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延续，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延续。保护文物，就是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国土丧失了，可以夺回来，文物损失了无法挽回。然而，文物又是人类智慧的凝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从不同的侧面和领域反映历史上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因而，文物又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必须得到全人类的广泛尊重和保护。为保护文物，近代国际战争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出了古代人类最高的文明成果，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文物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物所包含的种类很多，如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字画、图书典籍、标本、古物等。
日本侵略者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有计划和有规模者可追溯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就亲手制订“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掠夺中国文物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烧杀劫掠，抢走大量文物，仅日本联队长栗屋大佐除抢银元宝、银块外、还掠走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及香炉、手箱等。庄建平主编：《国耻事典》，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1902年至1914年间，日本侵略者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住持）大谷光瑞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大谷光瑞等人在中国西部地区先后窃取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木乃伊）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最早的是北魏延昌四年，最晚的是公元662年），以及公元500—640年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这批文物共7531件，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
1911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把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顺黄金山麓的“鸿胪井”刻石，盗藏于日本宫内省帝室博物馆。“鸿胪井”刻石是关于唐朝与渤海关系的一件珍贵信物，说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4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扶植傀儡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日军为霸占东北，极为关注所谓“满蒙问题”，竟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日本投降后，由苏联接收，才归还我国。《四库全书的命运》，《人民日报》1958年1月31日。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掠夺、摧残中国文物进入有计划和有组织的阶段。日军师团一级一般专门配备“文物搜集员”，这些人大多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日本政府还不时派遣所谓“考察团”分赴各区，对散落各处或一时难以判明其价值的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确定有一定价值后，或运回日本，或予以毁坏。本章对战时文物损失的情况作一概述。为便于深入研究起见，本书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图书类损失另辟专章叙述。
一横遭摧残的公共文物
1937年，日军自踏上中国领土之日起，就轰炸中国文化机关，抢劫中国文物，直至日军战败投降，其以轰炸、焚烧、抢夺为主要手段的破坏中国文物的罪恶活动一刻也未停止过。战时中国公私文物损失十分惊人。
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博物馆37家。战事起后，故宫博物馆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保藏。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也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但各省设立的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或迁移，或停办。如广西省立博物馆三度改名，文物四度迁移，损失严重。1944年全国仅存博物馆18家，较战前减少一半以上。其他如附设于学校或图书馆中的博物馆则有四分之三被毁。
文物、古物的损失十分严重，仅江浙沪一带，就有多家博物馆被毁。上海博物馆于八一三事变中为日机所炸毁。日军占领上海后，破坏和掠夺文物书画之事时有发生。1942年8月，同文书院的日人铃木率领二十余人前往上海世界学校，破门窗而入，企图将藏书和乐器运走。该校存有古乐器二百余件，中国经史子集数千部，名人书画数百件，外文书籍数千册，如果上述文物被劫，将是重大损失。后经多方交涉，才未被运走。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档案史料文献。据《申报》报道，1940年12月20日，日军用斧头劈开房门，将上海市财政局档案强行抢走。同月30日，又劫走上海市公用局档案12箱。齐卫平等：《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日军占领南通后，对南通博物苑肆意破坏，一次日军竟枪杀苑内珍禽白鹤煮以下酒，陈列室和文物也遭破坏。战后，苑内一片颓垣破壁，陈列品仅剩少数鸟兽标本。
江苏无锡县立博物馆有金石、雕刻、书画等各类文物，两千多件文物于1939年11月被日军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被日军多次“光顾”，历史文化部损失尤多。此外，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多次遭到日伪劫掠，历史文化部损失最多。
1938年5月，日本飞机轰炸南阳，河南省图书馆运藏该地的部分图书、文征明书画及明代地图两箱被炸毁。
曾被日伪从故宫劫走的铜缸
——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誌》（广东旅游出版社）
河南省立博物馆被日军占驻，馆内文物、设施遭到破坏，日军强索暗劫，文物和拓片碑刻被掠夺难以数计。在搜刮金属为日军制造军火的“献金运动”中，该馆被日军东第2935部队野津敏迫献铁炮7尊；被东第2935部队兵器部陆军兵技曹长保刈实迫献铁炮36尊；被开封市伪政府迫献铜钟1个；被开封日本陆军联络部迫献铜炮2尊，铜云牌、铜锅、铜炉、铁鼎各1个，古钱3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南开大学被日军摧毁之后，学校原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18000斤，钟面刻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做枪炮子弹。
