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子生平和《墨子》全书的结构在西周官学和诸子私学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墨子和墨家学派是代表社会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思想。如果说，孔子的儒家带有没落贵族士的特征，他们在对西周官学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以“仁”、“礼”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力图在新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那末，墨子及其学派则明显带有上升庶民士的特征，他们强烈要求保护新兴的小生产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墨子及其许多弟子本身都是手工匠出身，“墨”的原意是使用绳墨之木匠。①他们直接参加了生产实践，生活在社会下层，以节俭自苦为乐。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动荡中，原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解体，工商食官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各种个体手工匠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阶层，贩运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个体工业的繁荣。
个体手工匠和小农作为小生产者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要力量，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中的佼佼者通过学—→士—→仕的途径，登上了政治舞台。墨子和墨家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社会背景下崛起的，代表小生产者所理想的社会。
（一）墨子生平墨子的生卒年代和国籍是一个聚诉未决的疑案，连一代史家司马迁，作《史记》广求精审，集采极博，先秦诸子多列言行为传，而于墨子只在《孟子荀卿列传》末附缀24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连生卒年代都不清楚，事迹几不可考。《汉书·艺文志》也只大概地说：“墨子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注》稍微确切一点：“公输般、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孙诒让在《墨子閒诂》中根据《墨子》53篇记载的历史事件为参证，认为，“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92年），当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①按公历计，孙诒让认为墨子的生卒年代约是公元前468—387年。
梁启超根据墨子所曾接交之人来推定墨子的生卒年代，认为，“要之墨子之生，最晚不能幼于公输般三十岁（公输般之生，最晚亦当在孔子卒前十年。）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於郑繻公被弑之后三年（公元前390年），最晚不能晚于吴起遇难之年（公元前318年）。卒年既大略考定，持以上推其生年，使墨子老寿能如子夏者，则亦可上逮孔子也。”所以，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间，公元前468至459年），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孔子卒於公元前479年）。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到廾年之间，公元前390至382年），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①按公历计，梁启超认为墨子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463年—385年（前后误差5年）。
钱穆根据墨子与公输般的关系，墨子与孔门弟子年岁的比较，墨子与楚鲁阳的关系及《墨子》中《耕柱》、《贵义》、《鲁问》、《公输》五篇所 记载的墨子言论行事考订了墨子的生卒年代。按公历计，钱穆认识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79 年，约卒于公元前394 年（生、卒年份至迟不出10 年）。
② 侯外庐等酌定墨子的生卒年代为周敬王三十年（孔子卒前10 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按公历计为公元前490——403 年。
③ 任继愈认为：“墨子的生卒年虽难以确切断定，但是可以考其大略。止楚攻宋应是可信的历史事件，它发生在公元前445—440 年之间，此时的墨子当在壮年（太老不能长途跋涉，太年轻不能有弟子三百人），再结合其他资料推断，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80 年，约死于公元前420 年，他孩童之年当是孔子老死之时，其主要活动年代在战国之初，止于韩、赵、魏三家正式分晋和田齐代姜齐之前。”① 根据各家考证和现有史料要精确断定墨子的生卒年代是不可能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各家考证的生卒年代，其误差约为20 年左右。这些考证和史料也大致勾画了墨子所处的时代和主要活动年代，对深入理解墨子思想及其时代背景是很有必要的。
墨子上逮孔子，下接孟子，墨子思想作为儒学的一个对立面，是在直接和儒家思想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儒家从孔子经曾子、子思到孟子正是一个发展上升的过程。前期儒墨的对立，表明了孔子开创的“有教无类”的私学的深入发展。不仅西周官学成为社会思潮批判的对象，而且对西周官学采取温和批评态度的孔子儒学，墨子对其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儒、墨两派直接的思想斗争为以后的百家争鸣准备了舞台。义利、古今、礼法、天人、名实等诸子共同关注的时代命题正是由孔墨之争为起端的。
墨子成年和活动的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453 年前后二、三十年。这个历史时期以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晋地为标志，说明自平王东迁以来，政由方伯的政局继而发展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天下恶乎定”，①战争频繁，社会的宗法关系和等级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这为士、庶阶层的活跃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形成了“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的状况，不管国籍，不管出身，不管贫富，有才能者，遇机会一跃而成为将相，这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的墨子及其学派，才能“徒属弥众，弟子弥丰”，②“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③成为当时唯一能与儒学相抗衡的显学。
在孔子时代，虽然周室衰微，僭越多见，但“尊周”仍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子，“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攘夷”仍是各诸侯争霸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到了墨子时代，兼并战争成了政治斗争的全部内容，耕战成了各国的基本国策。足兵足食，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生死存亡的危机迫使各国相继变法，实行政治改革。这实质上是社会各阶级相斗争的结果。这种政治变革有利于士庶阶层突破血缘门第的限制而进入仕途政界。这点也正是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的墨子学派能显赫一时的社会原因。
墨翟是宋人，还是鲁人，亦是一个纷讼未决的问题。孙诒让引了关于记载墨子是宋人的文献有：葛洪的《神仙传》，《文选·长笛赋》，李注引《抱朴子》，《荀子·修身》，杨注和《元和姓纂》。其中《元和姓纂》说：“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①杨向奎认为《元和姓纂》的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一直到南北朝时还有姓墨台氏者。《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后有目夷氏，《广韵》“夷”字注，以为 是宋公子目夷后。“目夷”也作“墨夷”，“翟”与“夷”古音可以通假，“墨翟”可能就是“目夷”之别写。②.. 顾颉刚曾比较系统地考证了墨子是宋人。现将顾颉刚的论述转引如下：
