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如此，韦谔参与哗变，也就是事先知情，为何他的父亲却毫无防范的被人打倒了呢？韦见素可说是与杨国忠较亲的，而且从他处在安、杨之争中不敢有所作为，说明其胆量不大，所以这件事如果提前告诉了韦见素，难保怕事的父亲不会告诉杨国忠，那一切就完了。而且，遭殃的三人中，韦见素是明确在屋内的人，听到外面喧哗，这才出来，可能是他儿子事先要他在屋中不要出来，但却不敢说“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在众人打伤韦见素之后，有人喊不要打伤韦相公——魏方进，这位没有明确证据说是杨国忠一党的人都被打死了，而韦见素相对更有理由说是依附杨国忠的人，却没有事，如果没有他儿子的这层关系，只怕老人家也难逃厄运。
可是，韦谔参与哗变，与太子李亨有什么关系么？从后来李亨对待韦氏父子的态度，的确瞧不出来有多好，先是“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后来又把韦见素等一批老臣架空，最后韦见素自己也很无趣，便告老致仕了。而韦谔，也只是当到给事中，再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李亨没有特别照顾他们，但这不是否定韦谔参与哗变的理由，因为陈玄礼后来也没有得到肃宗的抬爱，于上元元年致仕。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哗变不是李亨指使的？不。前面已经说了，陈玄礼将此事向太子禀报，之所以要向一个上级人物说明，当然是因为他底气不足，怕事后会受处罚，如果能找个领军人物（当然不是实际“领军”），只要有个名义上的领导就够了，同时也是壮壮胆量。如果太子不同意，陈玄礼还会再继续做这件事么？多半不会。而此时虽说玄宗落魄逃难，但未曾礼崩乐坏，将军尚不敢自作主张，士兵们胆量再大，又哪里闹翻天呢？而且陈玄礼在杨国忠死后，带人去“请”玄宗杀贵妃，更像是计划之内的行动，而不是突发事件之后的顺手牵羊。总之，既然李亨知道了此事，那它的发生就不能不说与他有关。那李亨为何不善待陈玄礼等人呢？原因很简单，当初玄宗发动政变之后，便不再用那些随同自己的人，李亨自然将来也不会用，何况，这些人也算不上是为李亨服务，他们想杀杨国忠，一来是怨气积累的太多需要发泄，二来则是为玄宗尽忠（相信玄宗本心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他只是问太子此事是否可行，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李亨，李亨也没“义务”奖励他们。
这么说，李亨的作用其实就是点头默许——甚至没点头，只是默许，无疑他心里肯定是支持这件事的，再多点也就是帮帮出个主意，但在陈玄礼来之前，他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去杀掉杨国忠，则“指使”二字似乎就不大恰当了。以往人们在研究马嵬之变时，矫枉过正，有些过于强调李亨的作用了，合适的说法是李亨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所以，马嵬之变，整个的经过或许是这样的：先有了士兵们的积怨，这才有了陈玄礼向太子的禀告，有了太子的默认，于是发生“哗变”。归根到底，说是哗变并不为过，只是和一般兵士自发的哗变相比，这一次是有组织的哗变。
㈡、杨贵妃生死之谜
马嵬之变之所以有名，还在于杨贵妃的香消玉殒。
杨贵妃的美，众所周知，与其它三大美人不同的是，她是比较胖的，有一句话叫“燕瘦环肥”，说的就是杨玉环是个胖美人。唐代的审美比较别具一格，以胖为美，我们看唐代的壁画、雕塑，人物都是很丰满的，没有太瘦的。但唐朝真的不喜欢苗条一点的么？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唐玄宗下诏选女子进宫，其中有一条要求就是身材要苗条一些，忘了确切的用词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用的不是丰满，由此可见，唐朝不单是以胖为美，只要是美的，不管胖瘦都能接受，这也比较符合唐兼容并蓄的特点。所以，其它朝代的美女到了唐朝，也不会失业，照样可以很风光。
好了，闲话不多说。要唐玄宗杀杨贵妃，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玄宗侧首站立的那会儿，柔肠寸断，苦不堪言。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真的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那样，那么缠绵悱恻么？非也非也。“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他们生离死别的场面没有那么夸张，连个抱头痛哭都没有，而且杨贵妃死后，玄宗还大大方方的叫陈玄礼等人“入视之”，核对一下身份。这里似乎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核对身份呢？如果说是大臣信不过皇帝，认为皇帝会做假，那也实在有点大不敬。究竟，陈玄礼等人有没有这样去看过杨贵妃的遗体呢？如果有，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杨贵妃呢？再引申一下，杨贵妃有没有真的命丧马嵬？
首先，我觉得史官记载此事，从行文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主观倾向。这位史官没有与陈玄礼等人一个鼻孔撒气，否则就该把陈玄礼的行为再上升一个台阶，并且将这个人也抬高一下，但实际上陈玄礼甚至没有个人的独立传记，只是作为“附”才在《旧唐书》中出现一下。另一方面，一般来讲，都是为尊者讳，从玄宗这个角度来说是不该记下这件有损皇帝颜面的事的，从两唐书来看，也确实未曾记载，但到了司马光的时候，就与唐朝的皇帝无关了，可以大胆的直书其事。所以这样说来，这件事应该确是发生过的，不过就像史书中所写，是玄宗主动让陈玄礼去看，否则，陈玄礼等人也不好提出这个要求。考其心态，大概也是为了平息祸乱，否则只怕自身难保。但又有问题，那就是，既然两唐书没记此事，司马光又是依何而言呢？去查通鉴考异，这里没有相关记录，没说是取自哪里。从《唐国史补》这些唐代笔记来看，和两唐书所记大同小异，至于核对身份，未曾提到——麻烦了，莫非是司马光老人家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相信史家之笔的，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史料绝对远远多于我们。像司马迁记下的商朝，由于现存史料匮乏，因此后来甚至有人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远古的青铜时代。但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有些上面有类似“甲、乙、丙、丁”这样的天干，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太丁、太甲、中丁这样的字，这些正是商王的名字，由此印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