1938年7月6日，日军飞机轰炸汉阳古琴台，所珍藏的古文物，顷刻化为灰烬。同年9月，日军先后两次侵犯山东牟平县城，将大型建筑烧毁，大批图书档案化为灰烬。
1939年6月23日，日军连续两日轰炸湖南湘阴县城，千年历史古镇，被炸成了瓦砾场，众多文物葬身火海。
山西文物损失，为数不少。如沁县樊村南里地段上的一块巨大陨石，栋村出土的金属佛像（高3尺许），也被日军劫运回国。
1941年2月9日，日军闯入内蒙古召庙王爱召，疯狂搜索珍贵文物，经日军三天洗劫，召庙内嵌有宝石的释迦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银质镀金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挂、地毯等被抢劫一空。
1942年5月4日，日机先后两批轰炸云南保山县城，保岫公园的中山礼堂、图书馆、阅报亭均被炸毁，嵌于壁间和展列于入口处的历代石碑无一完整，太保山麓元代建筑法明寺内所保存的文物毁坏严重。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崖州古城的观音阁，后为田中商社株式会社所用。阁中有一口大铜钟，铸于唐代，是珍贵的历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会社用卡车把这口铜钟运往榆林港而潜移东京。广东西江肇庆七星岩、德庆悦城龙母庙等风景胜地，被盗走一批文物。广东名砚也损失不少。
1944年洛阳沦陷后，日本人盗走了龙门宾阳洞的四个菩萨头及宾阳南洞的二力士像。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在华北屡次向各机关及商民征集铜铁料，仅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内搜刮金缸金屑和铜铁器等就劫得二百二十余吨。1945年12月7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报告，“案查本院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此外，尚有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本院之铜缸及历史博物馆之铜炮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本院之铜炮和铜灯亭由伪市政府工务局专员齐昌复、职员张伯齐偕同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在本朝阳满内北小街）日人佐仓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院启运。据闻系运往北新桥北支工厂”。《为函达本院被敌军征取铜品之经过情形请转行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设法追究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历次被敌军征用铁、铜品清单
铜品品名起运年月日件数原存放地重量（市斤）搬运部队运往地点废铜1933年1月6日故宫博物院2095甲第1854部队朝鲜铜缸33年6月19日66故宫博物院83677强第1400部队朝鲜残破铜灯亭1934年6月22日91故宫博物院10862强金品献纳委员会北平北支工厂铜炮1933年6月19日3历史博物馆5514第1400部队朝鲜铜炮1934年6月22日1故宫博物院金品献纳委员会北平北支工厂
以上铜品共计重量102148市斤又9两合5107吨强。
铁品铁炮1934年4月15日1369历史博物馆443160强甲第1800部队北平北支工厂
以上铁品计重量合22158吨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函送本院历次被敌军征去铜铁品清单及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日军搜刮军用物资，对公园也不放过。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中山公园石牌坊（今“保卫和平”石坊）北边，为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树立铜像2具。1941年，日军强迫献铜，即将2座铜像抢走。
抗战初期，中国考古机构的文物多数西迁，留在原地的部分，很难得以保全。如北平研究院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所获文物分存北平、陕西两处，北平部分被日伪移到午门历史博物馆，结果被盗走三百多件，而藏陕西的文物因陕西考古会房屋被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不少。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北京大学文学院为日军所驻，1937年10月，该院隔壁之国学研究所遭袭。战后，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致函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北京大学研究所前被敌人占用。敌人桥川时雄及栗田等侵越监管。胜利后本会派员点查损失文物极多。”并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日人占据期间遗失物品要目》，清单如下：
金石古物类古钱206件铜矛2件古铜镜14件天马葡萄镜，位至三公镜，李儒起造方镜，夏津县官造镜上方镜，三羊镜，见日之光镜，白虎在右镜，家堂富贵镜，及其他汉宋镜古铜印7件张未央印，封丘县印，骑部曲将印，西夏文印2件，金正大印，交汀县僧会司印金类车饰6匣孟津出土之车器400余件封泥48件甲骨20余片金石拓片类风堂拓片千余件内有龙门石刻造像全部拓片
北平碑志百余件
文献类
明永乐大学士湖广总督进祠臣献颂1件
明兵部提行稿三百余件
清多尔衮命多铎取南京满文诏书1件
顺治五年十一月初八冬至祀天恩诏1件
又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擒斩郑成功悬赏诏1件
又敕谕6件顺治二年七月九年四月八日十四年二月
十八年二月三日
康熙廿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移住乾清宫诏1件
康熙间敕谕4件元年四年三月八月廿年六月
贡表12件内有暹罗国王郑明表
贺表12件李鸿章左宗棠表
谢表5件平西王奏表1件
太平天国收据1件拳匪降坛1件
大明通行宝钞6件兵部诏款1件
顺治题本1件
新疆地图1幅
其他地图10余幅《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日人占据期间遗失物品要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国立北平研究院损失。该院原址有4处：中南海怀仁堂，东四条，西四所；东皇城根42号；三贝子花园陆谟克堂；沧子河观象台。七七事变后分别为敌军及伪机关占用。图书仪器除大部于七七事变前及已运至上海昆明外，其不及运出之图书仪器古物家具等为15个伪机关所瓜分。图书一万余册，也被伪机关所瓜分。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于北平并由王振铎保管文物，计书籍拓本字画类、器物类共88件，书籍多乾隆刊本，器具多绣花屏风，宋、清瓷器及洪宪茶盖碗，原由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北平研究院代管，北平沦陷后被劫。
