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东西，就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文化典籍。
历史上出现的记载文字的典册，称为典籍，也称文献，它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之意。人类有了文字以后，才能用文字记载知识和经验，积累文化成果，从事文章和著作的编撰。我国文字起源可上溯到夏代，商代有了记载文字的实物。殷墟甲骨所记载的知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我国早期文字的主要载体。春秋战国时期，图书形制为竹木简牍。不仅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也开始出现。宋代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繁荣。记载这些知识体系的文化典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依靠图书文献典籍作为主要媒体传播于域外，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汉籍向日本的传递，无论其历史的久远，或是规模的宏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仅见的。它构成中日两国独特的文化关系。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四世纪，汉籍就传到日本。汉籍不仅对日本文字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有影响，而且对于日本社会生活发展的各个层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正因如此，日本国人喜爱中国文化，吸收和保藏中国图书典籍，这本无可厚非。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愈演愈烈，日本先后单独或伙同其他列强发动了四次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74年侵台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先是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图书文献典籍强行杀价“购买”，如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大量汉籍，是1907年仅以10万元的价格而囊括江南的“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等处秘藏。进而，又以所谓“庚子赔款”在华购书。而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则公然对中国的图书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全面洗劫。中国文化典籍遭受空前的劫难，蒙受巨大的损失。
我国战时损失的各种统计工作，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战后国民政府要求各学校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按统一格式填写上报因日军破坏而蒙受物质损失的具体情况和确切数据。这些数据都是确实可靠的，战后也曾向国际社会公布过。本文着重就中国图书典籍损失数字作一扼要的介绍。
一全面抗战前的公共图书损失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4个半月就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战火祸及东北的图书。1931年10月，日军在哈尔滨市区开枪射击，黑龙江省立图书馆西库中弹起火，大火吞没了整个书库，许多从关内辛苦征集得来的珍善本图书被焚。
日本占领东北后，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教科书。据伪文教部记载，仅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余万册。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至1938年，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压56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压13644份；禁止发行的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压924852册。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14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1937年，“日满文化协会”曾在日本东京影印沈阳故宫崇谟阁《清实录》，为掩盖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乃挖改实录中他们认为有碍的字句，仅光绪二十年和二十一年这两年的实录就被山村勇造等挖改“一百六十处”之多，卜维义：《资料工作管窥》，载《沈阳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日军的这一做法，显然是想毁灭华夏文化，削弱人民的抗日意志，使东北沦为日本永久的殖民地。
1932年1月28日，位于淞沪地区的高校或遭炮火袭击而毁，或为日军占领。此次遭受破坏的16所高校中，就有12所学校（除复旦大学图书损失较小外）的图书资料遭到了全部或部分的破坏。2月1日，商务印书馆附设之东方图书馆除早年已存入银行保险库的图书免遭焚烧外，其余藏书46万册全部付之一炬。上海全部被焚毁破坏的书籍和资料总数当在七八十万册左右。损失严重的高校有：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校舍全部被毁，图书4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毁；
国立暨南大学，校舍被毁，图书损失颇多，其中“海外文化事业部”历年积存的五百多种图书杂志等珍贵资料荡然无存。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暨南校史1906—1949》，1983年版，第178页。
私立持志学院及附属中学，校舍大部被焚，图书馆版书33000余册（中文21000册，外文12000册）损失殆尽。朱庆祚：《上海图书馆事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私立中国公学，校舍及图书等全部被毁。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舍被毁，藏书损失过半。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图书的损失：该馆善本书多为历代珍本或抄本秘本，弥足珍贵，价值连城，且多出自国内著名藏书家，如会稽徐氏、长洲蒋氏、太仓顾氏、丰顺丁氏、江阴缪氏等。该馆总藏书488395册，多数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其中仅有1/7的藏书，因事前转
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的我国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在一九三二年被日军炸毁。
——采自日本《亚东印画辑》
移得以幸存。东方图书馆是中国文化精华荟萃之地，五层大楼的书库中藏有各类图书近50万册。根据商务印书馆1931年的书目统计，该馆藏有中文书籍268万册，外文书8万余册，图表照片5000余幅。特别珍贵的是，经史子集之善本书3745种35083册。其中有宋版129种2514册，元版179种3124册，明版1449种15833册，清版138种3037册，抄本1460种7712册，批校本288种2126册，稿本71种354册，杂本31种382册。此外，刚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40000余册，也同时遭毁。上述近8万册古籍善本，除5000册一直寄存于金城银行保险库外，全部毁于一旦。东方图书馆善本室还藏有全国各省整套省志，计22省2641种25682册，其中有元版本2种，明版本139种。除省志外，还藏有全国府厅州县志1753种。该馆还藏有极为珍贵的全套中外杂志。如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德国出版的《大亚洲》，以及《中国汇报》、《哲学评论》、《中国》等。国内著名的报刊杂志有《时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益世报》、《新闻报》、《国闻周报》等。
