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人”的发现及其价值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在抗战时期不知流落何处，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损失之一。1945年12月4日，当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他感慨道，这是一个谜！也许不久即可解答，也许永远不能解答。战后6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关注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98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信——《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始终不能忘怀”，并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但其下落，至今仍然是个谜。为便于国人了解这一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现综合有关资料，进行追踪。
裴文中抱着经石膏加固后包裹好的头骨准备运往北京
——采自《纵横》（2004年第1期）“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也称“直立北京人亚种”。它生存于第四纪初期，距今约有数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说，它介于现代人与猿过渡的一种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龙骨山是北京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的一座石灰岩小山。采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此山称之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1918年，来华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来到龙骨山。1923年，安特生等人在发掘的化石中有一颗人类的牙齿，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然而，接下来几年的发掘，并无重要发现，安特生等人便离开了周口店。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太阳将要落山，在昏暗的烛光下，有人大叫：“这是什么？人头！”主持发掘的专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将这个保存完整的猿人头骨取出。裴文中当时欣喜若狂，用他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单包裹着这珍贵的头盖骨，冒着严寒，护送到北京城。当时拍照者抑止不住激动，目光集中于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了裴文中的半张脸。
“北京人”化石和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北京人”会使用火，对石器工具加工技术有了改善，穴居，会采集和狩猎，有相当程度的社会适应性，平均脑量1059毫升（现代人为1400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它代表了“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一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便成为世界人类学的宝库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摇篮。1987年12月11日，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
鉴于中国猿人研究的重要性，当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决定，在地质调查所内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负责在周口店发掘中国猿人的工作，并在中国境内从事有脊椎动物化石及古人类化石的采集和研究。美国方面的有关人士也予以关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经费上给予资助。中方与该董事会签订合同，其中规定：研究室的经费由董事会补助；所采集的一切标本，为中国国家财产，永远保存在中国，不许运到国外，标本也包括中国猿人化石；洛克菲勒基金会推举一位人类学家，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并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中国委派一位地质学家担任地质古生物及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任研究室副主任。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者先是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1936年起为美籍科学家魏敦瑞教授（Prof Franz Weidenreich）。魏氏又是北平协和医学校解剖系的教授。经过十数年的发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共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骨7个，下颚骨12个，牙齿数十枚，体骨10余件。这些标本都存放在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魏氏研究的时候，常常用石膏模型，不肯轻易取出真标本，也不轻易示人。七七事变后，曾两次送到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以防万一。《中央地质调查所检送“北京人”化石被美国劫走经过及有关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
