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高仙芝、封常清两位大将被玄宗冤杀了。事实上失地折兵这样的理由，历来都是可杀可不杀。《礼》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春秋时楚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将军要是战败了，那就不要回来了。最典型的是城濮之战中的楚国将领成得臣（字子玉），兵败后就自杀了，当听说这个消息后，晋文公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后来晋国也遇到兵败，但晋国却吸取了教训，没有杀兵败的荀林父。唐玄宗这一次杀将，无疑做的有些过分了，高封二将的确没有什么错，也就是封常清的大话的确有些不合适，但这不能算是罪过。假如封常清带的是安西那支精兵，那么他夸下的海口虽然不一定能实现，却也未必败的这么惨。他二人退守潼关，可以说是替玄宗把住了长安的大门，否则，情况就更糟了。玄宗此时也许尚未知晓与敌军的差距，满以为天朝上国怎么也不该这么惨，一方面自然是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也有杀鸡儆猴的意思。当玄宗怒气冲冲的望着朝堂上武将们的时候，那冒着怒火的目光分明就是在说：“我看谁还敢再战败！”于是武将们的冷汗涔涔的向下流淌……
五、哥舒夜带刀
高封二人死后，军队不能没有主帅。这时玄宗想起一个人来……
诗中的“哥舒”便是本节的主人公，哥舒翰。
哥舒翰也是一员蕃将，世居安西，父亲是突厥突骑施哥舒部的后裔，母亲是胡人。年轻时的哥舒翰颇有些任侠气质，《旧唐书》说他“好然诺，纵蒲酒”，《新唐书》则说是“重然诺，纵蒲酒长安市”。虽然一字之差，但给人的感觉就大大不同了。重然诺，有言有果，好然诺，就不一定有果了。老子云：“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孔子云：“慎于言而敏于行。”都是这个意思。好许诺的人不一定可以实行，这常见于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行为，所以像皇帝许给大臣们什么免死、封侯之类的话，基本上就是个牙疼咒。但侠客们不能如此，他们得言必信、行必果，不然就当不起这个侠字。事实上两唐书的意思都是哥舒翰重诺，只不过史家一不小心，用了一个易生歧义的字，因此就引发这些问题。
哥舒翰算是个大器晚成的将领，他成为将军的过程，也颇有些任侠使气的因素。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哥舒翰的父亲死了，他却在长安呆了三年都没有回去，因此得到长安尉不友好的待遇——也是，汉族对孝道是很看重的，哥舒翰如此作为，也就不难理解长安尉的态度了。哥舒翰不想回自己家里，大概是在长安乐不思蜀，这就像今天农村人口喜欢流动到城市一样。不过长安尉的不礼遇，一方面激起了哥舒翰自尊受到伤害的怒火，另一方面，长安尉虽然官小，却是一方父母官，得罪了他，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因此哥舒翰“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颇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
河西是哥舒翰发迹的地方，他以其勇武善战很快得到赏识。在当时，河西的主要问题是吐蕃，而哥舒翰就好像是吐蕃的克星一样，对吐蕃作战算是个常胜将军。比如，在积石军（今青海贵德）那里每到麦子熟了的时候吐蕃就来抢掠，唐军这边却束手无策，吐蕃人便把那里称为“吐蕃麦庄”。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种麦子，如果说当地有老百姓在那里，那就把百姓迁到别的地方，但唐军没有采取这种办法，应该不会是没想到吧，纵然将军们想不出来，幕府中的判官们怎么也该想到吧。莫非是因为觉得换个地方也会同样被抢？如果是这样，那的确是没办法了。总之，这里是唐人“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伤心之地。这种情况当哥舒翰成为右武卫员外将军并充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之后，有所改观，而且是一下子就改观了。其实战术看来也相当简单，就是设伏，然后等敌人到来之后出其不意猛攻，所以说伏击是千年不变的硬道理。这一战唐军大获全胜，几乎将吐蕃的军马全部杀光，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另外，据说此战中哥舒翰曾经因马受惊而掉进了河里，“吐蕃三将欲刺翰，翰大呼，皆拥矛不敢动，救兵至，追杀之。”这个说法似乎不大令人信服，哥舒翰又不是发出什么超声波或者次声波（次声波对人体有害，严重时会导致死亡），吐蕃三将凭什么一听他吼就不敢动了呢？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错过这么个好机会，要么把哥舒翰杀了，要么就走为上策，呆在那里为哥舒翰的嗓门而惊讶，实在是一件很蠢的事情。还有，在对哥舒翰的战斗中失败的话，在往回逃跑的路上，如果感觉肩头有异物，那么回头探个究竟的行为也是件蠢事，因为回头便意味着死亡。哥舒翰的枪就在那里等待着，一旦回头，这个人就会被扎死，尸体被高高挑起，然后摔到地上。就算没被枪扎死，也会摔死的，就算没摔死，后面还会有一个哥舒翰的家奴过来斩断首级。不由得想到了狼，听说在狼杀人的方法也是这样，先把爪子搭在人的肩上，如果回头，便咬住喉咙不放。对付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搭在肩上的爪子，然后来个背口袋——这种方法听来好用，但只怕多数人不敢摸那毛乎乎的爪子。当然，这只是道听途说，真正的狼大概不会这么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