据统计，东方图书馆共损失各类书463083册。编译所损失中文书3500部，外文书525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编印，1932年7月版。转引自张铨等著《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9页。
——采自《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八年抗战期间的公共图书损失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开始，日军又掀起了一浪破坏中国文化教育设施的狂潮。无论是滞留在沦陷区还是迁至内地的图书馆，都不同程度遭到破坏。遭受劫难的情形大致有以下四种，有的甚至遭受两种情形以上的破坏：（1）在当地毁于日军炮火；（2）沦陷后遭日伪劫掠；（3）在转迁徙途中受损；（4）迁移到大后方后再遭敌机轰炸。下面以时间为序、按区域记述公共图书之损失。
1北京地区
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占领的八年间，北平被劫夺、焚毁的公私图书达586428册，其中公共图书448957册另5箱，私人书籍137471册另4箱。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研究集刊》1985年6月，第14期，第342页。各图书馆遭劫的具体情况如下：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七七事变后，抢救出的图书约有500余箱。沦陷后日军将馆舍改为外科医院，书库成为手术室及药库，阅览室成为病房。该校的图书遭受两次浩劫，一次是1937年日军侵驻清华园后，把未及运走的约20余万册图书劫夺一空；另一次是1938年运存汉口继又转运至重庆北碚的图书仪器400余箱，战时遭敌机轰炸，损失严重。1940年再次被炸，被炸毁的图书计有中文书5838种10660册，另28605函又50包；西文书3288册，期刊97种，计4904册。在这些书刊中有极珍贵的善本中文书10074册和西文书62册。劫余的图书共23000余册，运至昆明。战前馆藏中外文图书33万余册，期刊合订本3万余册，战后复原时仅收回中外文图书165000余册，期刊合订本2万余册，损失达65%以上。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4页。但战后《北平市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清华大学在北平沦陷时损失中西文书籍34900余册。差距所在，可能是内迁途中损失和在新校舍被炸损失数有关。如1940年6月24日，遭日机轰炸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迁藏重庆北碚的珍本古籍，其中包括杭州杨氏丰华堂原藏全部宋版书和大部分元版书。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原藏书20余万册均落入敌手，1937年伪教育部取走政府公报248册；次年伪新民会运走中文期刊2万余册。后又取走党义书126册，未编俄文书3700余册，这些图书后被敌宪兵队变卖；1941年伪教育部再次检查违禁书约3000册予以没收。《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32794册，师大附中图书馆损失图书2886册，挂图323幅。
私立民国大学图书馆，中外书籍及杂志59836册（内有极珍贵版本之图书）被敌伪掠夺而去。
私立中国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19535册。
私立朝阳学院图书馆，损失图书25110册。
私立中法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1996册。
私立辅仁大学图书馆，损失中文图书226册、西文图书18册。
私立燕京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占领，图书仪器遭受摧残，战后图书大部分追回。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国立北京图书馆（北京文津街1号），接收后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损失概况，1943年代理馆长袁同礼呈文教育部指出：“钧部所属之京师图书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办之北海图书馆合组而成。计京师图书馆藏书20万册，北海图书馆藏书10万册。自民国16年至26年6月底，历年增益中外文图书15万册，共45万册，此七七事变以前之大概情形也。职馆所藏图书，如善本部甲库之宋元明旧扎，乙库之清代精刻批校以及罕见之本，久津阁本四库全书、敦煌唐人写经以及内阁大库明清图，皆为国家珍宝，非仅能以货币价格估计。除宋元旧刊一部分于24年冬间运往上海妥慎保管，并于30年10月奉令运往美国，商妥该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订有契约外，其余北平全部馆舍建筑及设备未及运出之藏书于26年7月底北平失守后，悉数沦陷。分设之工程参考图书馆于26年12月亦随首都之沦陷而全部损失。职馆在长沙设立办事处、积极进行复兴工作。复派员在香港设立通讯处，征集图书，因运输困难，大部分暂存该埠，30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此项图书亦沦入敌手。先后沦陷损失，估计约值战前国币1000万元，依照战前汇率，折合美金约330万元。至北平馆舍建筑及现存该馆图书将来敌军撤退时，是否遭遇毁坏，未能预卜。其现存昆明重庆两地图书，将来运回北平，所需运输费用，以及工作人员回平旅费，约需100万元，依现时汇率折合美金5万。”《国立北平图书馆损失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案卷号1632。
北平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曾被日本宪兵两次搜查，致被搬走、撕毁历年新购之书籍杂志多种。1938年6月被日本宪兵搬走书籍314册、被撕毁书籍26册，撕毁杂志4131册；1939年3月被日本宪兵搬走杂志6551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函送本院历次被敌军征去铜铁品清单及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2天津及华北其他地区
1937年7月23日，天津市立图书馆遭日机轰炸，炸毁馆舍5间，损失图书5万余册、报刊五十多种。《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年20卷1—3合期，第11页。
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南开大学，该校木斋图书馆被炸毁。之后，日军又纵火焚烧教学楼、图书馆及师生住宅37栋，损失图书近10万册，其中不少是珍善本，西文图书45万册。《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战后，日本京都大学曾返还给南开大学图书15566册。
河北省立工学院图书馆（保定）此前有图书2万册，战后只收回4994册，损失15000余册。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天津），共计损失中文图书57000册，其中外文图书9000册，中文期刊210种。
河北省立农学院图书馆（保定），战时图书7万余册全部被毁。
国立河南大学，损失图书15000册。
私立齐鲁大学，战时被日军焚烧损失的图书计12万余册。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3华东地区
