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一步，叹一声，满目都是世间的苦乐，他的双眼见证了唐王朝由兴而衰的巨转变，用自己的笔墨铸就了一部诗史。他就是——杜甫。
遥远？熟悉？
说来惭愧，由衷地惭愧，虽然从学说话起就背诵杜甫的诗——当然那时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背些什么——直到现在，对杜甫仍然有一种遥远的感觉，而且一般情况下，真的不愿意读杜甫的诗。
这种遥远的感觉不是来自于陌生，事实上遥远恰恰来源于熟悉，因为即使什么课外书都不看，只学习课本里的知识也足以把杜甫的生平说得一清二楚。所谓的遥远，也许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像我们今天在温室里长的孩子，如果没有一个氛围的话，去体味老杜的悲苦，是怎么也找不着感觉的。至于不愿读老杜的诗，则是因为它太沉重了，几千万人的血泪凝成的诗篇，看着让人心痛。
不错，杜甫的诗技巧极高，律诗堪称一绝，即使放到整个文学史上，又有几人能敌得过老杜？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这样天然的雕琢又有几人能办到？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体味他的悲苦、他的感慨，只注重他的形式、他的格律，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就像我的时候根本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也仍然能够倒背如流。
然而，杜甫哭了。在几千万人的血泪之上又格外加进了一些悲伤，因为他并不只是想要读诗的人去注重这些。如果只有格律，而精神空虚，又和六朝齐梁之风有何区别呢？
失却了诗的精神，也就失却了老杜，与没有读是一样的——这是对诗人的亵渎。也许你会指责我用词太过，然而，杜甫忍着心痛写下的沾着泪的字字句句，岂能那样轻浮地解读？
家都知道古时人们弹琴，要事先沐浴焚香，摒除杂念。那么我建议，在读杜甫的诗之前，虽然不必这么隆重，但至少要严肃一些。杜甫的诗，尤其是诗史部分，在我看来是很神圣的篇章，需要用心体会，绝不可草草了事。这样每次读完之后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沉重，有时还伴以无声的哭泣。有人说读完鲁迅先生的文章之后心里很压抑，其实那就是一种沉重。这两人，一位是伟的诗人，一位是伟的文学家，都是用自己的笔抒写着国人的沉重。不同的是，鲁迅是在无情的讽刺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恨铁不成钢的愤怒，是一种难言的沉痛。而杜甫则以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敏感的心，去感受着天下人的悲苦与辛酸，然后将它们化在了自己的笔下，在诉说哀叹，在感伤落泪，这种感情又感染了读者，与他一起为着苍生而沉痛。是的，太沉重了，以至于我不敢多读。 也许乐于歌唱的唐人也无法承受这种沉重，譬如同为蔬菜，人们可能更多的会选择黄瓜，而舍弃苦瓜。这样作比也许并不恰当，但无疑唐人在诗歌上的选择是有很多的，他们的面前摆放着一堆的珍品，所以发出独特光芒的杜诗没有特别引起唐人重视。在整个唐朝，杜甫的地位都不高，即使有元稹等人的极力鼓吹，也作用不。至于说杜甫活着的时候就和李白齐名，更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事实上，盛唐时期人们最看重的，一是白也诗无敌的李白，一是天下文宗王维，可怜的杜甫此时着实是一个字辈。
这不公平。
虽然我喜极了王维，也为李白的潇洒而倾倒，但我不满于人们无视杜甫。
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外患甚重的宋人终于给了杜甫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每每谈到杜甫诗圣的由来，人们就会提起杨万里的一段话：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只是，宋人多推崇他入蜀之后的作品，特别是律诗——也就是说，他们崇拜的更多是杜甫的诗律，而并不都是因忧患产生的共鸣。而诗圣称谓的确切提出要到明朝，明初的陈献章以及明末的王嗣爽，都曾这样提出过。
可以说，后世人对杜甫诗圣的尊称，着眼点就是放在道德上了，即儒家文化的忠义仁爱、忧国忧民等。譬如郭沫若称杜甫是诗圣哲，也是取这样的意思。
杜甫当得起诗圣的称呼，更当得起这样的尊敬。
家都知道有唐代三诗人之称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但却少有人知道盛唐三诗人的说法。
在盛唐的诗坛上，有三位巨星，即李白、王维和杜甫，而盛唐是一个充满英雄浪漫情怀的时代，因之，不妨称他们为三剑客。
李白是实实在在的剑客，他十五学击剑，二十多岁又仗剑去国，据说还用剑杀过人。王维少年时期也是意气风发的，出塞那段日子更是动辄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的随行出猎。而杜甫，似乎我们很容易把他想像成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譬如，李杜虽然并称，但常可听到人们称杜甫为老杜，却少有呼李白为老李的，当然更没人喊王维为老王。老李老王叫着就像邻家伯一样，而老杜却是对杜甫的特指。感觉这个老字，或许真有老气横秋的意思，可感觉又有一分亲切。然而事实情况是，根据留下来的画像来看，很可能我们印象杜甫的模样倒的确是李白相貌的写真，而杜甫本人则是很意气风发的样子。