③我们以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姓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按《史记伯夷列傅索隐》引应劭说：“（孤竹）盖伯夷之国，君姓墨胎氏，”又《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孤竹，..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是知伯夷姓墨胎。《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说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则以墨子为孤竹君之后，由墨台（胎）缩短为墨姓的。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说：“考《北周书怡峰传》，云‘本姓默台，避难改焉，’则‘台’即‘怡’字，作‘胎’非也（原注：台有胎音，故误。）”据此，则“台”应读作“怡”，直到南北朝时还有姓墨台的。又考史记殷本纪，殷后有目夷氏。《潜夫论志氏姓篇》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广韵》《六脂》“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则公子目夷之后为目夷氏。这个目夷氏又作墨夷氏，世本说：“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宋襄公子”当是“宋襄公兄子”的传讹。《通志氏族略》又说：“墨台，宋成公子墨台之后，”此“宋成公”当是“宋桓公”之讹，则“目夷”直作“墨台”，与伯夷姓合。《左传》僖八年载宋太子兹父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兹父说“目夷长且仁”，目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这颇与伯夷叔齐相互让国的传说相似。论语也说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伯夷与目夷让国的事既甚相近，姓又相同，即名也有一半相同，也许即是一个人传说的分化。目夷居长，所以称作伯夷；叔齐当即太子兹父。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
论语正义引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则墨怡亦可去其下一字而单作墨。这可证墨子的受姓之始。又墨学与宋人思想多合，俞正燮说：
墨者，宋君臣之学也。..记曰，“天子命诸侯教然后为学。”宋王者后，得自立学。又亡国之余，言仁义或失中。管子书立政云，“兼爱之说胜，则士率不战，”立政九败解云，“不能令彼无攻我，彼以教士，我以敲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如此正宋襄公之谓。左传公子目夷谓襄公未知战，“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兼爱非攻，盖宋人之蔽。吕氏春秋审应云，“偃兵之义，兼爱天下之心也。”据左传襄公殁后，华元向戌皆以止兵为务，墨子出，始请守御之法，不如九败解所讥。墨子实宋大夫，其后宋牧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战不利。有是君则有是臣，..墨为宋学明也。
（《癸巳类稿》卷十四《墨学论》）冯友兰先生也说：
宋为殷后，在春秋列国中文化亦甚高。《汉书地理志》曰：“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史记货殖列传同》）。惟宋人重厚，故在当时以愚见称。.... 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殷，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所谓“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必在宋人重厚多 君子之环境中乃能发展。且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亦墨子强本节用之说所由出也。（《中国哲学史》上卷第五章[一]《论墨子学为宋学》）据他们说来，兼爱，非攻，节用都是宋人思想与宋俗。其实明鬼也是宋俗，《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襄公用郑子于次睢之社，欲以蜀东夷。
杀人媚鬼，这种极端野蛮的宗教行为，在春秋时，也只有东南方一带的人使用过（昭公十年又记季平子用人於毫社，胡适之先生说：“用人祭社，似是殷商旧俗，”语见《说儒》一文。）又《商书》《盘庚》三篇露骨地表示着商人迷信祖先神灵的思想，与《周书》所表现的周人宗教思想颇不一样，墨学与宋俗实在太接近了。
孙诒让持墨子鲁人说。他认为，持宋人说者，“此盖因墨子为宋大夫，遂以为宋人。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又《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为墨子为鲁人之塙证。”①.. 张纯一在《墨子集解·墨子鲁人说》又举证进一步确认墨子为鲁人，“《非攻》中篇，东方有莒之国者，莒在鲁东也，《贵义篇》曰：‘北之齐至淄水，不遂而返’，鲁在齐南也..《鲁问篇》鲁君与墨子问答者再，设非鲁人何不云游于鲁见鲁君耶？又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观此鲁人，必居距墨子不远。又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显见墨子居鲁北境，故曰南鄙，曰闻而见之，不甚远故也。..《备梯篇》曰：‘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块脯寄于太山，灭茅坐之。’太山即鲁北境也。..《淮南子·记论训》曰：‘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凡此皆是为墨子是鲁国人之确证。”以上大致是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的基本依据。平心而论，用这些材料说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未必铁证如山。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区别的，即祖籍、出生地、居住地这三者并不是一回事。如孔子祖上宋国没落贵族，生于鲁，长于鲁，后又周游卫、宋、陈、蔡、齐、楚等国。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局比较动荡，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的情况下（如贵族败落，战争避乱，游士、商贩的长途周游），精确断定墨子的出生地或那国人对探讨墨子思想的意义不是很大，况且现有的史料也很难证之凿凿。如果说，这些史料证明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尚不充足，但也可大致说明两点：一、墨子的先祖是宋人。二、墨子长期的居住地是鲁国。鲁国是姬姓封国，周公旦之子伯禽是其开国君主。鲁国享受着“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①的特权，具有较为浓厚的周文化传统。墨子长期居鲁对墨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鲁国在春秋时有“周礼尽在鲁”的雅誉，墨子在鲁国受到周文化的熏陶，“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②鲁国又是儒家的发源地，墨子青年时代在鲁国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③这个学术渊源对墨子思想的形成来说有几重意义：其一，正因为墨子曾系统地学习过周礼和儒学，才使他能有的放矢地批判周礼和儒学，从而形成与儒学相抗衡的思想体系。其二，墨子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于《诗》、《书》之教深有修养，也应得益于此，为他建立自己的学说和聚徒授业准备了知识基础。
从《墨子》所记载的墨子行踪看，墨子的政治、社会活动是带了众多弟 子，以集团方式大范围地在各国奔走、游说，宣传和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
墨子“生于鲁而仕宋，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①所以，人称“墨子无暖席”。从可考的事件看，墨子一生的主要业绩有：
止楚攻宋。这是墨子一生最光辉的成功之举，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45—440 年，墨子此时正处壮年。《公输》篇记载，公输盘为楚国建造攻城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一消息，从齐国出发，裂裳裹足，日夜兼程，十天赶到楚国都城郢。墨子先与公输盘论辩，用兼爱非攻之理折服公输盘，又在楚王面前阐述兼爱非攻之说。然后，墨子与公输盘在楚王面前进行一场攻防战。墨子以身上的革带为城，以小木版为器械，公输盘用9 种方式攻城，都被墨子瓦解，公输盘用完全部攻城机械，而墨子的守城器械却乃有余。最后，公输盘想杀掉墨子，以达到攻宋的目的。但墨子有备无患，告知楚王和公输盘，自己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自己制造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上严阵以待。这样，楚王才被迫放弃攻宋的企图。《耕柱》篇、《鲁问》篇记载的，墨子劝阻鲁阳文君攻郑、攻宋，也都是应用了兼爱非攻的学说。