1937年8月，日军开始对上海、南京等六十多城市狂轰滥炸，且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教育文化设施为破坏目标，仅上海一地就有92所文化机关和学校遭日机袭击，其中遭全毁的占75％。现主要就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的损失作一概述。
上海的图书馆损失：
在空袭和炮火中，上海图书损失严重。如于1936年9月开馆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新馆被炸。上海最大的区级图书馆南市区文庙图书馆书库被炸毁，藏书5万余册损失近3万册。上海商学院图书馆藏书两万余册，被敌炮火击中，大部分书刊被毁。复旦大学仙舟图书馆藏书五万余册，馆舍被炮火击毁，损失严重。《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第6期，第6页。
另外，上海法政学院损失中文图书4575册，西文图书420册，中西文杂志1994册。私立诚明学院损失图书杂志五万四千余册。私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馆藏图书全部被毁（内有不少古今书画）。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上海医学院、私立东南体育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学校的图书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毁。
战后统计，八一三战争以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一百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十余所，共劫走并烧毁图书290441册，其中私人书籍25726册。
南京的图书馆损失：
战前南京比较有规模的图书馆有中央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南京市立图书馆，以及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所属部会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西撤时留有大量图书多遭损毁劫掠。战后统计，图书损失初步调查就有书籍类，公共图书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具体情况如下：
中央图书馆于1933年筹建，抗战初期尚在筹备期间，至1937年已有藏书15万册，由于日军的侵略，本来选择的263箱重要图书，只运出130箱，1938年开始西迁，途经汉口、长沙、岳阳到四川重庆，初在重庆设办事处，翌年3月又迁至江津白沙镇，西迁时仅带走图书120箱计一万多册，其中存放朝天宫库房的有4万册，战后封存时只有3万册。王长喜：《抗战胜利后金陵文物的封存与清理》，载《南京档案》1994年第3期。存馆本部的也多为敌劫。中央图书馆存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善本典籍35万余册，日军占领香港后，为日人竹藤峰治劫运日本，分藏于东京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及伊势原等处（1946年追回）。该馆所有国学书局刻片、版片150余种七万余件全部遗失。
国学图书馆损失。该馆位与南京清凉山麓的虎踞路龙蟠里，最初为清道光两江总督陶澍的惜阴书院。“惜阴”二字，原出自东晋陶侃“大禹圣人，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陶侃以此自勉，也以此励人。光绪年间，两江总督端方就在南京龙蟠里的“惜阴书院”的旧址，建造了前后二幢古式藏书楼，成为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里面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以及其他许多的珍贵版本。辛亥革命后，改为江南图书馆，1937年已有藏书24万余册，日机轰炸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地库隐匿，日伪多次悬赏发掘，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将该馆善本移竺桥伪图书馆专门委员会开辟专库贮藏，战后封存接受，缺少善本书184部1643册”。《省（江苏）立国学图书馆呈报该馆善本书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该馆存清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4宗及尚未整理者六十余大篓，装订成册的各种日报1894大册又19束，被日军作旧纸出售或焚毁。丛书及地方志，舟运苏北兴化的罗汉寺及北门外观音阁，计3万余册。兴化藏书大部为日军焚毁、劫掠，小部散失。战后调查，该馆损失图书167923册。被日军劫走中国古文献141种，其中元刊本30种，具体为：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邻近夫子庙的南京市立图书馆毁于战火，损失无算。
金陵大学图书馆以藏地方志著名，中国古代农业与动植物书籍独有珍奇。其中有日本、朝鲜刊本，也有元、明刊本、宋代殿本。这部分古籍被盗去不少。
此外，科研文化单位的藏书损失也十分惊人：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损失中文书籍33319册，西文书籍7923册；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损失书籍40571册；
中山文化教育馆（总理陵园内）损失中日文书籍58735册，西文书2654册；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战前馆藏中西文图书十万余册，战时除带出数千册外，均为日伪所掠，战后收回2万多册。被抢的重要图书就有1700册，包括湖北官书局版之十三经注疏毛边纸本王应腴玉海、古香斋本史记、汲古阁本汉书、竹简斋本三国志、扫叶山房本资治通鉴正续编、扫叶山房本子书33种，汉碑30种；
金陵大学图书馆战时损失中文图书21353册，西文图书4373册，中西文杂志合订本73928册。
国民政府文官处及各部会的图书损失，估计不下60万册。如1946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处函件指出，“查本院图书馆抗战前收藏图书在10万册以上，二十六年政府西迁，因交通关系所有图书并未迁移，本年复原，曾由南京区清理文物委员会发回图书若干，但截至最近综合仍不及原数五分之一，即收回图书亦多残缺不完，损失之巨概可想见”。如此考试院一处就损失8万册以上。内政部图书馆也损失图书92146册。国立编译馆图书，“因前后二者相距之数目太远，原始清册或遭破坏，或遭销毁，已无从查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然抗战胜利后该馆回迁时，因“怡康轮”于长江中失事，所载运之精要图书37箱全遭损失。
南京的图书损失究竟有多少？这恐怕已成为历史之谜。其实，上述统计是极不完全的，统计在册的公方损失为四十余万册，但本文所列举的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中山陵园、内政部、考试院所损失图书的翔实可考数51万册，再加上南京各高校、国民政府部会、南京市立图书馆的损失数，结果必定惊人。
1937年10月12日，江阴县南菁中学图书馆被炸，馆藏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的大量宋版珍贵图书一万多卷全部被焚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第4期，第20页。
苏州图书馆的损失，战后检点发现，图书损失3038种，12798册；杂志期刊927种，15136册；报纸合订本26种1747册；版本损失22种，18179片。此外，苏州东吴大学校舍破坏严重，图书散佚甚多。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有图书8万册，战时损失过半。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在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劫走地方志535种、《图书集成》及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有清朝文澜阁四库全书及许多善本书籍。1937年至1945年，该馆为保存四库全书，历尽艰辛，迁徙于浙江、贵州、四川等省。因馆舍被毁不能使用，藏于龙泉的善本、方志，以及留在杭州的报纸、合订本杂志等，多被盗卖，或散落于外省。该馆损失国学书局版片十余万片。