据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纳白鹤美术馆、东京细川侯爵府、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室、东京大仓集古馆、关东厅博物馆、伊势征古馆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即有骉氏编钟、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各种文物501类，日本公私收藏者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无上妙品”。
南京文物损失。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六朝古都南京，在进行灭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同时，日军又开始了疯狂的“文化大屠杀”，仅图书、文物方面，日本当局先后指使三百三十多名日本专家，动用日本士兵三百六十余人，中国劳工八百三十余人，卡车310辆次，进行大肆抢劫。为支撑侵略战争的需要，日军大肆抢劫铜、铁等战略物资。他们将南京“僧寺之大钟铁鼎”也用车运至日本。“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字画古物、经像法器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入侵中国后他们就疯狂地掠夺中国文物。普德寺的500铁罗汉，在日军侵华期间，3尊被盗运往日本，后代之泥塑。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于1938年3月编著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揭露道，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抢劫，从城外到城内，从城内各角落抢到难民区，凡日军所到之处，无地不抢，从12月中旬到翌年2月中旬，长达两个月之久。“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1938年2月，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S.C.S mythe）主持历时3个月的对南京灾情的调查，其结果表明，南京住户损失：52％由于纵火，33％为日军抢劫所致，而市区损失63％由于抢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内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烧毁之前，已经被彻底地、有组织地搜掠了里面财物，而实际幸存下来未毁的11％，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士兵，遭到同样的洗劫”，“字画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了他们掠劫的对象”。在这场大规模的洗劫活动中，文化古物在劫难逃。
中国难民郭岐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序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日军在南京分散的抢劫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道，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
日军不仅在占领区抢，还到英国、美国、德国等国使馆区的“安全区”抢。安全区内一位美国侨民诉说，12月16日，日本兵闯进英国使馆抢劫，连中国外交官王正廷博士所赠的雕刻精美的麻栗树屏风架也抢走了。使馆内外交官将所见所闻的日军在使馆区的暴行，逐一记录，向日本外交当局抗议。这些揭露日军暴行的抗议材料，1939年编印成《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中也有日军抢劫中国文物的记录：
“第87件，12月29日，北阴阳营47号，一天内被日本兵洗劫7次，很多文物全被抢走。”
“第166件，12月27日下午，三名日本兵闯入宁海路33号……抢走了贵重文物多件。”
被劫公私文物十分惊人，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例中窥见一斑，南京库存古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运出16681箱，城陷时存京库未及运出者2953箱，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国立美术馆。1938年6月，日军特务打开575箱，清点文物数为8096件。抗战胜利后，从敌伪手中只接受回文物2776箱。《接管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概况》，载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损失古物1679种。如由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岗34号所藏者，计古物类86件又一箱，书籍类55件又2柜，及古服饰衣物等被日军搜掠一空。其中书籍以湖北官书局和金陵官书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种拓本为多，古物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四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八件，同治五采瓷盖碗20件，及古墨砚、对联、字画等。另有书籍两箱，运至越南海防，因滇越路被炸断，1941年日军侵据越南时，也被抢走。
日军还进入宁海路8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抢去书籍、古物、字画甚多。其中古物玉器金石，约五十余种。包括星云镜5面、蟠螭镜3面、菱花镜3面、宋镜4面、玉质素壁一具、玉璜玉珩10个、铜质汉印3方、铜质六朝印5方、铜质唐印5方、石质虎符1个。铜器部分有夔凤纹尊1个、夔龙纹角尊1个、青铜剑一柄、青铜戈4具、青铜带钩2具。该校另存于南京阴阳营23号的古文字、经典、器物等，计有殷墟龟甲兽骨文字183片，原为刘铁云藏物，极为珍贵。另有敦煌千佛洞唐人写四分戒经一卷（长丈余，装成卷轴），壁画天女像一幅、缂丝山水画一幅、大理石插屏、康熙瓷器及不少山水画，以及周伯矩郎、唐狮子、宣德炉等著名文物尽为日军劫走。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载台湾《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辑。
国学图书馆损失字画、古玩计472件。
中国农村建设社损失古物407件，银币等1728种。
令人痛心扼腕的是，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拓片损失更无法统计，所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陶器，大部分留存南京，日军劫得后竟然用箱装陶器、标本垫铺路基。
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吻鸱”也被拆运日本。吻鸱，也称鸱尾，是安装在屋脊两端，用来“禁压火灾”的。此种装饰起源于六朝东晋时，后传入日本。唐代鉴真和尚传到日本的那对鸱尾，至今奈良唐招提寺的正殿金堂屋脊两端的一件还是原物，在日本被视为国宝。而比日本“国宝”还古老得多的朝天宫鸱尾被拆走，除了文化掠夺，还能有何种解释！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193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日本占领军对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进行“清理”，参加人员有日军司令部人员、招聘专业人员和办事员等一百二十多人，日军士兵405人，对2272箱文物进行“清点、整理”，内中包括玉碟、红档、实录541箱、普通档案1271箱、图书类475箱、地图类15箱，其他25箱。其中重要者有清实录、圣训、玉雕300件，御笔、书画34件，玉、象牙、珊瑚、砚墨。陶瓷器、铜器317件，御案、御玺11件，以及颐和园部分文物99件，计761件，其他如档案、器具、兵器、图书、绸缎、首饰等不计其数。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其实，被日军当局“整理”过的遗留南京的故宫文物中价值连城者远非这区区七百余件，仅字画方面如“兰亭人柱帖”、“唐太宗御笔”、“宋徽宗御笔牡丹”、宋徽宗御笔荔枝山雀图真迹”、“马远江山万里图”、“苏东坡墨迹”、“宋·刘松年群仙图”、“米芾尺续”、“御临争座帖（颜真卿）”等等。上述这些都是日本当局“整理”时留下的部分文物目录。