献书惠王。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39 年左右。《贵义》篇记载了墨子南游到楚，献书给楚惠王，②惠王称赞为良书，表示虽不愿按墨子之道得天下，却表示愿意养象墨子一样的贤人。对此，墨子拒绝，认为“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这和《鲁问》篇记载的墨子说越王的态度相一致。越王准备封地五百里以请墨子到越国教越王。墨子表示，如果越王听我的话，用我的道，那末我就去越，只求食能果腹，衣能遮身，并不为封地赏赐。如果越王不听我的话，不用我的道，而我去越，等于是出卖我的思想和主义，那我决不去越国。墨子在献书时，批驳了诬其学说为“贱人之所为”，不适合至尊至上的楚惠王的论调。墨子认为，只要可行，有益于天下，那末贱人之所为同样是圣王之必需。
居鲁与儒者辩论。《三辩》、《耕柱》、《公孟》等篇记载了墨子与儒者程繁、巫马子、子夏子徒、公孟子等围绕着礼与乐、言与行、述与作、义与利、形式与内容、丧服与从事等问题展开了辩诘。墨子在论战中批驳了儒者的观点，阐述、论证了自己的学说和主张。特别是《公孟》篇，通篇都是与孔子之徒公孟的论战。在论辩中，墨子直接抨击了儒者的言行，认为君子为了天下之利应不避祸危，必以谏。批评儒者先服后行，墨子认为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归根结底应看行为的效果。反对儒者必称古言、古服和丧服三年之礼仪，墨子认为丧服时间太久会妨碍社会的生产，废弃了人们的各种工作，指责儒者之道足以危害社会，丧失天下。
（二）墨学渊源墨子所开创的学派，所形成的系统的学说、理论是空前绝后的。它反映了社会激烈变革时期新兴的，刚刚脱离等级宗法束缚的，处于上升趋势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研究墨子学说产生的社会基础对把握墨子思想的基本脉络固然是相当重要的（如研究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政治、经济、思想的现实需要等等）。但是，分析、考察、探讨一下墨学的学术渊源，对明确其源流，辨其得失之因，考其兴衰之缘，乃可另辟一径，达到对墨子思想的深入认识。
古文献中有关墨学渊源的记载，大略有以下数条：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① 墨子称道大禹，认为“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②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背周道而用夏政”。
③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④ “盖墨翟，宋之大夫”。
⑤ 这些史料大致揭示了墨学的三个渊源。其一源于尧舜禹之道。其二源于周礼。其三源于宋俗。根据对现存的《墨子》53 篇及相关史料的分析，墨学的这三个渊源的说法都有其根据。下面作一简略的分析。
尧、舜、禹的时代是氏族部落的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有两点是基本可肯定的。其一，部落的首领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一定方式举荐出来的，这就是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制度。根据《尚书·尧典》等篇记载的传说，尧在帝位时，咨询四岳（类似部落首领的元老会议），四岳推荐舜作继位人，经过考验，舜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后来，舜以同样方式让位于禹。《论语·尧曰》也记载了尧、舜、禹之间禅让的传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禅让制度当有所据，战国时仍有遗风。例如，《吕氏春秋·不屈》篇记载，“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魏惠王效法尧想让位给惠子，惠子却学许由而谢辞。《战国策·燕策》记载燕王哈效法尧舜禅让的历史。燕王哙让位给大臣子之，结果酿成国内大乱，诸侯干涉，事败身亡的大祸。尧、舜、禹的禅让之说是墨子尚贤说的直接来源，“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①墨子所述的古代圣王从百姓中举贤才的故事和墨子的尚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②“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③墨家组织领袖的产生是实行一种巨子制的举荐方法，“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④《吕氏春秋·上德》篇曾记载，墨家巨子孟胜在以身殉义之前说：“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说明在墨家内部是以举贤继任的方法来解决墨家领袖的继承问题。这和尧、舜、禹禅让的故事相一致。墨家钜子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献身救世的精神也是直接继承了墨家所讴歌的沐雨栉风，日夜不休，为民操劳的夏禹作风。
原始公社的大同思想对墨子的理想社会的思想也有直接影响。《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关于大同社会的描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范文澜认为这段话讲的是禹以前的社会情况。
① 这个论断与《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论及周礼的话相对勘，可得到佐证。“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大道行，天下为公；大道隐，天下为家。这两种社会情况相对比，可说明《礼运》的大同思想确是描述了 周礼等级宗法社会以前，原始公社的社会状况。
这种原始公社大同思想影响到墨子的，就是墨子兼爱的社会理想。下引有关墨子兼爱思想的数条文摘，将其与《礼运》大同思想相比较，可见两者如出一辙。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②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③ 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④ 墨子早期学习儒学，系统地受过周礼的教育，又长期居住在周文化传统浓厚的鲁国。他熟悉周礼和儒家经典，受周文化的熏陶是自然之事。《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义废，诗书缺”，而现存的《墨子》53 篇中，据罗根泽在《诸子系年》的统计、考证，引用《诗》者有12 处，引用《书》者有32 处，引用各国《春秋》者有4 处。墨子对于儒学及周文化的修养无论在文字或义理上都具有学者的水平。墨子引《诗》、《书》、《春秋》，文句多以通俗化的解释，这和墨学的平民化的特点相适应。虽然，后来墨子因儒学、周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终于“背周道而用夏政”，成为儒学的背叛者和反对派，但儒学和周文化在墨子的思想上也打下了烙印。《亲士》、《修身》、《所染》3 篇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治墨者一般都认为是后人伪托，或后期墨家学儒后的作品。从墨子出于儒而反儒的思想发展过程看，这3 篇作品正是墨子受儒学影响的早期著作。韩愈在《谈墨子》中主张儒墨合一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①虽则韩愈没有认识到儒墨的根本对立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对立，但孔子的仁者爱人，惠民德政，知人举才，修身正身等等人道主义对墨子的兼爱、尚贤、修身之言行确有其影响。墨子正是运用了孔子学说及儒家典籍的思想材料重新构造了自己的学说和理论。
从天子失官，学在四野，官学下私人的变化过程看，孔子第一个对周王朝的各种官学及典章制度进行学习、研究、损益和改造，并提出自己的学说，进而聚徒授学，开创了私学。墨子作为由庶民通过学而上升为士的学者，其接触的学问、知识不外是两个渠道，一是西周失落的官学，二是孔子开创的儒学。墨子正是通过对周礼和儒学的学习，才打下了具有学者和一代宗师资格的文化知识基础。墨子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来说，他们所能利用的文化遗产只能是儒学和周文化。
宋人是殷商遗族，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①虽然因文献不足，不能以宋来论证殷礼，但宋俗中留有殷商遗风。
所以，孔子又说：“我欲观殷道，故之宋”。②1978 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一对宋景公为其妹陪嫁的青铜。铭文中宋景公自称“有殷天之唐（汤）孙”。③这证明宋国封君确是殷商王族后裔。墨子先世为宋人。在宗法关系很强的时代，宋国习俗通过家庭、家族的途径是会影响到宋人后裔的墨子的。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④明鬼尊神当是宋俗。这与墨子大谈明鬼、天志，将他们作为一种威慑恫吓的手段有一定的联系，“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师鬼”。
⑤ 墨子极力鼓吹的“桐棺三寸”的薄葬，托之于夏禹，但据吕思勉在《吕 思勉读史札记·桐棺三寸非禹制》一文中考证，认为“木为棺椁实始于殷”，“盖墨子斟酌时俗所制之古圣王所制，又云禹之行事如此，皆托辞也”。