二“北京人”的转运及失踪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时，“北京人”化石仍留存北平协和医学校。随着战争的持久，太平洋风云日紧，美日关系恶化，中国方面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1940年12月26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函北平的裴文中，“现存协和之猿人标本以及重要石器等，似以运至西南安全地带为妥。若有特别困难不能南运，亦应设法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一俟和平恢复，再行运回。请兄转为面商关系人员决定方针，俾至必要时间，即可实行”。《尹赞勋致裴文中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致函北平协和医院院长胡顿（H.E.Houghton）和魏敦瑞，希望将“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1941年4月17日，胡顿复函翁文灏，认为“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理由是，地方当局和海关必定会直接插手检查所有这类物品的进出。这批科学物品是民国政府的财产，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由于这批标本的所有权归中华民国政府，想求助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将它们转移也不可能。即便美国官方同意转移，驻华使馆也不敢承担违反日伪政府及海关法规的责任。”胡顿及一些顾问主张存放原地，“即便将来形势恶化，这批标本也不可能受损，没有任何理由使它受损。它们没有出售价值，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不再在北京（或中国）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博物馆罢了”。《胡顿致翁文灏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1941年7月15日，已回到美国的魏敦瑞致函翁文灏，陈述没有将化石随身带到美国的理由：在海关发现，肯定被没收；不能让这珍贵的物品在这危险的时刻暴露在一次没有护航的航行中。“让化石原物放在它现在的位置即北京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大楼内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是明智之举”，“在可能危及化石标本的情况下，最好什么也不做”。《魏敦瑞致翁文灏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
但据裴文中战后回忆，1941年初，日美关系紧张，美国大使馆劝告美国侨民离华。魏敦瑞决定于4月份回美国，在纽约天然博物院继续研究，希望将中国猿人标本带到美国去。离开中国前，魏和裴文中曾两次到美国大使馆交涉，但因合同的限制，在得到中国政府允许之前，美方不便单独行动。
1941年8月间，翁文灏代表中国，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他设法将中国猿人标本由北平协和医学校取出，运存美国，战后再运回本国。11月中旬，詹森大使致电北平，令他们照办。
据当时最后接触化石的中方人员胡承志战后报告，在珍珠港事变前，大约在十八至二十一日间，北平协和医学校总务长博文（Bowen）匆匆来到实验室，要求胡承志速将“北京人”等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到他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箱均为白木箱。”“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由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两木箱书以CadⅠ和CadⅡ。两箱内骨骼化石数为：“北京人”头骨5个，头骨片5片，牙齿约130枚，下颚骨约10个，上颚骨1个，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约数十块；上洞史前人头骨3个，未成年头骨1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装箱完毕，胡承志“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有胡顿校长、博文先生及息式白小姐（Miss Clair Heirschberg，彼为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书）”。《胡承志报告“北京人”失踪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有多种解答：“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传说该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日军截夺；在天津调包，流落美国；埋藏在北京；沉没在海中；在中国民间。现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裴文中先生与遗失事件相关人员的中英文通信，包括11封信件和7份剪报附件，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作简要的介绍，以期进一步探究真相。