日军占领后，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所存的清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4宗与未及整理的六十余大篓，或作废纸处理，或干脆付之一炬。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毁坏古建筑数百处，对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陈列的明清天文仪器大肆破坏，其中明制三件、清制二件。明制三件为浑天仪、简仪和圭表，均系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所造。浑仪是用来测量星体在天空中位置和运动规律的仪器；简仪则是浑仪改进型，不仅操作简便，测量精度更加准确；圭表乃圭与表的合称，用于测量日影长度的变化，确定一年四时八节的准确日期，从而制定出合乎天时并能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明制浑仪、简仪和圭表至清时仍保存完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德军抢走明制浑仪和四件清制天文仪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德军抢走的天文仪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断进逼华北，为保证国家珍贵文物的安全，中央研究院奉命将北平古观象台明清天文仪器运抵南京，陈列于紫金山天文台。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上述天文仪器落入日军之手，“仪器受损严重，许多零部件损失殆尽，浑仪、简仪龙角、龙爪多处破损”。季士家、韩品峥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南京市抗战期间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统计，南京地区战时文物损失，查明有据者至少有古字画两万八千余件、古玩七千三百余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上述文物虽不能断定多少为日本侵略者所劫夺，但确实是因为战争而造成了损失。《南京市抗战期间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710。
二重要文物的失踪或毁损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北京猿人即“直立北京人亚种”，1921—1923年发掘于北京市西南郊周口店镇西的龙骨山，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1929年12月2日，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首先发现了第一个保存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这一重大发现震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北京猿人化石是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成为举世公认的瑰宝。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人遗址被迫停止发掘，“北京人”化石不得不转存于北平协和医院实验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协和医院将“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为运出，后来传说该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日军截夺。从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抗战胜利后，虽经国民政府及民间组织多方查找，最终也一无所获。关于“北京人”失踪之迷，本书将专章讨论。
庐山标本化石损失。战后，据庐山森林植物园负责人荣仁昌函报，“以庐山植物园植物标本图书79大箱、及中央研究院奇珍图书及岩石标本一批约200箱，均为日军运走，拟恳查明当日驻牯日军长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96。
中央研究院殷墟古物、拓片、书籍损失未列详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1052箱标本，内有考古组的人兽骨、陶片等珍贵标本954箱。
1945年11月11日，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接受保管员夏纬琨呈报该所损失，“查静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于中华民国17年，以调查研究中国动物植物，发扬中国学术为宗旨，为一纯粹学术机关。历年搜集动物标本三十余万件，植物标本约22万号，多系罕见品种，购置图书十余万卷，欧美杂志三百余种，尤多绝版文献。家具仪器设备完善，楼房建筑宏壮，开辟以来，成绩卓著，研究工作，世界驰名。不幸于民国30年12月8日被日军第1855部队所属之篠田部队强行占据，索取建筑图案及一切物品清册，并将原有职员一律解散以蛮横之日军进住所内秘密行动，不知作何阴谋。4年之间该所设备破坏不堪。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之后，该罪首篠田统将其阴谋证据及文件焚烧数日，畏罪潜逃，仅留兵役数人打扫房屋。职于上月17日奉令接受检查，结果损失奇重。”《教育部平津特派员办公处关于各机关学校赔偿损失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清废帝溥仪被赶出故宫时带走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下落是我国文物史上的又一不解之谜。1924年12月24日，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宫，溥仪随从带走大量所谓“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经过精心挑选的众多国家级文物。溥仪出宫后，躲进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在天津日租界内设立“行宫”，仅密藏在日租界张园内的故宫文物和珠宝即达七十多箱。战后，溥仪自己提供的材料承认，从宫中盗出的文物，“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夏珪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盗运来了。运出的总数大约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批珍品全部运到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落了”。