国立浙江大学战时先后六次迁移，损失图书31880册，期刊1000种3500卷。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战时图书损失过半，1946年迁回杭州时只存7394册。浙江省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图书馆志》，中国图书出版社1994版。
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战前中文图书34354册，西文图书9248册，战时只运出西文图书约1500册，其余图书落入日军手中。沦陷期间日军将部分图书移藏于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战后学校才得以领回，其余则不知下落。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浙江省嘉兴图书馆规模不大，也被劫走古文献274种，该馆所藏稿本13种全被夺去。13种稿本名为：半间偶录、石经阁日钞、会同县乡土志、芷村手记、冯柳东诗稿、官同苏馆遗集、疑症汇纂、关岳事迹考、愫庵遗著五种、骈体通义、小暴书亭吟稿附焚余稿、古瓶小草、花土苴附小种字林柱铭。《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安徽省立图书馆1935年已有藏书17657种，94515册，包括本省方志八十多部以及春秋楚器718件。抗战军兴，该馆首将馆藏善本图书及线装古籍三万多册运藏桐城罗家岭，普通图书四万多册运六安，拨给第一临时中学使用。1938年6月，临中遭日本飞机轰炸，图书散毁殆尽。1940年安徽省立图书馆在立煌恢复，搜集皖北各地残余图书，又从桐城罗家岭藏书中选运一批善本及版本较好的图书，馆藏已达四万多册。1943年元旦，日军入侵立煌，全部藏书毁于日军之火。
4华南地区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广东，并占领广州。广东省被日本劫持或毁于战火的书籍，公藏624008册，私藏13865册。
广州仲元图书馆藏书新旧藏书四万余册，损失不少。景堂图书馆1934年藏书达42143册,抗战爆发，该馆古籍迁运香港。香港沦陷，经费中断，于1943年停馆，图书星散。惠阳丰湖图书馆，有藏书三万余册。抗战时该馆被炸，惠州沦陷，藏书损失惨重。
抗战开始，广州中山图书馆预先将善本及重要资料四万余册，疏散市郊龙归镇，后又运至广西象县。未运走的一般书刊近10万册被日军囊括而去。馆舍被日本海军武官府霸占。战后，追回被日军劫运香港图书840册。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战前是国内藏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1938年有藏书35万余册，其中有善本82639册，另碑帖三万余幅。战时图书在搬迁中被劫，损失图书杂志二十多万册。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1927—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战前藏书162693册，有期刊4050种，报纸182种，广州沦陷后迁香港、曲江、梅县。战后，图书损失约3/10，香港沦陷后，该校贮存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书刊约11000册，包括《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在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书也失去6箱。
私立广州大学图书馆，1935年有图书40054册，战时只运出部分，其余被敌伪掠夺，另有一部分万余册图书，在曲江沦陷时也散失殆尽。广东省立图书馆运船被炸沉，损失15639册。
1938年7月1日，汕头遭敌机轰炸，市立图书馆损失40000余册。
1938年8月，广西大学梧州校区被炸，损失书刊四万多册。
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1937年有藏书20多万册，1944年日军侵入桂林，该馆仅保存了重要的图书70000余册，其余20万册书刊均遭损失，馆舍全部被焚毁。谢灼华：《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289页。
香港的图书损失。日军侵华之时，人们认为香港安全，纷纷将贵重物品移入，图书也在其中。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指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班长肥田木指挥劫走该馆所存图书：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书、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原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图书25000册，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10000余册。
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香港存书凡25708册，其中善本及志书各占半数，另有碑帖3万张为希世珍品。自离粤后，曾经数次电请运回内地，但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当局一再延误，至香港沦陷后，遂遭损失”。《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888。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646册分装3箱，岭南大学书籍278册、手册400册装6箱。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5（2），卷915。1949年6月28日，兴安轮从日本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594箱。《关于兴安轮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缺少情形函请查照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7。
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4月10日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该馆所藏包括岳麓书院之宋元版本在内的图书四万八千余册一并被毁，其中有珍善本21000余册。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年版。
1938年10月19日，湖南省立图书馆定王台馆舍被炸起火，馆藏5万余册书刊和三十多种版本全部被毁。
在华中的武汉，国立武汉大学42080册图书杂志于1940年3月4日遭日军掠夺；武汉大学图书西运宜昌时，木船被炸，141箱图书沉入江底，在巴县三峡触礁，又损失20000余册；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战前图书十余万册，西迁时仅携出万余册，留武昌者悉为敌伪攫取；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校西迁时留在汉口的22000多册图书全部散失；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战前图书四万五千余册，战时只运走十之一二，余者后毁于盟军的空袭炸弹。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时图书遭敌军洗劫，无一幸存，另有文物3600余件被劫，损失达三十多万美元。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38年5月22日，厦门集美学校图书馆因敌机轰炸，书刊被焚30000余册。
5西南地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于重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内迁，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由于日军旷日持久的战略轰炸，许多高校遭日本法西斯的破坏。
