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一听两年就能平叛，又惊又喜，不大敢相信，就问：“这是什么道理？”李泌回答说：“叛军中的骁勇之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这几个人。现在我们要是命令李光弼率军从太原出井陉关，郭子仪率军从冯翊进入河东，这样一来史思明与张忠志就不敢轻易离开范阳和常山了，安守忠和田乾真则不敢离开长安，我们以两支军队便可拖住叛军的四员骁将，这样一来，跟随安禄山的就只有阿史那承庆了。望陛下下诏，命令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以便两京之间道路畅通，陛下则率领所征军队驻扎于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交互攻击叛军：叛军如果救援这边，我们就攻击他们的那边；如果救援那边，我们就攻击这边。总之，使叛军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往来奔波，到头来疲于奔命，我们以逸待劳就好下手了。叛军若是来交战，则避其锋芒，如果要撤退，就乘机攻击，不攻占城池，不切断道路。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任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来夺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这时叛军要想撤退，则后路已被切断；要留在两京，却不得安宁。我们再以各路大军合力进攻，一定能够平息叛军。”肃宗听后很高兴。
高兴是高兴，但高兴之后，也没后文了，后来并没照这个来。此时肃宗对李泌真的很好，即使不听他的话，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好，然后不照办就是，这样至少可以保住李泌的面子。但对李泌来讲，还有什么比皇帝的阳奉阴违来得更无奈、更郁闷呢？肃宗后来用的战略，仍然是玄宗时期以两京为根基，进而正面与叛军作战，以敌后截击扰乱为辅。这条策略不能说不好，但代价也是很大的。理论上的分析，就是唐军可以凭险守住长安，但无险可守的洛阳则需耗费唐大量精力，这么个地方易攻难守，得不偿失，唐最初的失误就在于对洛阳过于执着，如果花费太多的人力在洛阳，不如选择放弃；实践上的验证，就是后来的平叛过程，果然四面无险的洛阳得而复失，唐军在洛阳一再消耗力量，虽说后来和叛军比谁的底子厚时是唐赢了，但代价确实太大了。
那么叛军就没有弱点吗？当然不是。安禄山的老巢是范阳，但河北、河南一带都是平原地区，属于攻下的快败的也快的地方，直到河东地区，才有险要可言，所以安禄山若能占据险要，肃清河东以东地区内的唐军，那么他们的形势与唐占据关中以潼关为大门是一样的。但安禄山也没有在意自己这个可以用来作大门的河东，他们轻易放过太原就是一例——其实安禄山后来派史思明等人攻打太原，也是下了大力气的，但是他们迟到了一步，唐肃宗已派李光弼来守卫太原，这一点上，肃宗又高出一筹来。叛军没有赶在太原最薄弱的时候来攻取，实是失策。后来，太原虽然守卫很艰难，但始终在唐朝手中，这就使叛军无法关闭河东这个大门。所谓关起门来打狗，门没关上，狗自然也打不死，因为总会有外援。再加上安禄山后方唐军一直顽强抵抗，致使安禄山在潼关之前都得想着家里是不是太平。其次，安禄山的战线太长了，几乎就是一条线，我们不妨美其名曰“一字长蛇阵”，如果唐军用把菜刀分别把这条长蛇阵切成几段，各个击破，那就完了。纵然唐军办不到这一点，但攻击他们的侧翼，骚扰一下他们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叛军的这个无奈的阵型就是处处被动挨打的。
李泌的计划，是有点类似于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巧了，游击战对付的日军也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李泌建议由李光弼出井陉关来牵制范阳、常山，以郭子仪入河东牵制长安，正是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而又故意不阻断两京之间的道路，使叛军不能因为支援无望而死守其城，然后唐在郭李之外再分出来一支兵力，三方交互骚扰叛军，让叛军疲于奔命，最后再由第四支兵力与李光弼合力攻取范阳这些地方，然后就可以平叛了。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唐可以不急于得到两京，使这两地成为叛军的累赘，然后自己可以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引敌人围着自己团团转——妙啊。如果唐军真依此而行动，就算不能两年平叛，但相信必定会有效果的。而且唐军比叛军更有条件进行游击战，怎么他们也比叛军更有民众基础。
但李泌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肃宗这个因素。这个策略只怕肃宗本人承受不了，因为李泌说让肃宗亲自率军与郭李二人去交互打击叛军，一来肃宗没有郭李二人的军事才能，万一哪次不小心反倒被别人袭击了，岂不是太糟糕了？二来，肃宗的身体，能禁的住这般折腾吗？想必肃宗对一夜行三百里的经历记忆犹新，可那是迫不得已，如果再来几次，甭说肃宗，就是壮汉怕也吃不消。肃宗必然想到了万一反中敌人之计时，自己必须得逃跑的问题，如果跑不了，自己丧命不说，唐军的士气将会大大的降低，说不定朝中又要乱成一团，确实比较麻烦。那可否换将来完成这项工作呢？只怕也不好，因为如果是派遣一员大将，或是干脆让广平、建宁去扰敌，他们虽然可以办好此事，但相应的，肃宗的行在就必须有重兵守卫。这样势必使兵力分散，如果待叛军疲劳了，再分兵去取范阳等地，那时还有胜算，但敌未疲就分兵，起到的作用怕是有限，也就不能达到目的；如果不分兵，重兵去扰敌，那叛军在情急之下，若出其不意围魏救赵来袭击肃宗，那岂不是比上面那种情况更糟？这种情况有点像汉初，楚汉相争，刘邦彭城之败后，以彭越、英布、韩信分别去攻击项羽侧翼，英布、韩信两方面不说了，韩信取赵、齐等国，肃清了周边，而主要起诱项羽去攻打的是彭越。他在项羽之后劫粮也好，攻城略地也好，都减轻了刘邦所受的正面压力。就是在这种来回的拉据战中，项羽被打的疲惫了，最后死于垓下。但刘邦自己也是项羽的诱饵，他的到处奔波也带动了项羽的疲于奔命。肃宗没有像刘邦一样肯亲自作诱饵，胆量上的问题也不必过于苛责他，毕竟刘邦有几次也是很惨的，甚至不得不找人来当替身。而李泌，怕也不能和有“谋圣”之称的张良相比，以张良之多智，再加上个陈平，刘邦尚且如此，肃宗可恃的谋士，除了李泌，还有谁呢？种种考虑，再加上既有的方针，而且玄宗还有一句“等攻下了京城，我就把权力全部下放”，这些都促使肃宗采取原来的办法，至少在两计之间的取舍问题上要徘徊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