那是当然，杜甫也有狂的时候呢，旷放不自检就是《新唐书》对他的描述，如果没有一股狂劲的话，怎能写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的诗句？如果不狂的话，李白又怎会屑于与一个俯首低耳之人交往？有一件事，也许让人有些惊讶，杜甫投奔严武后，严武对他起初很好，曾亲自到他家探望，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这件事把严武得罪了，因此杜甫不得不往来梓、夔间。而杜甫最后的死因，说来令人瞠目，据说是由于暴饮暴食而死：这一年他来到耒阳，县令听说一位诗人来到自己的地方，于是一番好意，让人送去牛肉美酒，杜甫醉，一昔卒，年五十九。概和孟浩然的死有相似之处吧，也有人提出过质疑，但这种说法无疑流传更广，甚至法国总统游杜甫草堂时都说杜甫是吃死的。这个传说，和李白追月而逝的传说相比，太出人意料，而且太没有美感，即使再严肃的人，只怕也忍不住初看时惊讶过后的一丝莞尔。但诗人们并不都需要美丽地逝去，诗史上有李白追月的华丽传说，够了，再有人追月就是模仿。王维给弟弟王缙写信之后停笔而逝，安静地归于他诗素来向往的沉寂，够了，他不需要喧闹。杜甫则是在尽情渲泄着自己的真性情之后，永远地把自己定格在了真字上。一个会使气会嚼会痛饮的杜甫，与那个怀忧天下苍生的杜甫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真正的杜甫。由此我们感叹，盛唐果然是盛唐，属于它的诗人们都有着它的精神。
而最早是谁把他们三人并称，我不清楚，但徐增在《而庵说唐诗》的一段话却极有名：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
李白自幼在蜀长，受道教影响极，一派仙风道骨，更是唱出世人难以企及的千秋逸调，无论称他是天才还是天才都绝不为过。王维则自幼受母亲影响崇尚佛教，诗透出佛家的禅趣，有一种空灵之美，而王维本人则极敦厚儒雅，他对世外桃源向往的隐逸情调又使后世文人产生极的共鸣，因之，人才非他莫属。那么杜甫呢？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是《易经》对坤卦最为精道的一句概括。而彖辞则说的更具体一些，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易经》语言古朴，含义又太深奥，一时也解不清，不过我们倒也不必细细解释，因为重点就是那一句厚德载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也只有地的宽广才会容下万物，使万物有一个资生的立身之所。杜甫的胸怀就如同地一样宽广，他满眼看到的都是天下的苍生，因之，称为地才确也恰如其分。
事实上其他诗人也都关注过苍生，像李白等人，也都有为百姓鸣不平的时候，但和杜甫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的。儒家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达时兼济天下不难，问题是有很多为富不仁者，而独善其身对于不得志的穷者来说，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但杜甫即便是穷困潦倒，穷到吃饭吃不饱，困到茅屋顶上草乱跑，也仍然在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迂腐吗？可笑吗？我想，没有人可以笑得起来，因为心底会有一种酸酸的痛的感觉。
杜甫以儒者自居，腐儒、老儒、儒冠是他诗常见的词语。然而杜甫也许自己不知道，他这种达亦兼济天下，穷亦兼济天下的思想境界，竟比标准的儒家还要高尚，就好像考试有及格、优秀之分，杜甫超过了儒家所要达到的标准线，甚至可以说他比孔孟还要高尚。 因之，古时文人虽皆受儒家思想影响，但三剑客，以杜甫为正统的儒者。
我们毕竟还是说到了格律。
没有办法，如果不提精神，则失去了杜甫；如果不提格律，那杜甫又变得不完整了。
我们说到李白、王维时都提过，七律这种到唐朝才正式诞生的文体，事实上是在杜甫的手发展起来的。盛唐诗人，七律王维虽然只有二十多首，但已算首屈一指，而杜甫的七律或者再加上律诗，则可斗量。或许李白在格律面前，会伤脑筋，因此形成了有李白特色的一些格律，但那官方钦定的格律对于杜甫来说，却是越来越不像是约束。他已经不需要有人来约束，因为仿佛不经意间，他自然而成的诗句，却又是天然的格律。
拿这首《登高》来说，被称作是古今第一七律。这首诗绝就绝在它的律上：粗看首尾似乎未尝有对，颔联颈联则无意于对，但细细品味则是八句皆对。因此胡应麟在《诗薮·近体》说：若'风急天高'，则一篇之句句皆律，一句之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串，一气呵成。所以这首诗也有旷代之作的美称。
而说到自然，忽然想到，唐诗和宋诗同为国诗歌史上两奇葩，虽然宋诗似乎没唐诗有名，但也确实是自成一派。唐诗以韵取胜，把诗写得美不胜收又浑若天成，不饰雕琢，这是唐诗无法为后人超越的地方所在，因此是一朵艳丽的奇葩。相比较而言，宋诗却是真的奇了，因为和一般的以美为美不同，宋诗是以丑为美，以理入诗，以文为诗。举一个例子，同是写庐山，唐人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宋人则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很明显的美与理的对比。