1940年6月24日，清华大学寄存在重庆北一山洞内的224箱珍贵善本图书被日机投下的炸弹击中烧毁，只抢得残卷一千余册。黄建国主编：《中国古代民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8页。
1940年7月4日，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舍被炸，图书大半毁损。1941年8月的两次轰炸，中央大学损失图书10万余册。1941年8月14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被炸，损失不少书刊。此外，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昌文华图书馆专修学校等已内迁的高校都遭到日机轰炸。
由于日军狂掠中国图书，一时间中国教育用书都感困难，中国政府不得不吁请国际援助，对这类图书日军也予以拦截。1940年，日军就在印度支那拦获作为美国“援蒋物资”的图书6000册。
此外，1939年10月，甘肃省立图书馆被炸，损失图书8000余册，期刊22万册，日报67万份，珍贵的宋版《五经》、《四书》及明刻《甘肃通志》版片被焚85块。
1938年7月，开封河南省立图书馆遭敌机轰炸，损失书刊15000册、挂图5000张、档案300卷。《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年20卷1—3合期，第6页。
6图书西迁中的损失
战时中国图书西迁转移中，因种种困难，途中损失不少。1937年，山东大学图书在青岛沦陷前西迁四川万县，因途中火车被炸，损失古籍善本10000册以上；复旦大学图书馆西迁重庆时运出图书365箱，遗失34箱；1938年春，厦门大学图书迁移中，在汀江被洪水冲走53箱；浙江英士大学6次搬迁，250箱图书损失近100箱。1939年2月4日，武汉大学图书馆用木船第二批运抵万县的图书被炸，损失50多箱；广东省立图书馆1944年疏散粤桂边境时，运书船被击沉，损失书刊15639册；1939年河南大学图书馆迁信阳、嵩山等地途中，损失图书60多箱；1944年春，南宁图书馆西迁百色山区，途中几十个书箱掉下悬崖，损失书刊20000余册；1944年5月，广西大学图书西迁榕江，遭山洪冲击，损失20000余册；唐山工学院图书馆迁徙途中，大批图书散失。东北大学图书馆九一八事变前藏书十余万册，南迁北平途中丢失二百多箱，到北平时只剩六万多册，再迁陕西时运出近3万册，到陕西时只有两万册，1939年迁四川三台时，全部书刊不足15万册。战时估计，高等院校图书西迁共运出图书1107478册，未迁出的仍有1923380册。农伟雄、关健文：《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7图书馆损失概况
中国的图书馆是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的重要目标。日本侵略者从“一二八淞沪事变”起，就开始破坏图书馆。在这次事变中，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四五十万册，“收藏之富，名闻海内外”，但在日机轰炸引起的火灾中化为灰烬，仅有1／7的藏书，因事先转移方得幸存。林尔蔚：《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1936年度到1946年度中国图书馆数年度图书馆数年度图书馆数1936—193718481942—194311351937—193811231943—19449401938—193911781944—19457061939—194010021945—19467041940—19418721946—19478311941—19421066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国图书馆事业受日本侵略者摧残之严重。全国图书馆数量也从战前的1848所减至战争结束时的704所，减少了62％。据台湾皮哲燕教授统计，战前大学图书馆藏书约590万册，抗战到1937年，损失图书约280余万册，可见损失之惨重。陈剑光、周文芳：《抗战期间中国高校图书馆之损失》，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另有统计，抗战时期，沦陷区和战区共损失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9所。损失藏书总数在1000万册以上，其中南京被破坏的图书馆43所，北平61所。谢灼华：《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的一份材料说：战前全国图书馆计有1848所，“抗战发生，图书馆事业受影响最大，或被摧残，或被掠夺……至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后虽逐渐恢复，据1943年之统计，全国亦仅有图书馆940所，约占战前5086%”。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1937年以来的中国教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1695。
图书馆的破坏和图书损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长沙合办临时大学时，中外文图书仅有6000册，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不得不与南迁长沙的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书籍管理部门商定供书办法。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只有48000册。
三、中国民间藏书之损失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图书典籍丰富，民间收藏颇丰，尤以江南为甚。个人收藏，也为日伪夺取的目标。私家藏书如浙江海盐、南浔、镇江、苏州等地，或被捆载而去，或失散无踪。上海王绶珊的杭州九峰旧庐入藏地方志3000多种，吴兴嘉业堂刘氏、常熟铁琴铜剑楼、苏州滂喜斋、天津木犀轩等著名私人藏书也都遭到劫掠。现以北平、浙江、江苏等地为例，作简要的介绍。
在北京，李鸿文被抢38000册；李维界被夺走7000册。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损失为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只身前往重庆，而留北平家中的书籍、古物悉被日军所掠夺，损失计有：普通书及杂志30000册，明及清初善本书6000册，抄本书500册，小说唱本3000册，史料500册，稿本书300册，信扎30000件，稿本及印本讲义2箱。
1938年3月，济南日本宪兵营接日本国内函，查抄陈名豫住宅，搜走宋版《淮南子》、元版《蔡中郎集》等中国宋元古版书13种。
至于南京民间藏书损失之惨，已无法考证。试举几例，大石坝街50号老中医石莜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宋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早年军阀孙传芳曾出价7万银元求购石家藏书，被石家所拒。此次被日军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两千余件。最后，整齐的三进宅院也被烧成废墟。又如中华门外卢冀野先生（原名卢前，国立编译馆大学用书编委会秘书，曾任《中央日报》某副刊主编），“其住宅内所藏书籍不下数十万卷多有旧籍，自其祖云谷太史遗留者，悉为倭寇焚窃”。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教育工作者个人收藏图书损失也为数不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市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记载，有金陵大学的王绳祖、李小缘、林尉人、范谦衷、倪青原、倪尚达、徐益棠、陈恭禄、陈纳逊、高文、张济华、崔毓俊、程淦藩、焦启源、潘廷光；中央大学的戈宗瀚、李学清、朱浩然、艾伟、金毓黻、吴蕴瑞、吴世昌、胡小石、耿以礼、孙本文、许士骐、陈正祥、张贵永、赵廷炳、蒋志超、缪风林、肖孝嵘、龚启昌；中央研究院及所属所的汪敬熙、岑仲勉、周仁、徐丰彦、张香林、傅斯年、郭宝钧、鲁子惠；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的姚渔湘、徐文珊、秦凤翔、盛学明、郑瀚吾；国民政府文官处的陈名豫；中国农民银行的梁庆椿、赵锡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曾昭燏；立法院的陈长衡；国民革命遗族学校的钱用和；合作事业管理局的寿勉成；中央图书馆的缪镇落；国立音乐院的储师竹；尚没有标明单位、但有地址或没有地址的吴慰祖、吴睿明、林本、俞厚田、俞熙祖、曾昭符、程式、杨世泽、赵廷为、杨琢如等68人的图书古物损失。如金陵大学教师孙本文损失中文书4267册，西文书800册，倪青原损失中西文图书8000余册（在金陵大学女生宿舍被劫），中央大学教师肖孝嵘损失图书5000种，龚启昌损失书1300余册。
