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奈保尔著

　　孙仲旭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有个愚蠢的人维诺巴·巴韦（VinobaBhave）想走甘地的老路。他在甘地的静修地过接受过教育，那些地方在思想上的懈怠软化了他的脑子，并进入了也许可以称之为灵魂的地方。他在厨房干活，打扫厕所，然后在纺车前一纺就是很久，以至于甘地留意到而担心起他来。甘地觉得当时还是个小伙子的维诺巴应该去别的地方学习，要不然，他会在静修地病倒在纺车前。维诺巴去了圣城巴纳巴斯，虔信他的人认为他在那里获得了神奇的瑜珈力量。

　　他过了很久的寄生生活，远离世界，以至于变得可以说缺乏人性。他以为甘地也是如此，却根本没办法知道甘地曾经是个充满欲望的人，他的禁欲执行起来并不容易。甘地去世后，维诺巴有一天在静修地无所事事，想到（要么是他和他的崇拜者硬说是这样）他应该接过那位伟人的衣钵。衣服方面——他可以那样做；纺车——他能做的不止纺线，他在大师的眼前练习过，那样会帮助他打发时间。还有静修地的日常事务，甚至可以打扫一下（但不要太多）厕所——他的天性如此。至此，都容易做到。

　　但是就连维诺巴也能看出，他只不过是个待在静修地的人，躲起来的，而甘地一直是位公共人物，一位全国性的人物，在能够做出简单却重要的政治姿态（例如纺线本身）方面是位大师，能够唤起国人。这时，在挖空心思考虑了一些他有可能采取的重要政治姿态后，维诺巴想起甘地进行过几次重要的步行。1946年，独立前夕发生社会骚乱时，已经七十六岁的甘地在孟加拉邦进行过一次步行。那次步行并不成功，事实上充满了悲伤。但是十五年前，有过一次惊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步行，两百英里，从艾哈迈达巴德的静修地走到海边。当时独立运动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甘地在他位于艾哈迈达巴德的静修地（但不是无所事事）苦苦思索很久，思考怎样才能让独立运动重振声势。他想到了这个办法：在全球新闻界注视下，一程程地走到大海，最后象征性地制盐，事实上只是挑战盐法（盐业由政府专营），但同时又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表态，再次把整个国家鼓动起来。

　　维诺巴应该未能领会制盐长征的所有象征意义，他应该只是知道圣雄走到海边制了一点盐。他想到自己作为圣雄的接任者，他也应该走一下，要么走很多。因为他不会制盐，他选择的事业是土地改革。事实上无此需要，因为独立印度的政府已经决定把土地所有权限制为每人几英亩。维诺巴的想法是他应该跟他的一群人在贫穷的农村一带步行。印度是圣雄的国度，维诺巴觉得拥有土地的人因为他的步行活动和围绕着这件事的宗教狂热而感动，会把自己拥有的拿出来一点。

　　但是土地不可能这样说给就给，它不像一杯大米、麦子或者面粉，可以倒进托钵僧的袋子。赠予土地需要地契、测量员和律师，维诺巴未能考虑到这一点。他不是甘地，他没有法律机构可以处理自己步行活动中的这一方面，他旁边只有一群虔诚的乌合之众跟着这位圣者讨功劳。结果在他走过一个地区所造成的狂喜状态结束后，尽管有过一些承诺要给无地者很多土地，但是随着队伍再往前走，血又冷下来后，还是一事无成。

　　据一位思想单纯的意大利牧师所言——他想在印度寻找启示，跟维诺巴一起步行过——步行活动和露营地里混乱不堪。跟他本来以为会看到的不太一样，不是身穿白衣的人们在游悬挂昨晚刚洗行，没有古典式装饰，不是在伟人身后恭恭敬敬地隔着一段距离肃穆而无声地走，紧跟在维诺巴身后的，是一群喧闹而粗俗的乌合之众，那位意大利人需要调动自己最深层的克制力，最后他想到在那些跟着维诺巴跑的乡下人身上，有种“放屁一般的无辜特点”。晚上的露营地里，同时有很多人扯着嗓子交谈，很多人放屁、打嗝，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时代》周刊被打动了，把维诺巴放上了杂志封面（“我用爱来抢劫你。”）

　　大家对甘地的这位继任者如此热心，以至于有人宣布要为此运动创办一所大学，钱也募集了。过了一段时间，关于这所大学，人们开始提一些问题。开什么课程？由谁来教？校园在哪儿？这些问题提到维诺巴面前时，他感觉有哪儿不对劲，感到他的名气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只是夸夸其谈：“地方已经在那儿，我已经挖了一口井，过路的人可以打一桶水喝个够。”人们要他说话别这么神秘或者带着诗意，他会再说一遍已经说过的，向他提问的人也知道了，这位从静修地走来的人根本不是甘地，在他自己的运动中完全是懵懵憧憧，他们便把他撇在一旁。

　　维诺巴的土地赠与计划引起的兴奋过了一段时间才消退，但是一种失望情绪冒了出来，即在独立后不久，印度却出不了第二位圣雄。未去探究第一位圣雄的起源及其事业的人，把这看作是这个国家衰退的象征。在印度，这点经常被误以为是有思想：“我还可以，可是这个国家糟透了。”

　　幸好，维诺巴后来还有了一段事业，不是作为改革者，不是作为智者，而是作为可以说一个神圣的笨蛋，是最高层的政治家想与之合影、想得到其祝福的人。

　　时不时，印度的新闻界仍会呼唤当代甘地，对“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竟会这样销声匿迹而感到遗憾。未说出来的感觉，是甘地是印度土生土长的，他之后的人们在现成的智慧面前却掉头不顾。很少有人理解甘地之所以成为甘地，是因为他在伦敦三年时文化上的不足，然后是他在南非斗争的二十年，那些不同一般的条件无法再造。印度人对甘地漫长的二十年几乎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去读。他们觉得作为印度人，他们拥有甘地，他们不用去研究他，他就在他们心里，他们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

　　***节选自《AWriter’sPeople》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