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的习惯，表明了在王位继承制上殷、周的差别。兄终弟及是重母统的表现，说明在殷商时代还有母系社会母权制的遗风。《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欲用《坤乾》之义观殷道，“我欲观殷道，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以坤（主地，主阴）为首，《周易》以乾（主天，主阳）为首，说明《坤乾》重母统，《周易》重父统。用《坤乾》之义观殷道，正说明殷商社会母权制的存在。《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宋为殷后，兄终弟及的母权制的遗风在宋国国君继承问题上仍存在。《史记·宋世家》记载，“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和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对此事，儒家认为立弟是祸根，“宋人祸宣公为之”。①孟子斥墨子兼爱无父为禽兽，是基于用重父统的周礼批评重母统的殷道。儒家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政之根本，②这正是周公制礼的核心。立嫡立子的周制的确立，表明父权制完全取代了母权制，阶级关系支配了血缘关系。
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族权必须服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君权，所以，天子、诸侯无宗法。《礼记·大传》说：“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谷梁传·隐公七年》也说：“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君臣关系统治血亲关系。这样看来，墨子在血亲基础上的兼爱主张留有殷商母权思想的遗风残迹。
宋国在春秋时代是一个小国、弱国，又处楚晋争霸的必经、必争之地。
因此，战争不断，兵祸连年，宋国吃尽战争苦头，生产荒芜，家庭离散，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宋人当然特别希望和平，弭兵息战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春秋时期仅有的两次弭兵大会都是由宋国倡导，并在宋国举行。公元前579 年，“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盟于宋西门之外”。①公元前546年宋左师向戍提出举行弭兵盟会的倡议，晋楚等大小14 个国家盟于宋蒙门之外。宋人的和平弭兵的强烈愿望对墨子的非攻主张有直接的影响，墨子率徒止楚攻宋就是和平弭兵的范例。
（三）《墨子》的结构先秦古籍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多难确定，《墨子》一书也不例外。这给认识墨子思想及墨学流派的演变带来一定的困难。对《墨子》一书的结构作一比较分析，尽可能地确定其真伪和讹误，是系统研究墨子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对《墨子》一书的辨正、分析应考虑到两点：一是先秦古籍，特别是先秦诸子各书，大都由弟子或再传弟子等转碾抄写、传授而逐渐形成的。这样一个传授过程中，出现后世的语言、文字、称谓、习惯、事件、观点和转抄中的以讹传讹的文字错误在所难免。二是，不应该以语言文字等细节上的时代差别来否定总体上与所处时代的至当不易。
《墨子》一书现存53 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以篇言而不言卷数，可见汉代所藏的《墨子》当是竹简。竹书藏久易脱烂，重新整理，不免会有脱简、错简之误。从现存的经、说四篇来看，脱简、错简之多，使书几不能读。《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 翟撰”。以后的《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墨子》十五卷，墨翟撰”。宋代《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墨子》十三篇”。《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国史经籍志》皆著录：“《墨子》三卷”。宋濂《诸子辨》称：“《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号曰《经》，中卷、下卷号曰《论》，共十三篇”。可见在宋代有三卷十三篇本和十五卷并行于世。
现存的《墨子》15 卷只有53 篇，佚18 篇。在佚失的18 篇中，有存目的是《节用》下，《节葬》上、中，《明鬼》上、下，《非乐》中、下，《非儒》上、中，共9 篇。①另佚失的9 篇都是关于守城器械和方法的论述，孙诒让考证其中6 篇的篇目应是《备钩》、《备冲》、《备堙》、《备空洞》、《备轒辒》、《备轩车》。
对现存的53 篇其真伪及成书年代，治墨各家划分的标准及根据不一，看法也不尽相同。分歧最大的是经、说上下及大、小取6 篇的作者是谁。有的治墨者认为，这6 篇的作者是后期墨家，此说以孙诒让、侯外庐为代表。有的学者认为经上下是墨子自著，而经说上下，大、小取则是后期墨家所著，此说以梁启超、高亨为代表。有的则认为这6 篇都是墨子自著，此说以鲁胜、毕沅、詹剑峰为代表。治墨各家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墨子曾著过书是一个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墨经》四篇（经、说上下）是墨家的基本典籍，类似墨家教义，虽在转辗抄写、传授的过程中不免有后学增益，但基本应是墨子原著。《墨经》四篇当视为墨子自著，理由如下：
其一，《贵义》篇记载，墨子曾献书惠王，惠王称为良书。①墨子作为一家宗师，所献之书当然是墨子自著的，是墨家的基本经典。后来楚威王又曾读过墨子的书，认为“其言多而不辩”。②这个断语和《墨经》四篇（经、说上下）的内容、形式十分切合。经、说上下四篇辞句精炼，内容丰富，所以可称“言多而不辩”。四篇的内容涉及到墨家的各门学问：政治、经济、科技、哲学、道德，它们包括了墨子思想的三大基本倾向：经验向理论过渡的科学倾向，兼爱、重利的政治倾向，言必信，行必果，言行合一的道德倾向。这三个思想倾向就是后期墨家因彼此取舍不同，而分成墨家三派的思想基础。
其二，《庄子·天下》记载，后期墨家“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即是墨家各派俱诵的经，当然应为墨子自著。从现存的《墨子》53 篇看，只有经、说上下四篇才具有作为墨家教义——经的特征。内容丰富才会取舍不同，辞句精炼才能增文解经，以己说附经义，各行其事，相互攻讦为别墨。
其三，从经、说上下的体例看，有两个特点：一是由梁启超首先发现的标牒字体例。《经说》和《经》的条文一一对应，《经说》每一条的第一个字（或第二个字）总是牒举它所要说明的那条经文的首一字（二字）或其中某一个特殊的字，这是《经》、《经说》四篇的公例。二是由晋鲁胜发现的经、说结构。治墨者一般都认为“引说就经”的方法是鲁胜创造的。其实不然，鲁胜自己也认为，“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即经、说相应是原有的结构，只不过鲁胜以引说就经的方法整理了《墨经》四篇，“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①《墨经》四篇体例、结构上的这两个特点，使《墨经》具有一种教科书和教义集成的性质。例如，经上各条大都是墨学的基本定义和原理，经下各条多是以这些基本定义和原理为基础，推理、论证墨子学说，而经说上下则是对经文的一 种诠释和引伸。《墨经》的作用正如鲁胜所说的，“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经》四篇既是墨家奉行的经典，又是传授墨学的教科书，使墨家作为一个有严格组织性的集团具有一致的思想基础。它们对墨家成员具有约束力，这也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墨家集团所必需的。
其四，经、说上下四篇是墨子亲自著定或口授的微言真谛，它们的内容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架。例如，“功，利民也”，②“义，利也”，③“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④“不知其所处，不害爱之”，⑤“仁，体爱也”，⑥“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⑦这些基本命题大致构画了墨子兼爱、尚利思想的基本内涵。《经上》关于“知”、“虑”、“仁”、“义”、“礼”、“忠”、“孝”、“任”、“勇”、“利”、“害”、“功”等定义不仅与《墨子》各篇的思想与论点相一致，并且被进一步阐发了。
经、说四篇关于数、形、力、光诸门自然科学的理论认识，一方面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以定义、命题、经验定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初步理论形态，这为墨家科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墨家在机械制造，特别是守城器械制造方面的知识基础。
经、说四篇的一些条文确定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墨者的行为准则。“令，不为而作也。”①“法，所若而然也。”②“勇，志之所以敢也。”③“志行，为也。”④等等，这些行为准则特别为墨家游侠派所奉行并被其所发展。
经、说四篇也大致框定了墨者重实践、重逻辑的认识、思维、论证的方法。“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⑤“取去俱能之，是两智之也”，⑥ “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⑦这种思维、认识方法作为墨者认识事物的有效手段和论辩工具，充分表现在墨者的社会政治思想、科学思想、道德思想的论说和实践之中。如《小取》篇阐明了墨子的论辩之术，它是以墨子的各种定义、判断和推理构成了墨子的辩术，《大取》篇则以墨子的辩术论证了墨子的兼爱之道。