关于“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等情，有资料显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27箱，由火车专列从北平运天津转秦皇岛，当时由菲利军医负责接管。当天，行李在天津下卸，部分行李存巴斯特研究所，部分行李存瑞士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内。当天，在天津还为海军陆战队员举行盛大告别会。不幸的是，来接美国陆战队的哈里逊总统号船(S.S.President Harrison)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即12月8日，为日本战舰追捕，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
“北京人”的运送，当时是悄悄进行的。1942年9月10日，被日军驱散回非洲、原北平协和医学校的负责解剖和新生代方面研究的教授佛腾，在给翁文灏的信中指出，“北京人”头骨原物等“原拟随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一道送往美国。日美开战后不久，美国陆战队队员在秦皇岛当了俘虏。上面提到的化石与美国陆战队队员在一起。这个情况我们是从一位陆战队队员那里得到的，这位接受委托的队员在北京关押时恰好阑尾炎发作，在北平协和医院作手术。他瞅准机会把消息透露给大夫。从此以后，我就不知道这批物品的下落了”。佛腾教授对其下落作了分析，“12月9日我去解剖系和魏敦瑞博士的研究室，在那里遇到一些日本军官，但没被询问。我判断日本人完全清楚这些物品的下落。但在7月份，我意外地被日本人召到北平协和医学校，问我是否知道‘北京人’在什么地方。我当然回答‘不知道’。从这次谈话中我判断，‘北京人’或许已被悄悄地运往日本了，所以并非每个对此关注的人都知道。或许它确实在秦皇岛丢失了。”
佛腾在信中还谈到日军破坏的情况，“当日本宪兵队要用洛克哈特大楼时，他们把地质调查所的物品和图书统统装上卡车运到城外空地给扔掉。这些物品很快被老百姓哄抢一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也许值几个钱。后来福格森博士还买了些上门叫卖的骨骸，……这就是您在任时曾付出巨大心血的那项研究工作的悲凉结局”。《佛腾致翁文灏函》1942年9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有研究认为，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标本损失达67箱之多。
1943年3月30日，翁文灏致函文森特，希望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帮助追查。他还指出，“我们迄今尚未公布这件事是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其实，日本人早就注意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到北平，高井要求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被获得同意。12月8日清晨，日本人侵占协和医院，立即派员到解剖系迫使管理人员将铁柜打开，检视所有一切后进行封存，并派兵守护。过了几天，日本占领协和医院的负责人田冈大尉和裴文中面谈，追问中国猿人标本存放何处，并说明保险柜中所存放的全是石膏模型。1942年8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和助教高井冬二再次来到北京，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开掘。高井带了一名日本宪兵，向裴文中追问中国猿人的下落。由于化石标本装运是悄悄进行的，裴文中并不知情，当然也就无从回答。
此时，在北京的日文报，以及《朝日》、《大阪每日》等报刊，在重要新闻栏内发表这样的新闻：长谷部言人发现中国猿人标本已被美国人偷去，协和解剖系保险柜内的东西是假的，是石膏制作的模型。这种贵重的东西，原不许运至国外，但美国人不讲信义，把它偷走了。也许长谷部言人等人在北平没有什么成绩，住了一个月，又回东京去了。
1943年4月，日本宪兵密探锭者繁晴（英文名Goargia）找到裴文中，明确表示受日本军部的命令，负责寻找中国猿人标本。锭者繁晴连续在3天内质询了全体有关人员。特别是博文因此被日本宪兵队囚禁了五天，追问没有结果。裴文中认为，日本军方插手此事，是因为长谷部言人在东京运动了要人，令日本军部找到“北京人”化石。军部认为锭者繁晴很能干，而让他承办此事。《裴文中关于“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
大概在1943年5月至6月间，忽然有消息说“北京人”在天津找到了，并要息式白小姐去天津辨别其真伪，但很快又让她回来了，说天津发现的东西与中国猿人无关。从那以后，直到日本投降，日本官方就再也没有提起“北京人”这件事。据此，裴文中战时就猜想，日本可能已经找到了它所想要的。
三战后追寻“北京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及民间组织立即多方查找。裴文中先后于1945年8月28日、11月26日致函中央地质调查所原所长翁文灏和现任所长李春昱，称“猿人标本前曾装二大箱交美国大使馆，惟未能运出，战争即行爆发。一年后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平，拟继续研究曾找过胡顿问话未果。后日人至秦皇岛、天津及北平各处寻找，谓未找见，此后亦再无人追究……胡顿等猜疑标本或为日人得去，而故作不知”。“我请准至秦皇岛察访……请赴日调查团注意中国猿人事。”《裴文中致李春昱等人函》，1945年1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9月28日，裴文中通过红十字机构转信在美国的魏敦瑞，希望魏氏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保管委员去寻求麦克阿瑟情报参谋的合作，并在《纽约时报》发表有关中国猿人标本失踪的文章。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寻找失踪的“北京人”，裴文中应《大公报》记者徐盈之请，撰写《“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于12月在重庆、上海、天津三地发表。1945年12月4日北平版大公报及1946年1月2日北平英文时报路透社讯，被劫持之“北京人”已在日本发现。听到消息后，翁文灏于1946年1月19日致信美国马歇尔将军，请求把“北京人”化石归还中国，并随信附上周口店文物被掠清单。然而，空欢喜一场，实际上发现并归还的是“取自周口店上洞及第一、第十五层的石器、骨器和骸骨”、“周口店发掘的照片和文件”，而“北京人”仍杳无影踪。《中国驻日代表团致盟军总部备忘录》1946年4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