宋诗传承唐诗很多，但若从根本来讲，应当说是继承杜甫的比较多一些，比如炼字炼句，比如做诗讲气骨、理趣。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我们看到的杜诗是一种有别于盛唐气象的另一种气象。有人评价杜诗如一棵树，后人擢几枝枝叶，便可自成一家。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身后很多诗人都学老杜，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然自号一家，爀世烜俗，其实韩愈、元白也无不是杜诗的继承者，只是韩愈得其奇峻拗怒，元白得其疏宕，李商隐得其赡丽。和文圣孔子是集国古代文化之成的意思类似，杜甫诗圣的这个圣也有集成的意思，他是集诗之成者。
但杜诗也确实不再有盛唐的华丽，而走向了唐的沉寂与萧瑟。在明宫唱和，贾至抛砖引玉，岑参、王维、杜甫三位诗人随后唱和，不幸在历来的诗评，杜甫败下阵来。其实这也实在没有什么，因为任何人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又有自己不擅长的方面。像李白，写不受拘束的古体诗绝对是拿手好戏，但格律诗上就未免捉襟见肘。杜甫也不例外，他的长项并不是来描写这种富贵的场景，因为他的经历有限，又由于官职上低贾至很多，先没了平等唱和的底气，八句话用了四句来恭维贾至，发挥的余地也就少了，落败也实属难免。
至于本节题目的格律与解闷，又是怎么回事？格律与解闷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这两点，一个是杜诗的特点，另一个，则是常为人忽略的地方。杜甫的诗除却咏叹调之外，也有解闷这样的品，有一首和李白互相调侃的诗，可见杜甫也有着相当的活泼一面。杜甫曾作《解闷》诗十二首，其实不是吊古，就是怀旧。
但若说怀旧——怀念故友的话，杜甫无疑怀得最多的是李白。他们两人交往时间充其量就只有一年，然而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点曾在前面写李白的文章提过，不再赘述。但李白的潇洒风度无疑给杜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终杜甫一生都由衷地敬佩他、关切他。以忆李白为题材的诗近二十首，这种情况相当少见，可见李杜交情的确很深。但杜甫并未因对李白的这种崇拜而盲目追随他的风格，相反，和李白高亢嘹亮的歌声完全不同，杜甫沉郁顿挫的悲歌久久回荡在唐朝由盛而衰的天空……
和杜甫同时期的人，最受杜甫爱戴的是李白；而杜甫前时代的人，最受杜甫爱戴的则是诸葛亮。从杜诗不难看出他对这位三国时期蜀相的崇敬之情，很多诗都提到了诸葛亮。也难怪，杜甫的后半辈子基本上是在蜀度过的，或者说，至少是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很长的一段时间，自然会受到一些影响。面对着成都的武侯祠，面对着那传说是诸葛亮曾经摆下的八阵图，面对着先主托孤的白帝城，杜甫能无感慨？
在众多咏诸葛亮的诗，杜甫的这一首《蜀相》，堪称绝品。诸葛亮的一生，杜甫用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一联概括得既精要又得当，令人拍案叫绝。出师未捷身先死，曾令多少志士为之扼腕？南宋将宗泽，临终前轻轻地吟诵着这一句，因为他不能再带领兵士们去收复失地，一腔悲愤化在渡河的连呼声，在场众人莫不感动流泪。
杜甫这首诗能引起志士们极的共鸣，原因在于，杜甫本人就是一位志士——诸葛亮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片忠君爱国之心自古以来受人称道；杜甫也是这样，只不过，杜甫并没有这样的机会来救生灵于涂炭。他空怀兼济天下之心，却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那么杜甫有无治国的才能呢？不知道，没有验证过。但可以肯定，和李白一样，杜甫也并不适合政治。
本来杜甫在安史之乱从长安逃到了肃宗行在（就是皇帝所在之处），有扈从之功，于是肃宗封他为左拾遗。但杜甫不懂得官场上的厉害，甚至比李白在长安呆的时间还要短，杜甫就不得不退了下来。
诗穷而后工，似乎不无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维那样人与诗皆富贵，很多诗人官做得越来越，诗也越来越差。杜甫离开了官场，按现在的话讲就是到群众去，所以才有了三吏，所以才有了三别，所以才会有杜甫用嘶哑的声音喊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不得志的杜甫只好弃官而去，流落在川，最后乘孤舟漂泊在衡州、潭州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历五年的冬天，这位生前并未得到他应有地位的诗人，凄惨地死在了这艘承载着杜甫的颠沛流离与老病悲苦的船上。
然而诗的天地从来就没有断过杜甫的声音，那艘船的船头似乎还可看到杜甫的身影，拄杖迎风，愁苦的脸望向天际——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杜甫死后，他的家人无力安葬他，直到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遗体安葬在首阳山下，葬在他的祖父唐初诗人杜审言的墓旁，杜甫可以安息了。
杜甫的一生像一支凄苦的歌，为自己苦，为别人苦……
诗人啊，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