经、说四篇不谈鬼、神，这和先秦诸子对墨子的评议也相吻合。
从经、说四篇的内容和墨子思想的基本倾向、基本方法相对勘，可知，只有经、说四篇才具备作为墨家经典教义的资格，而其他各篇是不具备的。
所以，作为一家宗师的墨子所著之书必定是一种墨家的基本典籍，它规范了墨者的基本思想和行为。从《墨子》全书现存的53 篇看，只有经、说四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才有资格作为墨家的基本典籍。所以，经、说四篇基本为墨子所著或口授应是可信的。
至于说《墨经》四篇所论及的坚白、同异、名实、有穷无穷、火不热、影不动、五行相胜等问题是战国中后期所热烈讨论的，以此作为《墨经》晚出的论据也大可商榷。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命题应该是伴随着春秋末年学术下私人的过程而产生的。由于社会秩序剧变，思想解放，对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解释、探讨，特别是对现象背后原因的追根寻底的探求更会引起私学的兴趣。这种探求和解释必然会引起诸子私学各家的争论和辩诘，所以墨子会有三表法。辩诘的学风，辩说的产生应和诸子私学同时兴起，前者是后者必然的副产品。所以，坚白、同异、有穷无穷之类的问题是必然会碰到和探究的。例如，孔子已提出坚白问题，“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坚白并举，说明当时已有关于坚白问题的讨论了。老子的学说也已涉及了无穷有穷和同异问题。老子认为各种“有”是有限的，而本源“无”是无限的，有限的“有”生于“无”又归于“无”。老子又认 为各种“有”是异，但又同于“无”。当然，这类问题刚提出的时候并不象后来名辩思潮所争论的那样明确。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潮只不过是惠施、公孙龙等名家重新掀起的一个高潮。另一方面，从逻辑形式的角度看，惠施、公孙龙等名家提出的坚白相离之类的命题都是反命题，都应是对墨子提出的正命题的反诘。正如，墨子提出的五行毋相胜的反命题是对春秋时代五行相胜命题的反诘。正命题提在前，反命题诘于后，从逻辑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看，也应如此。
论证了经、说四篇是墨子亲著的“墨经”，是墨子思想的微言真谛，则《墨子》全书结构的分析就有了基础。现存《墨子》全书53 篇可分经、辩、论、述、技五个部分。
经：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共四篇。经、说四篇概括了墨子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和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
辩：包括《大取》、《小取》两篇。《小取》专讲名辩的理论与方法，《大取》则以墨子的辩术来论证墨子的政治思想。
论：可分通论和专论两部分。通论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共7 篇，是一般论述墨子关于道德修养，人格完善，思想方法和社会思想的论文。专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共11 篇。每篇分上、中、下，应共有33篇，现存24 篇，佚9 篇，是分专题论述墨子的基本思想。每篇的上、中、下大同小异，可能是墨家三派由于抄写，传授各有系统而各有所本。
述：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共五篇，都是记载墨子的言行，是墨子生平的第一手史料，反映了墨子的思想。
这五篇有可能是墨子的第一代弟子所记载的。
技：包括《备城门》等20 篇，都是专讲各种守城技术和兵法的，现存11 篇，佚9 篇。这和墨子的非攻的思想和止楚攻宋实行非攻的实践相一致。
《墨子》的辩、论、述、技这四部分，有的是墨子亲著或口授；有的是弟子整理记录，其中有弟子的损益或传抄之误；也可能间或有后人窜改、讹误。但是，这四个部分基本上反映了墨子的思想言行，可作为研究墨子思想的史料。所以，研究墨子的思想体系基本上应以《墨子》现存的53 篇为基本材料，以此为据，力图构画出一个历史的墨子及他的思想体系。
二、墨子是工匠和学者的结合（一）诸子对墨子评价的分析墨学作为先秦显学，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必然会受到其他各家的评议，或褒或贬，见智见仁。作为一个反映侧面，这些评议对分析墨子思想和墨学具有较大的客观性。先秦诸子对墨子的评议没有因历史年代的差距而造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隔阂和讹误。虽因观点、立场的不同而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因处于同一时代，所以失真度较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墨子思想的基本倾向。孟子说：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①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①.. 庄子说：
（墨子）不侈於后世，不靡於万物，不晖於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②.. 墨子汜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③..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④.. （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⑤..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胧，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⑥.. （墨家）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①..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②.. 骈於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於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也。③.. 有儒、道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④.. 《管子》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⑤.. 荀子说：
（墨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谩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具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⑥.. 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⑦.. 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①..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②.. 墨子..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赏罚不行，..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万物失宜，事变失应。③..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④.. 夫有余不足非天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⑤韩非子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的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⑥.. 墨子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①.. （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②.. 博学辩智如孔墨。③.. 今儒墨皆称先生兼爱天下，则视民如母。④.. 《吕氏春秋》说：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木教导天下。⑤.. （墨子弟子）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
⑥ 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
⑦ 孔、墨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
⑧ 以上摘录的是先秦诸子对墨子和墨学的基本评价，各家的出发点虽不同，但评价的基本面大致相似，不离墨子思想的主流和墨家学派的状况。
其一，都肯定了墨子学说的影响相当广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墨家学派鼎盛时期信徒众多，且显赫一时，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奠基人。
