的态度却没有任何记录。接下来的6个月没有任何记录，似乎是不好的征兆，现存的只有一些他给摩尔的几封信。因为弗雷公学的工作压力，改写《在缅甸的日子里》的工作花的时间远比奥威尔预计的要长，但是到11月底，它已经可以交付给摩尔的位于戈拉德科洛斯的出版社了。奥威尔表示自己对这部作品并不满意，“但是这本书和你以前出版的书的水平还是相当的……”，这本书从他在缅甸的某个阳台上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前前后后花了6年时间，此间他还在给《阿黛菲》写评论。此外，对乔伊斯还是兴趣不减，12月份，他给布兰达写了封长信，滔滔不绝地跟她讲乔伊斯。他对布兰达说，事实上，他只要一提起乔伊斯就停不下来。那几个月里，乔伊斯对他作品的影响非常明显。</p> <p>　　在弗雷公学工作的时候，奥威尔一个朋友也没有结交，大家对他的记忆也仅仅是他喜欢骑着刚弄到的二手摩托车到附近的乡下作短途旅行。一次旅行途中，他将《在缅甸的日子里》的手稿寄给了摩尔，第二次远足则差点要了他的命。圣诞节前不久，一个下雨的下午，他又骑着车出去了，穿的衣服很少，浑身都湿透，回来受了伤寒，后来又发展成了肺炎，被送到了尤克斯桥的乡村医院，曾一度觉得他有生命危险。布莱尔夫人和阿弗丽尔被叫了过来，但她们是在病情稳定了之后才到的，这段病史被记入了家史。奥威尔在昏迷的时候，可能以为自己又回到了7便士的小客栈里，神志不清地念叨着钱，阿弗丽尔记得，他好像说要把钱放到枕头底下。到12月28号的时候，他已经好了很多了，写信感谢摩尔曾经顺道过来看望他。他的善于观察的眼睛把医院的日常生活都记录下来，这些观察几年后在《穷人之死》里面都被用了起来：喝茶的时候，一个病友死了，但是由于护士的伶俐，这件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就过去了。露思·皮特去看他的时候，看护肺病病房的护工告诉他，那些脸红红的病人都会死掉，而那些脸色苍白的才能挺过去。1月份的第2个星期，奥威尔出院了。他在伊令［英格兰东南部一城市——译者注］的一家旅馆住了好几天，然后才回索思伍德养病。此间保存下来的信件又是他写给摩尔的几封信。因为有家人的照料，他渐渐康复了，已经可以干一些活了，提出要翻译内莉姨妈的丈夫的一个朋友写的一本哲学作品（摩尔积极地帮他联系了好几家出版社，但都没有成功）。新年刚过，有一天，突然有消息说，戈兰兹不答应出版《在缅甸的日子里》。</p> <p>　　表面看来，戈兰兹的决定出人意料。对于一本处女作来说，《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影响是很不错的。而《在缅甸的日子里》这部小说是对英国统治下的缅甸社会的辛辣描写，其争议性不会亚于《巴黎伦敦落难记》，为什么要拒绝这样一部小说呢？不幸的是，维克托·戈兰兹已经作了这样的决定。关于过去一年概况的《新闻编年史》反映了每天充斥着亨利塔大街的紧张氛围。戈兰兹看起来不止39岁，秃脑袋、像个圆顶，人们对他的描述是“个子很小，人很幽默，也很精明”，总叼着个烟斗，说话的时候喜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告诉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评论家：《新闻编年史》是一份进步报刊，他的目标是“有一天能够促成国内外的一个更合理的经济体系的形成”。除了承认这样的崇高的理想之外，戈兰兹对出版的现状保持着警惕，甚至有时候会有些杞人忧天：他特别害怕哪本书可能会招致任何破坏性的或者惹来经济上的麻烦。当《在缅甸的日子里》的稿子被送到他那里的时候，他还在为《爱的方式》这本书的惨败懊恼不休，这部小说是一个名叫嘉梅·伍尔西的年轻女作家写的。书中对情爱的直露描写并没有妨碍它的出版，但是书印刷和装订之后，出版商却因为其中的淫秽内容而不知所措，此书很快销声匿迹，可是戈兰兹还是惊魂未定，害怕自己出版的东西里面会不会再有潜藏的这种冒犯性的内容。在出版《大忙人伍尔西》之后不久，戈兰兹告诫他的合作者哈罗德·鲁宾斯坦说，“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应当是能解决问题的，不应当是需要我们去为它忙得焦头烂额的……我实在害怕任何会给我惹官司的事情。”从这些话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不愿意出版奥威尔的《在缅甸的日子里》。他觉得这本书会招惹那些印度行政人员的干涉，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奥威尔以后的作品的出版也会受到他神经质般的干涉。《牧师的女儿》出版前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包括其中有一幕是关于沃勃顿想要强xx多萝西的描写。当然，《在缅甸的日子里》后来的遭遇表明，戈兰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海尼曼和海角书局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拒绝了他。虽然哈珀兄弟出版公司最后接受了这本书，也曾经要求他改写，此外，对一个英国作家来说，处女作首先在美国出版不是通常的做法。这件事情解决了之后，奥威尔急切地要发展自己的事业，提出要撰写马克·吐温的传记。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建议他去找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试试，但是，这个打算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出版商的资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