1931年11月10日，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逃往东北。1932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在天津静园的部分书法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约70箱运至长春伪宫内，书画木箱存放伪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小金库18个存缉熙楼客厅，内有6匣装汉玉一百余件，余则为古玩金饰。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当时伪满都城新京（今长春）一片混乱，转移各种物资准备最后逃亡。在溥仪仓促出逃的三天两夜里，溥仪指使随从将原故宫文物和后来搜括来的大批珍贵珠宝装载七十多辆汽车，其中有价值连城的顶珠冠、镶金猫眼石坠、清代龙袍等，溥仪的嫔妃们也收拾数十箱宝物首饰。8月11日，几辆日本军车满载文物珠宝而去，伪满皇宫小白楼剩下一些文物被毁损，字画被警卫伪宫的伪军哄抢。有个叫金香蕙的士兵，一人就掠夺书画三十余卷。有些墨宝在争抢中被撕残。如范仲庵亲笔《二札帖》，被残而为二，元人杨桓、赵孟頫等三家合书的《尚书·无逸篇》，在争抢中一分为三。
1945年8月13日，溥仪在一群日军护卫下，逃进通化大栗子沟，在大栗子沟停留期间，变卖、散失不少珍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民间发现唐人韩干的《神骏图》、宋人赵伯驹《莲舟新月图》、明刘锋的《罗汉图》等卷。不忍言说的是，散在民间的珍贵字画有的因被埋藏地下而腐坏，有的付之薪火。杨仁愷：《国宝沉浮录（增订本）》，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溥仪最后挑出一些体积较小的文物继续随日军逃跑，后被苏联红军俘虏。溥仪随身携带的468件故宫文物最后回归祖国。1946年2月13日，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呈报“满洲伪宫佚出赏溥杰之书画1000余件，请派员密查收归国”。1946年7月，追回了溥仪在天津的部分文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遗散的国宝，有很多通过各种渠道流到国外，仅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藏有17件。其中，有北宋郭熙的《树色平远图》、米芾的《吴江舟中诗》、南宋江参的《林峦积翠图》。还有不少文物则不知所踪。
三私家文物惨遭蹂躏
中国是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文物收藏历史悠久，历朝历代都有大量收藏场所：皇家或私人文物收藏所，以及贵族苑囿。到宋代，搜求古物与古物鉴赏之风大盛。皇室建有稽古阁、博古阁、尚古阁，同时还出现了欧阳修、赵明诚等著名收藏家，以及《考古图》、《宜和博物图》、《集古录》、《金石录》等文物著述，极大地推动了私人文物的收藏。清代文物收藏鉴赏之风更盛，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收藏鉴定家，中小收藏家更数不胜数。到民国时期，虽经战乱和社会动荡，但文物收藏仍为官宦、文人之时尚。即使一般居民家大多也拥有一两件诸如古币、瓷碗、花瓶、家具等文物。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祸及私家文物。如在1932年日军制造的一二八事变中，原中华民国农矿部部长易培基，就损失“书籍207箱，内有宋元本7种，精抄本40余种，明刻本450余种，殿本50余种，碑帖1300余种，内有明拓20余种，故宫铜器拓片200余种；瓷器7箱，内有明瓷及乾嘉瓷40余件；铜器30余件，内有楚宫钟及汉鼎彝弩洗17件，六朝唐造像10尊，元权4件；石器13件，内有汉石经13方，魏唐墓志3方，魏唐造像4方；雕漆器24件，内有明嘉靖大瓶4、屏风2，嘉靖小瓶6、小盒2……以上各项尽成灰烬”。《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2年4月。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英文专家周越然，时任教育部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的刘士木等的私藏，也在劫难中化为乌有。
抗战八年期间，由于日军抢夺、盗窃，私人文物收藏者和普通居民所保存的文物也蒙受空前的劫难。
1937年11月14日，日军占据江苏太仓县城，“城中金银珠宝，字画古玩，被掠一空”。11月19日，苏州沦陷。日军入城后大肆抢劫、放火，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在苏州地区抢到一份古物字画目录后便指使爪牙按图索骥，一一加以抢劫，劫夺之余，实施纵火，苏州城内许多文物连同古建筑一起葬身火海。《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同年12月，江阴要塞失陷。日军进入城内以后，肆意纵火淫掠，以至城厢夜间到处火光灼天，钱财、字画及文物被掠一空。
1938年4月8日，日军谷国元治郎部一千余人入侵山西襄垣县城后大肆抢劫，“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众多文物被抢夺。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办公室：《山西文史资料》第56辑，第94页。
1938年5月11日，日军在厦门地区，“进入民居抢劫财物古玩字画，一见即拿，洗劫一空”。
1938年11月8日，日军侵犯湖南临湘陆城，抢劫并拆毁古建筑观音阁，而城内藏书最多为葛、易、教、丁、吴数家书楼，各有典籍累千册。其中善本书不少，还有海内孤本。名人手迹以及名贵文物，这些在日军铁蹄之下被付之一炬。
1938年6月，日军土肥原贤二所属合井部队在开封查抄冯翰飞住宅，劫走《吴道之山水》立轴一幅、宋画《儿童戏水图》立轴一幅、《王石谷山水》立轴一幅、《戴醇士山水》立轴一幅。《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1944年1月17日，日军兵分三路冲入广东南雄县城，将广东省银行、南雄县银行、粤光茶楼、丽华金铺、南华旅店、雄华书局、保行钟表店、元亨利布店内的财物及古玩、字画等“尽劫一空”。同年秋，日军侵犯广东怀集，大肆抢劫财物，“图书、古玩损失2210千元”。
南京民间私家收藏被劫不可胜计。如陆禹云先生“半生喜著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促间未携出，悉被贼劫”。吴蕴伟损失古物93件，龚启昌损失古物200件、字画300件，肖孝嵘损失字画27件、古物44件。1945年5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6806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4幅、郑板桥中堂花卉1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2幅。
杭州王鲲徙收藏甚丰，仅著名文物就有东周长方鼎、梁代观音石造像、秦镜、汉镜、端砚、香炉等多件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洗劫。
福州左赋才，1944年10月，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花瓶等多件。
桐乡范文治，1937年11月被掠去各式细瓷花瓶、瓷佛、朱红碗、陶器、古钱等四五十种。
至于学者被掠夺的古物，可以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字画、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被掠夺。其中，有印章150方，照片1000帧、古钱650枚、古镜3个、石刀2柄、古经2卷。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辑。中央大学教授金毓黻损失字画60幅、古物112件，金陵大学崔敏俊损失古物85件，赵廷炳损失古物34件，胡小石损失字画206幅（在金大图书馆被损），碑帖3000种、古物900件.