其二，指出了艰苦奋斗，勤俭自苦是墨家的一贯之道，这点正是个体小生产者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生产工具水平低下的时代，没有吃苦耐芳的精神，要想从事各种相当劳累的手工艺生产是不可能的，而谋取生之需求，个体小生产者在繁重的劳动中磨炼出这种吃苦的意志。墨子本人会制造车輗，也是一个手工业工匠。墨家是一个以巨子为首的宗教式的组织集团。其成员具有赴汤蹈火，不怕牺牲，以利天下的精神。言必信，行必果是其行为道德的准则，对理想社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虽枯槁不舍，至死不渝，所以“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其三，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内容的兼爱思想，反映了墨子从维护小生产者利益出发的阶级倾向，他反对君臣、社会等级，反对富贫不均，有余不足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非攻，反对战争是墨子兼爱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
其四，指出了墨子学派的禁欲自苦的行为准则和平均兼爱的政治主张既不适合社会对物质生活享受要求不断提高的心理，也有碍于现实社会对国家权威，等级秩序的需求和政治统治的建立，认为这是墨子欲行大道而于世不成的原因。
其五，诸子对墨子的评议皆不论及《墨子》书中所存的天志、明鬼的思想。这说明天志、明鬼的思想对于墨子及墨家学派来说只是宣传主义，传播思想的一种形式，而且不是一种主要形式，主要形式是身体力行的榜样作用。
所以，这一旁证也可说明天志、明鬼不是墨子的真实思想，更不是墨子思想的主流。
分析一下诸子对墨子思想的评议，可以看出在先秦诸子眼里，墨子的学说是役夫之道，且墨子和墨家成员多数是手工匠出身。因此，他们所关心的首先是物质生产、农耕、织絍、工匠手艺是他们喜欢谈论的事情，也经常以农、织、工之事来喻证自己的学说、观点。对物质生产的重视是个体小生产者谋生的切身经验，他们自然明白不从事物质生产，衣食住行的生活资料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的物质利益，强调功利，注重实用就自然成为墨子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劳逸不均，贫富不匀，劳者贫困，逸者富贵，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理象对个体小生产来说是最敏感，也是最感愤恨的事情。绝对平均主义自然成为小生产者所固有的思想特征，充满普遍的爱的大同世界是小生产者最易产生，也最易接收的社会理想。这种大同思想是损有余益不足的平均主义，是仅以满足温饱，节制享受的禁欲主义为基础的，这点和儒家的大同思想根本不同。
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乌托邦，被称为役夫之道，至当不易。
以小生产劳动者为主体，构成的墨家团体具有一种坚定的宗教献身精神，《淮南子·泰族训》说明的，“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正是墨家艰苦奋斗精神的写照。这和墨家是社会 下层小生产劳动者为主要成员的特征相关联，役夫之道正是靠役夫式的精神和行动才能履践。所以，贵族士大夫们才会感叹其道太俭，天下不堪。
作为一派显学的墨子思想被贵族士大夫称为“役夫之道”，说明墨子身上具有学者和工匠两种传统，是学者和工匠的结合。
（二）墨子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代表墨子身上具有明显的工匠传统，他直接参加了手工匠的生产劳动，具有手工匠的专门技术，并以此为荣。
《墨子·鲁问》、《墨子·公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淮南子·齐俗训》都记载了墨子输造技巧之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
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乏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①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辈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不如为车輗之巧也，用咫长之，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辈一日而败。
②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守圉有余。..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③.. 这些记载说明，墨子成为墨家首领后，也没有脱离过手工匠的生产劳动。
墨家成员也大都直接参加了各种工艺技术活动，掌握了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
与孔子不同，墨子很重视被孔子鄙视为小人之学的稼圃之类的知识。他将百姓耳目之实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以农、工、生产、生活实践作为自己知识的对象，每每以耕织工匠之事作比喻，论证他的各种观点。《墨子·法仪》篇举百工的法为例，说明国家法仪的重要性，“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中，仿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此例亦可证明墨子对手工匠技艺熟悉和重视的态度。
墨子自称“贱人”①或“北方之鄙人”，②并以“贱人之所为”为荣，“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③墨子及墨家成员以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作为墨者之道，这正是手工匠固有的一种品质。《备梯》篇记载，墨子弟子“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就是一例。“墨”字训有三义，一为墨型，墨是古代五刑之一，故有刑徒贱役之义。二为瘠墨，《荀子·礼论》以瘠墨称墨子，因墨子以自苦为极，致面目黎墨。三为绳墨，喻绳墨之 木匠。《庄子·天下》篇说墨子“以绳墨自矫”，正是墨子及墨者这种工匠的吃苦耐劳的作风，才使荀子斥墨子行“役夫之道”，楚国大臣穆贺称墨子之学是“贱人之所为”。
这些史料说明，墨子出身于工匠，是由工匠上升为士的。他继承、发扬了工匠的传统，并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感情，理解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并为他们呼吁呐喊，“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① （三）墨子的学者活动作为一个学者，墨子的修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墨子好学，二是墨子对周文化的理论批判。
墨子好学、博学，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又曾向史角学郊庙之礼，通六艺之论。在《贵义》篇记载了一则墨子好学的故事，墨子南游卫国，车箱里装了很多书，其弟子弦唐子看见，觉得很奇怪，问墨子为什么带这么多书？墨子回答说：“从前周公旦一早读书上百篇，晚上会见70 个士，我既不做官又不种田，怎么敢不读书呢？”墨子对周文化系统的理论批判，说明墨者作为学者的文化修养已有相当造诣，所以才能出于儒而能反，学周礼而能背。墨子认为周礼繁褥烦扰，强制性地规范了人的生活方式，强固了人的等级隶属模式。墨子对周礼的这一中肯的批判代表了小生产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对平等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
墨子背周道，非周礼主要是采取了非儒以非周的方式，从而完成了批判周文化的理论任务。墨子对孔子的态度有两重性，一是肯定了孔子在批判改造周文化僵死仪式方面，开创私学的历史功绩。所以，虽然非儒，但公开承认了孔子不可易的历史地位。“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①这说明墨子认为他和孔子对待周文化的态度犹如鸟鱼对于热旱之忧的不同态度，是因为彼此之间思想、观点不同所至。如果说，墨子主要是从根本内容上，用夏禹之道否定周礼，则孔子主要是从形式上对周礼加以损益。孔子曾说过：“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②“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③孔子对周文化外在形式的批判，是思想观念从“官学”桎梏解放出来的第一步，是由官学向诸子私学发展必经的一环。墨子生于子学兴起的开始时期，对孔子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这点应是有亲自体会的。所以，对孔子至当不易的评价，墨子是从对周文化批判的思想发展的角度作出的。
墨子对孔子至当不易历史作用的肯定，并不改变其非儒的立场。相反，墨子非儒，系统地批判儒学的各种观点，进一步否定了周文化的内容。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根本内容上是维护周礼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从孔子到墨子，对周文化来说是从形式的改造到内容的批判，从温和的批评到激烈的否定。孔墨的对立，其缘由之一就是如何对待周文化，同时也表明周文化正是诸子思潮发展的起点、源泉和比较参照系。先秦诸子正是以周文化为对象或是肯定，或是否定，或是改良维新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体 系。