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在香港遭劫。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
承明清两代江南私家藏书炽盛之风，民国时期浙江的私人藏书事业群星争辉，收藏丰富，珍籍汇聚。日军所到之处，则书楼毁塌、典籍湮没。平湖葛氏守先阁藏书楼，抗日战争爆发时藏书已达十余万种、四十余万卷，其中包括宋、元刊本及海内孤本四千余种，各地方志两千余种，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书画376轴。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平湖时，先后三次纵火焚烧，藏书及金石书画“劫前概未运出，尽为煨烬”。
龙游余氏寒柯堂，收藏其二十余年搜罗的典籍十余万卷，其中仅浙江省各府县乡村新旧方志即达四百三十余种。杭州沦陷时，藏书连同大量手稿被劫掠一空。其后，藏书主人余氏将藏书处改名为“劫余书寮”以志哀仇，并将劫余的八千余卷残籍缺典捐赠给家乡龙游县立图书馆。
诸暨陈氏授经堂，其藏书始于晚清，至民初鼎盛期已达30万卷，诸暨沦陷后，授经堂所存10余万卷藏书遭日伪抢劫焚毁，十不存一。
南浔刘氏嘉业藏书楼，系近代中国著名藏书楼之一。30年代初该楼藏书开始散出，但抗战前仍有十余万册。南浔沦陷期间，该楼一度成为日军驻所，后又遭日伪军多次骚扰，盗匪几番偷窃，损失不少。书楼主人刘承干1951年11月19日致函浙江图书馆时提及：“嘉业藏书楼庋书十余万册，以供专门学者参考研究。会遭倭寇肆虐，遂致停顿，藏书也散失一部分。”
杭州王氏东南藏书楼，藏书家王绶山不惜重金四处搜购，于1935、1936年托人在北平收集方志，“其选择之精为全国藏书之最”。所藏1100种方志中，有一二十种抄本或孤本，弥足珍贵。杭州沦陷后，所藏皆遭日军劫掠。
吴兴周氏言言斋，建于上海闸北寓所的藏书处，以线装古籍与西文书并重为特色。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书斋毁于战火，其中有中文古籍160余箱约3000种，西文图书16橱约5000册。
浙江不少著名文学家、学者的个人藏书亦惨遭劫难。
郁达夫藏书损失。郁达夫的藏书生涯始于中学时代。杭州沦陷后，其藏书全部被劫掠一空。郁达夫痛惜不已，每每将藏书损失与老母及胞兄的惨死、爱妻的离异相提并论。在《图书的惨劫》一文中，郁达夫写道：“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风雨茅庐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古籍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
丰子恺在桐乡石门镇缘缘堂藏书、茅盾在故乡乌镇藏书甚丰，也都毁于兵火。
上述列举的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只是冰山一角。诚如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中所言：“江浙两省，小藏书家比别处更多。藏书及数万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数十家以上，此次事起仓卒，大抵都不及搬走。这一笔文化损失的巨账，恐怕要数百年后才算得清。”姜丽华、袁逸：《抗战时期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江西图书馆学刊》第32卷第3期。
山西省沁县吴靖涛的“半野圆”藏书，元王卫家祠堂收藏的全套《渡世宝笺》木刻原版，城北关大悲寺珍藏的《鋼革是语录》木刻原版，清乾隆六年的《沁洲志》，光绪年间《沁洲复续志》的木刻原版920多块，华山老君堂、南里一如寺分藏的折扇式古版大藏经，清代诗人王省三的《草根轩诗抄》木刻原版200余块及王氏“巨槐堂”藏书等，这些珍贵文物典籍，都被破坏无遗。
在广州，私人藏书如南洲书楼徐信符的藏书，颙园陈协之的藏书，绝大部分没有搬走。日军搜括了颙园的书籍，其中有佛经一套达数十箱之多。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
有价值的地方性历史资料也会遭劫夺。如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四战时日军对中国图书的掠夺
1掠夺中国图书的组织机构
“同文同种”的日本侵略者，在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而大肆毁灭中国文化的同时，还公然掠夺中国的珍贵的图书典籍。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战败的中国夺取更多的文献和文物，曾亲自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
为了有效的对中国图书进行掠夺，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其主要有：
“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以A级战犯里见蒲为首，至日本投降为止，该组织共“购买”、劫夺25万册有关共产党及其活动的图书。里见蒲，1897年出生于福冈，1916年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院。后任天津日文报《京津日日》记者及主编。1928年改任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第四课的宣传工作，于1932年成立“满洲国通信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的指挥下工作。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国际审判法庭上受审。专事搜集“散乱图书”和文物的日军特科科“图书委员会”（1938年摄）
——采自《南京百年风云（1840—1949）》（南京出版社）
“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旧书。
“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成立，主要活动在华北一带。表面上是民间组织，实际是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
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
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该机构于1937年12月13日成立。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三个单位，由军特务部主持下组成，故全称“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其任务是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即限定在华中地区，故冠有“中支”字样日军的特务部等单位为骨干组成。
“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所组成。负责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
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组织。胡发贵：《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图书的劫掠》，载《民国春秋》1993年第6期。
2图书掠夺的个案——南京的图书“整理”