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回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数量之巨，实属惊人。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他们曾因此获得1952年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此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中国甲骨文片3609片，大部分是从罗振玉处购买的。其中一部分是原刘铁云所藏的初期出土品，大部分是1925年与1926年的小屯出土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1938年，原田淑人等调查了北魏平城遗址。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文化协会在华北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发掘了邯郸赵王城遗址。1940至1941年，关野雄调查了齐国故城遗址及滕、薛二国故城遗址。1942年到1943年，原田淑人又发掘了曲阜汉鲁灵光遗址、商都殷墟遗址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井冬二等人则在北平周口店遗址发掘。一些日本人还在大同等地对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关于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被盗掘，1949年6月23日，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电告，“关于山东曲阜县附近汉灵光殿遗址被发掘古物案，兹据驻日代表团电陈交涉归还经过情形略以准照盟总复函开，该项古物现存东京大学（即东京帝大）正研拟报告已成百分之八十，得明年12月可成。为文化事业计，拟请暂由东京帝大学保管，待报告完毕即应归还等语，查该项古物原系攫得资料理应令日方立即归还，惟鉴于各方面现实情形拟准许日方展现至明年一月归还，届时并缴纳报告50份，以备我学术界参考等情相应电请查照核复等由。”《关于日人在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盗掘之古物即应归还之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这些考古发掘，是在别国土地上掠夺历史文化财富，他们只注重搜寻文物精品，对发掘工作的严肃性与科学性、文物的安全性及发掘对象（遗址）的完整性等完全不予重视，也不会严格采用国际考古发掘惯用的探方或探沟法。这些盗掘考古，不仅掠夺了中国的文物，而且也严重地破坏了遗迹。
从战后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所作的《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副本一）的部分统计，便可窥日本劫掠式考古所致损失之一斑。《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1939年3月13日制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910。
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国有徐宁周妻张氏墓表延昌4年郭恩子妻解氏墓表延昌20年贾买苟妻索氏墓表延昌22年贾买苟墓表延昌26年4月郭恩子墓表延昌29年11月记崇庆墓表延昌32年闰正月残墓表延昌32年2月鞠孝嵩妻张氏墓表延昌40年闰3月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侯庆伯墓表延寿11年5月侯君夫人张氏墓志仪凤□年12月17日张君夫人毛氏墓志龙翔2年11月鞠孝嵩墓表延和9年正月孙仁德等残造像年月缺康居士缮经记残石中有武后制字上14种皆太谷光瑞在高昌故址盗掘之品白鹤观残碑（行书）成残石六太谷氏在济木萨北四十里盗掘所得房山刻经残石贞观8年□月乙卯朔15日巳□太谷氏自河北省盗走居雍关刻经残字4行，存全字8，半字3太谷氏自河北省盗走司马温公告身1件民18年日本古物商人江藤涛雄盗买，现存日本侯爵细川立友汉熹平石经残石1件（400余字）由某氏盗买，现存日本国有铜盉壶商代3件，2件兽把参考日本商会中国
院物铜人俞穴像宋代额题“天圣5年10月制”庚子之役被掠去，现藏日本帝室博物馆辽宁海城县三觉寺石狮1对，高丈数尺甲午之役被掠去，现立于东京博物馆前热和省文庙周铜彝器10件民24年被驻热和行宫日本司令官盗运日本清雍和宫人面蟠龙雷纹鼓（铜器）1件庚子之役后被掠去，现藏京都佳友二成氏家屋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国有羊头洼先史居住址调查（民22年5月）资料现存日本京都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顾乡屯旧石文化遗址调查（民22年6月）资料现存日本，岩波书店出有“满蒙学术调查团报告书”6册热河省新石器文化调查（民26年8月）同上红山后石铜过渡期古墓住址调查（民23年6月）部分资料在日本京都帝大考古学教室，东考古学会曾刊“红山后”一书间岛古迹调查（民26年）石器时代资料在京都帝大文学部，伪文教部古迹“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书”一册热河省滦平附近古迹调查（民26年6月）主要新石器时代同上，刊“热河滦平县附近遗迹”一书延吉小营子新石古墓调查（民27年）部分资料存朝鲜京城帝大法文学部，伪满文教部古迹保存协会曾刊“延吉小营子遗迹调查报告书”一册辽永庆陵调查（民27年7月）资料在京都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四村实造接洽收回吉林市附近古迹调查（民29年）主要渤海国物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抚顺县高句丽新城调查（民29年9月）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辽阳市汉墓调查（民32年9月）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负责人驹井和爱收回旅顺营城子积石古墓调查（民33年8月）黑陶时代部分资料存京城帝大藤田亮策处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辽阳市壁画古墓调查（民31年）资料存东京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报告书原稿请驹井和爱交还珲春半拉城（渤海东京龙泉府址）调查（民31年3月）辽阳市林产化学会社附近壁画汉墓调查（民32年3月）资料明器部分存东京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驹井和爱交涉辽阳州城址调查（民32年5月）资料存东方文化学院岛田正郎所，又报告书原稿一并收回和龙县西古城子（渤海中京显德府址）（民34年4月）资料存京城帝大，请与岛山熹一交涉追回五文化珍宝大迁徙
1筹备南迁，首迁京沪