墨子非儒一是反对儒者述而不作的复古主义，“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循而不作的复古主义。墨子认为创造要比述而不作有益的多，“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②指出只有创造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皆君子也。”③并且用逻辑悖论的手段说明服古后仁的谬误。“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④古人言、服的东西，其开始时必是新的，积久才成古，古人言之服之，按儒家的说法，就是不服古言的非君子，而今人服言的是非君子古人之服言，又怎么能说是“必服古而仁”呢？况且儒家是“法周而未法夏也”，所以儒家“之古非古也”。⑤儒家服古而仁的说法缺乏根据和说服力，儒家提倡服古，言古，复古，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周礼。
二是反对儒者的重葬、久丧之礼。儒家为了恢复周礼，维护宗法等级，所以强调厚葬久丧是治国之道。墨子认为重葬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无利于天下，三年久丧使社会生产荒废，所以墨子说：“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①厚葬是将生产出来的财富白白埋到地下，久丧则废弃了产生财富的社会生产活动。久丧之礼既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又破坏了人类的生育繁衍，“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②所以，墨子认为“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③厚葬久丧实是足以丧天下之道。墨子节葬的主张正是小生产劳动者针对富贵者，反对宗法等级的平等思想的一种体现。
三是反对“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的儒者天命观，认为儒学的天命之说实“是贼天下之人者也”。④因为如果“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⑤天命之说的本质是否定了人的力量。儒者将周礼提高到天命的高度，使其具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慑力量，墨子非命就是从根本上背弃了周道。
儒学从周，墨子背周。儒墨对立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官学下私人过程的深入发展，墨子接着儒学对周礼的形式批判，在内容上批判了周礼损民、弃事、乱政之危害，“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伤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情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饿，无以违之。”①墨子将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结合起来，最明显地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对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的总结、概括与认识论、逻辑思想研究的结合上，使对自然现象客观内容的认识和思维形式在确定性、一致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其成果形成了一系列的科学定义、科学命题、经验公式、机械制造规范，经说四篇是其集大成。二是，理论认识和实践的一致，即言行一致不仅是墨子认识论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墨子及墨者处世做人的道德行为准则，“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②墨子认为“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③言行不一是道德人格衰败的表现，“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④《耕柱》篇记载了一则故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墨家这种言行合一的精神。墨子弟子高石子至卫，卫君待之高官厚禄，上朝必尽言，而言无行，高石子见言不被所用，就离卫去齐，墨子知道后，称赞他做得对，“去之苟道”。
三、墨家三派关于墨子的弟子，文献记载大都指出墨子弟子众多。例如，“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⑤《公输》篇中墨子曾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孙诒让在《墨子·閒诂·墨学传授考》中对墨子弟子作了考证。根据《墨子》一书及先秦诸子记载，孙诒让纲罗掇拾，粗理脉胳，“今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传弟子三，三传弟子一人，治墨术而不详其传授系次者十三人，襍家四人，传记所载，尽于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关于墨学的传授系次及墨家派别的分裂，有几段文献记载提供了一条基本线索。《吕氏春秋·当染》记载：“禽滑厘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厘，田击学于许犯。”《庄子·天下》篇记载：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①.. 《韩非子·显学》记载：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梁启超、侯外庐根据各自对文献的考证和理解，分别制订了关于墨学派别的源流表。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所揭示的墨子学派：
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是这样认为的：
上表..符号，表示传授无确据而颇有可能的。——符号表示传授有文献记载的。人名有符号的，表示其人为墨辩或富于辩者色彩的。人名有符号的，表示其人染有辩者的倾向。
文献的记载间或有缺且彼此各有出入；先贤的掇拾网罗，整理考证各有所得。这里不准备详加评述，我们关心的是墨学派别分裂这一事实，及分析各派别的基本倾向。因为，根据现有文献，要确凿地考证出墨学源流演变的系次是不可能的。其次，墨家作为一个有严格的，类似宗教组织形式的团体（诸如巨子制、俱诵《墨经》），墨家后学在思想和行为方面严格遵守了墨子所创学派的基本准则，在精神上和墨子保持了一致性，而不象儒家为了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不断改变观点、思想和行为。墨学的分裂，只是墨学后学各自坚持发展了墨子思想的某一基本倾向，或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游侠献身精神，或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理想，或是重视对自然问题研究的论辩风气。所以，从墨家后学的思想、行为的所重，其大致可分为游侠派、游仕派和论辩派。墨子在《耕柱》篇中回答弟子的“为义孰为大务”的问题时，说：
“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对弟子各有所能，各有所重的肯定，为墨学以后三派的分立打下了思想基础。下面对墨学三派略加述评。
（一）游侠派勤生薄死，艰苦卓绝，殉身赴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正是墨子的基本作风和墨家的基本传统。战国时局动荡，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为知己者死”的侠士成为诸侯、公卿所特别需要的人才，聂政、荆轲之属，一时名扬天下。顾颉刚曾指出，“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 其慷慨赴死之精神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
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①《韩非子·五蠹》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侠对举，侠当指的是墨侠。《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陆贾的《新语·思务》篇说：“墨子之门多勇士。”从墨子弟子禽滑厘及墨家巨子腹、孟胜等的事迹也很可看到墨侠派的风貌。禽滑厘跟随墨子，裂裳裹足，长途跋涉，赶到宋国，率领墨子弟子三百人助宋守城，止楚攻宋。②禽滑厘曾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③墨家巨子腹之子杀人，秦惠王令吏勿诛，而腹坚持“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者之法，终杀其子。④墨家巨子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城，以身殉职，其弟子徐弱等183人随之殉死。⑤.. 《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受其躯，赴士之厄困。”和墨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墨子所主张并坚持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⑥“口言之，身必行之”⑦等信条就是墨侠的基本信条。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知，墨家游侠派的存在当无疑义。并且，可进一步从游侠派活动中心的转移来证实墨侠派的存在。巨子孟胜率弟子为楚阳城君守城，以巨子为中心，可说墨侠的活动中心在楚。后孟胜死，传巨子位给居宋的田襄子，墨侠派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宋。后田鸠①又率领弟子入秦，“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②后墨家巨子腹居秦，深受秦惠王器重。这一记载也许可说明，田鸠入秦传巨子位给腹。墨侠派多是勇斗之士，且多掌守城之技，这对当时的秦国来说，既可满足对中原扩张所需的武士，又可用之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