日本对中国图书的掠夺，是长期的、大规模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为。研究日本对中国图书的掠夺，意义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大都根据国内的资料进行研究，缺乏加害方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如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几亿人的流离颠沛，战后内战烽火又起，因此，图书损失的调查和统计，难以全面而翔实。对于加害方的资料，知之甚少。
如关于日军劫掠南京图书文物的情况，是从日本东京一位77岁老人青木实于1986年8月17日在日本《赤旗报》刊登《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一篇回忆，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甚至对这场浩劫的惊人数字产生怀疑。因此，运用加害方的资料进行确证，就十分必要。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严绍在任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期间，留意在日本的汉籍之考查，于1991年出版《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一书，该书第五章“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的劫夺”概要介绍了日本军队对南京的“文献扫荡”。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建民先生对此十分关注，并在国内介绍了他数度赴日访问期间所目睹的若干图书文献资料，深化了对日军图书掠夺问题的研究。赵建民教授介绍的资料表明，中国图书的巨大损失，完全是日本政府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为，是其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综合赵建民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以日军掠夺南京的图书之个案研究，揭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掠夺中国图书的真相。
为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1937年12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也称“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此外，还有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所组成的“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负责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1938年8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三省派出机关会议决定，上述机构解散，同时，于9月设立了“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并在其监督指导下设立了“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因此，原来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的工作，即由“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继承，图书整理等实务工作由“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承担。
占领南京后，“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在日军“通力合作下”，有计划地开展“文化大劫掠”，搜寻鉴定珍善本，送往日本。1938年1月22日，9名文化特务从上海赶来南京，对南京七十多处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进行调查。3月6日至4月上旬，他们在日军特务机关、宪兵的协助下，将搜掠来的散乱图书文献用卡车运往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内。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二百余堆图书像小山一样，堆积至天花板。参加此次行动的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卡车310辆次。然后，由专设的“图书整理委员会”，从满铁株式会社、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调集了有图书整理经验者，加上东亚同文书院的5名学生，一行二十余人在6月30日到达南京。从7月1日开始，至8月底结束，此次整理总共调集的整理员达1098人，军队士兵420人，苦力劳工1902人。经过两次图书整理，将60余万册图书，均按事先分类上架。直到1939年2月末，日本内阁的东亚研究所还派出后藤贞治、小川要一等10名研究员赴南京整理被劫图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日军在文化掠夺的同时，于1939年9月成立编译部，着手翻译、整理工作，并编出一系列目录，诸如“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目录”、“中国经济财政金融资料目录”、“中国水利资料目录”、“中国矿业资料目录”、“中国公路资料目录”等。他们文化掠夺的目的之一在于，掌握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等重要情况，为其占领中国作战略决策之依据。
对南京图书整理和劫收后，写就了一份《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报告》。该《报告》中的第五部分《图书整理报告》，详细记述了图书整理班子的组织、成员配备、所动员的兵力和苦力人数之众，以及整个整理过程中的分类纲要、整理纲目、语种以及数量等。从中可知，“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在南京的成员即专家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上野太忠、福冈重德、西村舍也、梅田洁、外山八郎、菊地三芳等7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大家令三、大佐三四五、田中清、吉植司、原田四郎、青木实、奎士元、徐炳南、津田六郎、与谢野麟等10人；东亚同文书院的小竹文夫、福崎仪太郎、寺田仪三郎、大森毅、岛善次朗、原光次等6人。此外，还有东亚同文书院学生野田久太郎、稻野达郎、市村克考、山元静夫、松浦春男，以及临时参加者合原忠。以上3团体共29人。
经整理后列出的分类主纲目共11类，具体开列为：
A洋书单行本，各类合计27740册；另外欧文定期刊行物（装订本）计17549册，未装订的定期出版物有：国际联盟出版物1924册、中国税务出版物1027册。
B．洋装本，总计160869册。计开：①总论6510册；②精神科学18090册③地理历史12424册；④政治外交18552册；⑤法律12117册；⑥经济11126册；⑦社会10587册；⑧自然科学7701册；⑨工学3861册；⑩军事6702册；产业14560册；交通906册；美术音乐画艺运动3202册；语学3076册；文学7660册；万有文库19194册；大学丛书1319册；文化史丛书281册。
C．定期刊行物（支那、日本刊行）：①公报11829册；②杂志11872册（支那杂志约500种，日本杂志约6500册）；③报纸，总数150余种（其中支那报纸约130余种，外文报纸15种）；④报告书类，装订良好、已上排架的，约1050册。以上所列的①②③④的各类定期刊行物，只是指已装订成册的，尚不包括大量尚未装订的在内。
D．汉籍，因数量众多，如按经、史、子、集四部，只能作出概数：经部3万册；史部12万册；子部5万册；集部10万册；合计30万册。当时，是按书目类、地理类、会典类、一般法律类、九通类、丛书类等，分别配列上架，为待后再作整理用，并列出了四部分类的子目。即：经部（易、书、诗、春秋、礼、考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传记、史钞、载记、时令、职官、政书、史评、地理、目录）；子部（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类书、小说、释、道）；集部（辞、别集、德集、诗文评、词曲），共计42项。