1931年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三省以后，又虎视华北，北京已处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为了不让文物沦入日本人手中，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了周密的抢运文物计划，决定转移故宫及北平文化珍宝的决定。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先将最珍贵的古物、文物装箱，准备南迁。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及时买来木箱、棉花、稻草、纸张、绳子、钉子等用品。经过一段装箱实践，采取以棉花垫底、隔离，用纸包好，包与包之间再用稻草、棉花隔开，四周塞严，上下垫满，最后钉好箱子加封。古物馆除留下陈列室的文物供游者参观，其余从库房内的文物装起。北平的文物、古物的挑选，历时一年多。
1933年初，长城抗战开始，日军攻占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直接威胁。2月6日，这一天揭开了人类艺术史上罕见的艺术大迁徙的序幕。深夜，首批文物装上两列火车南行，由故宫博物院秘书处秘书吴瀛为押运总负责。3月15日，故宫博物院又开始装运第二批箱子。同时帮助颐和园鉴定并代运文物。至5月15日共装运五批。故宫博物院三馆一处共计13491箱。其他各机关文物装箱数：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国子监（石鼓）11箱，共计6066箱。总计19557箱。这些箱子里装有242592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其中包括自秦朝以来的6411幅书法和绘画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铜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时期的瓷器。这是一批价值无法估量的稀世之宝，是中华悠久文化的精粹，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代表作。当这精选的24万多件国宝离开北京的时候，无论是计划的制订者，还是组织者、执行者都未曾料到，此一去竟是天涯海角，何止千万里，许多艺术珍品60余年仍不还。
鉴于南京没有库房，国民政府决定将南迁文物暂存上海，在南京选定地点修建库房。1934年12月，王世杰理事在故宫博物院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上，提议把南京朝天宫一地全部划归故宫博物院，作为成立南京分院及建筑仓库地点。朝天宫库房建筑延至1936年3月开工，8月竣工。
满载国宝的6列火车离开北京后，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铁路运往上海，将国宝存放在上海的英、法租界里。1935年6月，曾从中精选出80箱，赴英国举办了一次中国艺术展览。1936年底，由于中日关系更趋紧张，故宫博物院遂将上海的文物珍宝陆续运存南京朝天宫地库的新库房。
2为避战祸，再迁西南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上海烽烟又起，南京的机场和军工厂连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南京危在旦夕，转移国宝又迫在眉睫。于是，来自北京的国宝，连同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收藏一起，除二千九百余箱仍留南京外，其他文物分为三批，又踏上漫漫西迁路。从南京运出的文物计16699箱，其中内政部古物陈列所占5303箱，其余均属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品。《内政部关于战区内古物文献移转情况的报告》，1940年7月。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页。
西迁文物分水陆三路运往西南大后方。
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曾于1936年参加赴伦敦展览的一批文物，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共80铁皮箱运往西南。1937年8月14日，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由招商局“建国轮”运达汉口，此行的目的地是长沙。船先到武昌，然后转汽车抵长沙。押运人员与湖南大学商定，将文物贮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马衡院长曾计划在湖南大学图书馆附近的山边，开一个山洞来贮存文物。但不久长沙即遭空袭。国民政府认为文物不能在长沙存放，有必要再向后方迁运，故宫博物院准备将文物迁至贵阳。文物离开长沙一个月后，日军飞机便轰炸长沙，炸毁了湖南大学图书馆。
由于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国民政府行政院指定绕道桂林，并由湖南公路局派10辆汽车装运。到广西边境后，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车到贵阳，把文物存放在城里六广门内一个花园。为防空袭，1939年2月改运偏远的安顺，又将这批文物存入贵州安顺的华严洞，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对此，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舒楚石函告，“奉令监同故宫及本所文物运湘存储，以时局关系，复由长沙经桂移黔，近因避寇机空袭，由贵阳运存贵州安顺县华严洞，此地不虞轰炸，并有滇黔绥靖主任公署派兵一连驻守”。《为奉令将经管南京古物保存所运黔物品点交贵州教育厅代为保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6。于是，这批国宝在这个山洞里沉睡了6年。
陆路文物（加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22箱）7288箱，于11月10日分三批从南京由火车运出。行车路线是北走长江，往宝鸡，并自宝鸡，再以卡车护运，经汉中至成都。此路由故宫博物院之庄尚严、那志良协同抢运。这是三条西迁路线中最艰苦的一趟旅行。火车一出南京，就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未造成损失。第二天到郑州后，又遭敌特放火破坏，幸亏车站人员及时让车从大火中开出。当南京陷落时，专列已驶抵宝鸡。在宝鸡火车站卸车时，由于难民潮涌，秩序混乱，撞车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文物被震毁。这批文物运四川时值早春，秦岭经常下雨，路面窄而滑，经抢修才于1938年3月12日修好路面，当时从宝鸡到汉中只能用卡车运送。以一卡车装20箱计，往返三百多次，从宝鸡到汉中，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他们却费时48天才把七千多箱文物运到汉中，暂存文庙。1938年6月28日，押车卫士随身携带的手榴弹不慎爆炸，炸毁文物4箱。在汉中立足未稳，当地的飞机场就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不久，转移的命令又传下来，要乘汽车间越秦岭山脉。