墨侠派在秦得势也可以从其反对墨家论辩派的言行得到佐证。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载了田鸠驳斥论辩派的话：“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不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侠派唐姑果非墨辩派的事迹，“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
‘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后日复见，逆而弗听也。谢子不说，遂辞而行。”这些记载说明，从禽滑厘、孟胜、田鸠、到腹这一派系，主要是继承了“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精神传统，它们和当时“士为知己者死”的武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是墨子所说的以从事成义的行动者。
他们以自己的勇士气概，坚定的献身精神，反对空谈，在血光刀影的搏斗中，为实现墨子的理想而奋斗。墨侠这一派别的客观存在及称之为游侠派当是可信的。
（二）论辩派墨子在《墨经》和大、小取等篇中十分重视对思维形式的研究，重视论辩的技巧。因为墨子懂得在和不同学派的争论辩诘中，想使自己的观点能折 服别人，使自己的思想为社会所接受，首先必须注意使自己的理论和论说在形式上没有破绽而更具说服力。因而，对概念和认识对象的对应关系，用词的准确性，概念的明确性，论证的严密性和一致性都十分重视。逻辑方法被墨子自觉地作为一种“明是非之分”，“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的有力工具，被墨子应用于自己学说的构造上。同时，逻辑方法也是墨子驳斥论敌的有力武器。例如，墨子在驳斥儒者巫马子关于“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贱也”①的论调时，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使巫马子不得不承认墨子兼爱天下的思想得人心。墨子在说服公输盘、楚王停止攻宋时，也是运用类比论证的方法，以公输盘、楚王承认杀人不义，以富窃穷不善为前提，进一步说明了攻宋，则杀人更多，也更为不义，楚国远比宋富，攻宋则更为不善的理由。从而使公输盘、楚王不得不承认攻宋是没有道理的不义不善之举。
墨子在儒学对立争论中发展起来的论辩术及一些具体命题，在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潮中。被墨家以谈辩成义的弟子后学大大发展起来了。庄子所说的：“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①又说：“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②这些记载说明，墨家的论辩派确实是在名辩思潮中为了坚持墨子关于物体存在与人的感觉，物体结构与属性，宇宙的无限与有限，物体的运动与时空等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唯物论观点，和公孙龙、惠施两派名家围绕着坚白石离，同异是非，有穷无穷，火不热，目不见，飞鸟之影，白马非马，一尺之捶，物莫非指等具体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在论说中发展了墨子的有关思想，形成了墨家后学的论辩派。
在名辩思潮中，两派名家的观点不相一致。惠施派是从“合”的观点来谈“坚白同异”，他们更多强调了事物的一般共性，忽视并抹煞了事物的差异。公孙龙派是从“离”的观点来谈“坚白同异”，他们更注重个体的独立存在，否认了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他们虽然各自有别，但名家两派都是以墨家作为论辩对手的。墨家的论辩派坚持了墨子的观点，批驳了名家两派的观点。
名家两派都受过墨子思想的影响，如惠施关于“汜爱万物，大地一体”的思想，很有墨子兼爱大同的思想色彩，也曾“欲以荆齐偃兵”。公孙龙曾同越文惠王论偃兵，《吕氏春秋·审应》篇载公孙龙答赵惠王：“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真实。”又曾劝燕昭王偃兵，力主墨子的非攻思想。③所以，鲁胜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④惠施、公孙龙他们可能是将墨子的思想或论辩命题，经过自己的改造加工，成为非墨的论题，并以此扬名。例如，惠施从泛爱万物出发，提出合同异的思想，公孙龙从兼爱主义出发提出了白马非马的命题。《公孙龙子·踪府》篇曾说：“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所谓马，惊。”这个类比推论正是从专爱楚人不能说是爱人这个兼爱主义的前提出发，推出了有白马不能说是有马的结论。由此，白马非马的命题就提出了。从墨子的兼爱思想出发，反对墨子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结合的认识论，这可说是名家出于墨而非墨的基本途径，正如墨子学周礼而背之，出于儒而非儒。
墨家论辩派对名家的批判也是对名家出于墨而非墨的批判。这点也可说明，墨家论辩派是坚持墨子的思想，只不过他们主要注重关于认识论命题的 论辩。
墨家论辩派的存在，从名辩思潮的论辩中可得到证明。名辩思潮的发展使墨家论辩派兴盛一时。从上面所谈到的游侠派排斥谈辩之墨的事实，也可反证墨家论辩派的存在。
（三）游仕派《吕氏春秋·当染》所说的“礼、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游仕于诸侯当属显荣，墨子的“著书成义”的弟子大都以墨子的学说为武器游仕于各国诸侯。墨子本人也将仕弟子于诸侯作为授徒教学的一个基本目的，一部分弟子也是志在禄仕而学于墨子门下。如《公孟》篇记载：
“有游于子墨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故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其年，而责仕于子墨子。”墨家的游仕派是以游说君主，入仕，实施墨子政治主张。现将《墨子》一书中墨子弟子入仕诸侯的记载摘录如下：
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
“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① 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说，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过许诺。遂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曰：“吾以夫子之道说越王，越王大说，谓过曰，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谓公尚过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糶也。”②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③ 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于始也。谨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夫鬼神岂唯擢季拑肺之为欲哉？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犹百门而闭一门焉。
①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 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② 子墨子使管黔遨游高石子于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
③ 这些记载说明墨家弟子入仕，大都是由墨子为之游扬的。出仕的地方有楚、越、宋、齐、卫等各国。墨子本身也准备游仕于四方人君世主。墨子游仕弟子，主要目的是要他们在各国君主面前宣传墨子的政治主张，并要求他们具体实践之。对违背墨子之道的入仕弟子如胜绰、曹公子等，墨子谴责他们“倍义而乡禄”，对坚持墨家教义的弟子，如高石子等，墨子倍加赞赏，说他是“倍禄而乡义”。墨者入仕主要是为了实行墨家的主义，并不是为了追求爵禄。只要能听墨者之言，行墨者之道，则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就足够了。墨家的游仕确实显赫一时，其活动范围很大，影响广泛。
上面这些文献记载及分析论证，说明墨家的游侠、论辩、游仕三派确实是存在的，在当时的社会也确有广泛的影响。墨家三派的活动方式虽然各不相同，或是从事，或是谈辩，或是著书，但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坚持墨子的基本思想观点，实行墨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