此外，尚有《清朝实录》约3000册、书画轴物4箱、8000卷旧楼藏本等，还未列入分类。
E．杂志：档案类（含国民政府档案、内政部档案、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特种出版物（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物）约80种、地质调查所的刊行物约40种。
中日学者研究得出，由25位专家负责清点分类出的图书文献计880399册。其中古籍42万册，多为善本珍籍，有宋版本400余种，有《清朝历代皇帝实录》3000多册，10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日本学者松本刚氏的统计数，参考了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的《抗战时期南京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南京一地被劫掠的图书就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帝国图书馆的85万册的藏书总量。
自1938年9月起，日本先后成立的东亚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帝大）、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京商大）、东亚风土病研究所（长崎医大）、东亚图书馆、民族研究所等机构，它们以亚洲和中国为中心，对中国的古典和现代课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了解中国的国情，建立殖民统治，确实发挥了作用。可见，对图书的劫掠确实是日本领土掠夺的扩展，也是对其他民族的生命和财产掠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整理报告》充分暴露了日本损人利己，灭他国而图自强的侵略本质。②赵建民：《从“图书整理报告”看侵华日军对南京图书的疯狂掠夺》，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究竟有多少图书古籍运回了日本国内，现在还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1946年3月20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向日本终战联络中央事务所发出命令，要求将公共搜集物及藏书的疏散、现在的位置及其状态迅速向司令部报告。此命令列举了从中国掠夺去的图书收藏在宫城、宫内省（含宫内省所管的帝室博物馆）、游就馆（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校、坪内纪念演剧博物馆、钱币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帝国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大学、大桥图书馆等17个单位。上述各单位究竟藏有多少战时从中国劫掠的图书，没有日本政府配合查证，那将是个谜。但我们知道，战后中国从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就追回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掠夺的珍贵图书古籍35000册。②
现在从东洋文库一处，就可以看到中国图书古籍在日本的惊人数量。东洋文库位于东京文京区，与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园林六义园相连。1917年，曾任中华民国袁世凯大总统府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乔治·欧内斯特·莫礼逊归国，他把在北京等地收藏的大批珍贵中外书籍，转卖给日本三菱财阀巨头岩崎久弥。岩崎久弥建立东方学图书馆。1924年，便由他发起成立了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扩大收藏范围。现在有藏书80余万册。印象最深者为：
莫礼逊旧藏。有清朝各帝典籍及明清两代官、私版文字、方言古籍500余册，17至19世纪以介绍中国为主的西文书籍、图册6000余种约24000部。有1485年（明成化21年）出版的意大利文《马可波罗游记》。其中有300余册日俄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对中国东北的地理山川、人文风俗的原始调查资料；
日本僧人河口慧海法师于民国年间，从中国西藏带往日本的藏文文献。刊刻印行年代均为元、明、清三朝，在藏学界有世界级精品之誉。其中大藏经达10373件，经外的政、史、文、医、农等类文献3100件。此外，1931年，日本浪人潜入西藏、蒙古，无偿劫走西藏藏经丹珠尔一部103函，蒙经甘珠尔一部102函，蒙文佛经225种，母珠尔一部225函，并于1936年在上海劫走满族镶红旗文书从雍正至清末的资料共2402函。《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抗战前后由原北平国立图书馆等公私藏家搜罗去的宋、元、明等朝的珍稀版本300余部。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书。难以释怀的是，这里有原江南陆氏“皕宋楼”所藏的罕见珍品。它于抗战时期由日本版本学家岛田翰斡旋，被陆氏后人卖给了三菱财阀。这批书经重新鉴定，有宋、元、明版各为约百余部。与这批藏书先后流入日本，并形成为一大特色的是，它拥有的一批中国明清方志、丛书和家谱族谱。该文库藏有中国各类方志、丛书四千余种，家谱族谱八百六十余种。方志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府县。
五中国图书损失统计概要
战时对图书损失的初步估算。1938年8月6日，夏颂明所作的报告估计，“以藏书的数量而论，南京53所图书馆除去10所不详外，其余43所共藏书1712238册，平均每馆约藏4万册。上面所列我国一年来损失的图书馆计共2166所，即使每馆藏书仅及南京每馆藏书平均数的十分之一——4000册计算，2166所即达8664000册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抗战一年来图书馆的损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报告，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0年3月，美国在华人士考察后出版了《日本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指出中国的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JAPANS CULTURAL AGGRESSION IN CHINA》，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946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认为，从七七事变起，东南各省图书馆损失书刊在1000万册以上。当时的估算，将留置在沦陷区而未及搬迁后方的图书均归入损失。
中国战后对图书损失经过调查和统计，于1946年编制《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查证了全国除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省外，中国的图书损失为：公方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私方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调查和统计是不完全的。现将三市六省的图书损失列表如下：省、市公共图书损失（册）私家图书损失（册）南京88646153118北京448957137471上海26471525726江苏6185170419浙江3940031213湖南222769077湖北10486793917福建96833576广东6240081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