运输队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向四川进发。四川公路局派出5辆汽车接运，5月26日开出首批车。他们走的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攀援入川的古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由于车辆少（后减至2辆），路基、桥梁不好，且管理不善，满载国宝的汽车队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艰难缓行，直到1939年3月，费时10个月才告完成。陆路文物运抵成都。同年7月，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木箱寄放在一个古庙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故宫文物疏散到后方》（一）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在峨眉曾遭遇大火，幸好化险为夷。
在陆路装运文物去西安、宝鸡的同时，也装船从水路运往汉口，然后从宜昌到重庆，最后迁至乐山。从水路入川的文物9369箱分两批西上，由杨师庚及中英文教会部分职员暨故宫吴玉璋等协同抢运。水路文物搬迁由杭立武主持。杭立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这批文物至抗战大后方。杭夫人回忆道：“上船的时候，因为难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后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招商局“江安轮”、英商“黄埔轮”载运9250箱先后运抵汉口，在汉口码头卸船时破损瓷器类文物一箱，所有文物暂存于英商和平洋行仓库。因武汉地区笼罩着战争阴云，国民政府向重庆转移，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
首批运达重庆的文物存放于四川禁烟局仓库。1938年2月23日，该仓库严重坍毁，压损文物7箱。后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仓库贮存。上述文物历经磨难，不断辗转于途，曾先后存放在王家沱、羊角滩、陕西街余家巷等处，由于仓库简陋、储存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发生霉变，其中一箱殿本图书集成彻底毁损。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空袭，存放于重庆的故宫文物只得再度搬移，决定选取乐山为这批国宝最后的避难所。途经宜宾转运乐山安谷场，在转运途中，数箱文物失手坠地、滑落水中，数艘装运文物货船迭遇触礁、船舱进水没及双脚，遭受雨淋等现象也有发生。但是，由于乐山地处岷江中游，运送国宝的轮船到了宜宾就开不上去了。1939年5月底前，这批文物从重庆运抵宜宾，其间，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晚察看舱位大小时，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重伤身亡，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从宜宾到乐山的水路运输比较困难，每年只有6、7、8这三个月可以行船，水运从8月中旬开始至9月中旬，总算平安运抵乐山，马衡院长为此致书慰问工作人员说：“自泸州被炸（九月十一日），忧心如焚，数夜不眠，得来电，知兄大功告成，急嘱厨房备酒，痛饮数杯。”在乐山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运抵乐山后，储存条件恶劣，常遭白蚁危害和仓库渗漏，部分文物损毁严重。
因日本飞机轰炸，1939年6月，中央博物院移存重庆的文物分3批迁往昆明，小部分存四川乐山。1940年8月，日机轰炸昆明。于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再迁四川南溪李庄镇。
3抗战胜利，文物东归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首先集中重庆，然后运返南京，在运回南京途中，不时发生撞车、颠覆、遇雨、落水等事故，严重受损文物达120余箱。曾涛：《国宝大迁徙》，载《扬子晚报》1995年8月27日。
文物东归又涉过千山万水，经历诸多困难。如为将西迁的四库全书运回杭州，不仅费时费力，还遇到不少险阻。1946年春，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任建鹏率押运车辆6部，从重庆赴贵阳抢运四库全书之大部。1946年6月2日，任建鹏途中报告遭遇：“此次押运四库全书，自渝至衡曾渡江3次，以军车过多，故每次渡江，均须二三日，闻至杭尚须四番渡江，（以原桥均因战事炸毁）时日恐更须拖延，原预计一月，恐难以到达，5月30日向邵阳出发，下午1时过赤水铺东约二公里，发现股匪约二十余名，携带手枪十余支，正抢劫筑衡客车一辆。当匪见职车开至，乃举枪射击。当时为自卫计，即令押车警士予以还击，相持1时许，始将车保护行过该处。”《有关运送四库全书的函电和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50。四库全书是1772—1790年间由乾隆御定编纂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它收录我国18世纪后期以前的图书3503种，成书之后共36315册，约997亿字，共230万页。该书按照古代传统分类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故称四库全书。全书当时共用毛笔抄了7部，用香楠木匣装存。分藏北京紫禁城皇宫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热河行宫之文津阁、奉天行宫（今沈阳）之文溯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和杭州孤山圣因寺的文澜阁。扬州所藏毁于太平天国战火，镇江所藏毁于1842年英军进攻镇江，圆明园所藏毁于英法联军侵华，沈阳文溯阁所藏当时落入日军之手。而杭州所藏在太平天国第二次攻占时散失，1880年重修文澜阁时，陆续收集一些和补抄了残缺部分，到1925年，这部书才大体上补齐，实属不易。因此，战时保存杭州文澜阁所藏，具有特别的意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抗战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文物精品，经历了空前的劫难，先后南运、西迁、东归，历时15年，行程十余万里。可见，物力、心力损失之巨大。
至1946年3月底，经过各地查报和综合，民国政府教育部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按地区即分：南京、上海、浙江、江苏、河南、湖南、湖北、陕西、东北、安徽、河北、福建、广东及香港、广西、江西、其他各省等共17个省、市、区，分别记述其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的被掠夺和破坏的情况。该目录所列战时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