中国政府指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切实追寻，教育部并派“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专家李济前往日本协助。1948年3月4日，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写道：“本局调查显示，a1941年12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是第27师团之第15联队。由于有关材料丢失，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b未查清该部队是否与‘北京人’化石遗失案有关。c复原局对前华北派遣军3位参谋中村由治（Yuji Nakamura）、塚本正代（Masayo Tsukamoto）、岛贯竹三（Takeji Shimanuki）进行过询问，没有获得任何与化石骨骸遗失案有关的情况。d遗憾的是，根据现有情况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1948年12月6日，裴文中给李春昱写信，对寻找“北京人”茫茫而无结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弟前于李济之先生赴东京之时，曾函他，请询问高井冬二和长谷部言人，因他二人寻找之时，距遗失之时甚近，且曾询问在丰台集中营之美军陆战队官兵，更加利用日军军力寻找，当有所知。然而据李先生到平时云，美军总部以不知二人下落为辞，竟求与二人一见而不可得。现高井冬二仍在东京帝大地质系任助教，岂能以不知下落回答之”。“日方之复函，谓曾询问日军中之在秦皇岛者，彼等当不知之，即知之亦否认之。故弟认为，关键仍在东京之盟军总部。如询问高井和长谷部及当时之日宪兵‘锭者繁晴’，更为有力，且可得确实消息。”裴文中“对化石之下落推测，则为日人所得（即长谷部），因何以彼于寻找后，即不再寻找？协和之胡顿，亦如此想法；惟博文则认为不可能。然无论如何，则询问高井等，可得第一手资料，则无疑问。高井现对人表示（现弟之一学生在彼处读书），曾寻找数月，毫无结果。纯系搪塞之辞。我们应知者为：曾于何处、何人寻找过，所得结果如何？要他历述所找之经历，他不能否认没有找过！”裴文中最后认为，“惟找到之希望甚微，我始终认为，关键在‘盟总’”。《裴文中致李春昱函》1948年12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
那么，盟总和美国方面为何不热心呢？我们可以作些推测，本书《战后对被劫文物的查证和追索》一章，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作了分析，由于冷战局面的形成，美国要扶持日本，使之成为“东方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这不能不影响到劫物归还政策。但也不排除化石流入美国的可能。美国科学家和陆战队员毕竟是当事人，美方人员是化石在中国遗失的最后的见证人，对化石的去向是清楚的，至少，应该知道它是在何时何地丢失的。可迄今为止美方人士没能提供化石遭劫的确切地点。为什么不调查被俘的陆战队员，也不愿中国方面会询高井？
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曾寻找过“北京人”。七十年代，寻找“北京人”又成了热门话题，有关“北京人”下落的书籍和报道不断面世。
四“北京人”流落谁家
从时间上看，几乎可以排除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运抵美国途中遗失说”。因为哈里逊总统号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该船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当然不可能将远在秦皇岛或天津的化石运出。但不排除中途藏匿的可能。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出版了《“北京人”》（Peking Man）一书，他认为在天津的地下室就被掉包了。
认为“北京人”在美国的也大有人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打破中美长期敌对的坚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为礼物送给中国，但没有成功。随尼克松访华的嘉纳斯悬赏5000美元寻找“北京人”，获得的线索很多，但都不是要找的标本。一女士说自己藏有“北京人”，并约定和嘉纳斯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双方如期而至。当该女士取出照片时，嘉纳斯眼睛为之一亮，认为这简直太棒了，这正是他最想见到的！接着讨价还价，正谈话间，看到有人拍照，该女士拿着包飞跑，嘉纳斯没能追上。1993年3月8日，美国海军某部军官、历史学家布朗认为，“北京人”头骨化石可能在纽约，并在《纽约邮报》上发布消息，悬赏25万美元寻找“北京人”头骨化石。
“北京人”化石是否在日本呢？如果化石和美国陆战队队员确实在秦皇岛落入日军手中，那么可能性就在日本。如何理解战时日本方面的搜寻呢，一种解释是为了掩人耳目，一种解释确实不在日本手中。还有一种说法是，装中国猿人的两个箱子，当时在秦皇岛的库房中，该库房曾被日军抢劫两次，在战乱中难保这两个木箱不被日军摧毁了，而日本方面还不知道。
