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曾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战前的盛世和战后的萧条的“诗圣”杜甫的诗——《忆昔》。
是啊，忆昔，面对满目疮痍的山河，谁人不怀想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们的安居乐业呢？
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强大，社会自由开放，人们也相互尊重。刘知几《史通》的“疑古”、“惑经”指出“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指出孔子的春秋笔法很多地方存在错误甚至是偏心（当然，刘知几也是很崇拜孔子的，但他反对夸大其辞），这些言论后世未必会容下他，而在唐朝，非但没事，皇帝反而“读之称善”；裴行俭没有因为宝物丢失或被毁而加罪属下，反而“责备”逃跑的两个人说：“尔曹皆误耳，何相轻之甚邪！”王忠嗣不愿以千万将士的性命来换取自己更高的官爵，而黑齿常之则没有“以私马笞官兵”。难得的是，百姓们也不惧怕官吏，前有“诣司宪讼”宰相之子的田地主人，后有未等仆射看完牒状便强行要回来、还埋怨的说了一句“本谓是解事仆射，乃不解事仆射邪！归我牒”的老妪。这就是一个充满个性、活泼自信的唐朝。
然而，经过战乱，大唐变了。安史之乱使长期承平的大唐受尽了战争的苦难，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它一下子削弱了那个统一富饶、地域辽阔的强盛帝国，因而，如果说它是唐朝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似也不为过。
战后，东都洛阳的户籍不足一千五百户。东起郑州、徐州，北抵黄河，西至潼关，人烟稀少，满目萧条。这片昔日不胜繁华的大地，先遭叛军的杀戮，后有回纥的洗劫，即使是唐军，后来也称此处为“贼境”，肆意抢掠。洛阳周围几百里的郡县，许多地方就这样变成了废墟。河北比洛阳一带遭的兵祸还要严重，据说战斗最激烈的常山，田野里尸骨遍地。便是关中，也不复往日繁华。江南虽然遭到的直接损伤较小，但后来也终于被战争波及，有反叛的将军，也有起义的百姓，由于这里相对情况还算不错，因此唐王朝对这里的赋税很重，再加上后来天灾人祸，“江淮大饥，人相食”。但毕竟南方情况要好的多了，所以从这时开始南方便渐渐的赶了上来，经济地理发生了变化，不过，真正的总体上的超越，则是在宋代。
战前，大唐原有九百万户，五千多万人口；然而乾元年间统计，户数只剩293万左右，人口只有1699万——关于户数有两个数字，教科书上写是193万，而查到的资料说是293万，但人口数目基本统一，若以1699万除以193万等于8.8，就是说每户有九个人，一般来讲，历代平均起来最多也就每户五、六个人，九个人未免多了点，而1699除以293等于5.8，即每户六人左右，这还差不多，因此取293万之说。由原先的五千多万，锐减到一千六百多万，有三分之二还要多的人成为了安史之乱的牺牲者，其中不少人死于战乱，更有大批人口被迫流亡，然而余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要承担比过去增加很多的负累，因此这些所谓的幸存者们，事实上并不幸福。
战后，均田制瓦解了，被两税法代替，经济结构变了；于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便结束的府兵制，更加彻底的被募兵制代替，军事格局也变了。无力征伐方镇的朝廷，一个削弱了的中央皇权，与处于自治、半自治状态的藩镇之间，维持了一个松散却又有一定稳定性的结构，而且居然就这么维持了一百多年。
战乱的硝烟弥漫了整个大唐，无情的火舌吞噬了往日的繁华，也使文坛变得萧条起来。开元、天宝年间如星辰般的诗的天空，一下子凋零了，譬如盛唐三大诗人，李白、王维、杜甫中，只有杜甫看到了战乱的结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江后浪推前浪，本也是正常现象；但往日的繁盛已成为记忆，面前惨淡的情景才真正的刻骨铭心，所以，他们无法像盛唐诗人那样，唱着盛唐的歌、迈着盛唐矫健的步伐，于是盛唐气象成为了过去——山河仍然可以壮丽，但壮丽之中总有惆怅；田园依旧可以宁静，但宁静下雍容不再，依稀是暗淡的避世；边塞虽然还可以雄壮，但慷慨的志气中，夹杂着低回的哀响。也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还是李白和杜甫，李白哪怕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也不妨碍他明朝散发弄扁舟，杜甫却难得有白日放歌纵酒的时候，更多的是悲天下人之悲，苦天下人之苦。杜甫暮投石壕村，见到的老翁与老妇的分别，在清代诗人袁枚看来并不亚于唐玄宗与杨贵妃那被夸大了的生离死别：“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玄宗与杨妃的爱情，无疑有着才子（还是位老才子，当时玄宗都五十多了）佳人的浪漫，而石壕村夫妻的离别则是实实在在的人间悲剧。悲剧看得多了，心情又怎能不沉重？
宦官、藩镇已经被说的太多，但唐朝后面的症结恰在于此。战后的唐朝在风雨飘摇中步履蹒跚的走过来，长安几度丢失，又几度夺回，国家屡危而不亡，甚至还有几次中兴的迹象，可见唐朝的生命力是极强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个奇迹——有时想，如果没有宦官、藩镇的影响，也许，它根本不会止步于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