战后，也有人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如博文等人就持这种观点。长期研究“北京人”去向的中国学者、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李树喜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其理由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都就头盖骨失踪问题交换过意见，日本方面坚决否认在日本。”“从常理来推测，‘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珍贵，主要在于其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关注的人多才有意义。假如在日本，无论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民间，都应该将它公布出来，没有秘而不宣的道理，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据李树喜所说，著名人类学家贾兰坡在世时曾说，他也不相信“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上述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这和1941年胡顿反对将“北京人”化石运藏美国有相同之处。文物，是人类发展的见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该得到保护，共享研究成果，而不能据为一己私有。然而，现实中还不能完全做到。战时日本从中国掠夺大量文物，战后日本方面不配合、并极力阻扰劫物归还中国之事时有发生，这又如何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古生物学家周兴国到东京举办“恐龙展”，他想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情况，要面见高井冬二，可高井冬二婉拒了见面的要求，并捎来一封信，信中否定化石到过日本，而断言“由海上运到了美国”。周兴国认为，相对于美国而言，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日本当时是侵略国，有很强的掠夺性。在二战期间，日本人曾窃取过一具在爪哇发现的梭罗人头骨化石，直到战后才被追回。毕竟，它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局势下发生的。
对“北京人”去向猜测种种，另有一说是，当时一个守护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的卫兵，曾看到半夜有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门外十几米的后院里。这个卫兵推测，这一箱东西不能排除是“北京人”。该后院现在建成一个仓库。对此，李树喜认为，起初美国方面并不愿代为保管，后来中美就保管头盖骨化石事宜达成官方协议才起运的，不存在私埋的可能性。
也有人认为遗失的头盖骨化石就在国内。对此，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张双权解释道，经常有人打电话来说见过北京人头盖骨，但是进一步的追寻发现，99％都是子虚乌有，我们似乎都习惯了，但是每个线索我们都不会放过。也许，这1％就是希望。
1996年初，有一位日本人在临终前对他的朋友嘉滕刚清说，据他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埋在距北京城外东2公里的地方，在一棵松树的树干上还作了记号。嘉滕刚清将此事告诉了好友仰木道之。仰木道之向中国方面提供了信息，引起了重视。1996年5月3日，各路专家商讨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的“地表探测”方案。以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两次电震探测。6月3日上午，发掘正式开始。遗憾的是，近3个小时的发掘，依然一无所获。曹家骧：《考古发现漫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在种种谜团无法解开的情况下，“北京人”头盖骨随葬“阿波丸”一说，无疑又燃起大家的希望。这一说法是由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率先披露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中美两国共同打捞。“阿波丸”是日本的一艘万吨级巨轮，1945年4月1日23时，返回日本途中在牛头岛海域遭到美国海军重创，沉入我国领海，船上2009人中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生还。有关资料曾表明，“阿波丸”号上装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钻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3000吨，橡胶2000吨，铝2000吨等。约值50亿美元。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也极有可能在这艘船上。当时，一些国家的打捞公司先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打捞“阿波丸”的要求。在“阿波丸”沉没三十多年后，我国于1977年初开始对其进行了打捞，在已经打捞的沉船所载的部分物品中，成功取回了3000吨锡锭，这说明美国方面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由于当时打捞技术条件的限制，潜水员只能下潜到水下50米左右，而“阿波丸”号的船底在水下70米，结果未能作全面打捞。但在“阿波丸”初步打捞中，竟然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而历史记载“阿波丸”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搜罗携带了中国北方的文物宝器上了“阿波丸”，这也是“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的旁证。正因为此，一些研究者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阿波丸”号重新打捞。但这一推测也有疑点，如果日本人1941年已得到了“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运送日本，反而绕道东南亚，一直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运往日本呢？
“北京人”失踪，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全人类不可估量的损失。解开“北京人”失踪之谜，是中国乃至世界关心人类发展和学术进步的人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