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赖神甫事件
厦门检查船舶
包令态度强硬
烧毁商行
英国政府倒台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炮轰广州
英内阁再次倒台
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被任命为全权特使
额尔金镇压印度起义
广州陷落
叶名琛被俘
4 月 1 日最后通牒
夺取大沽炮台
《天津条约》签订
互致敬意
对中国诚意打问号
两个事件导致了西方对华的双重干预，即法国马赖神甫之死和挂英国旗的“亚罗”号船被搜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的条约，理论上使中国既对西方贸易开放，也对基督教开放。而 1844 年由剌萼尼特使与中方签署的《黄埔条约》，已使法国成为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的官方保护者。传教士享有自由布道的权利。可是，这阻止不了某些清朝地方官吏为信教自由设置障碍，并继续迫害传教士。
1856年2月，马赖神甫在广西西林被杀，激起法兰西舆论强烈反应。即使马赖神甫被指控为非法传教，这一事件仍激怒了法国天主教徒，皇帝拿破仑三世也深感不安，因为他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同一时期，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在北京东面的直隶和其他地区也相继发生。
在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竭力使西方人日子难过。他自己清楚，若不对西方番夷保持距离，就会很快被革职。按弗朗索瓦·莱热的描述，叶名琛“对外界一无所知，对与之对抗的军力毫无概念，不去调查了解。他总以为高傲加拖延足以使欧洲人罢手。当英美法方面觉得条约的某些条款务须修改，并就此与其交涉时，叶总督仅回复不予受理。”
在此背景下，另一事件又带来新的对抗。1856 年 10 月 8 日，叶总督下令搜捕挂着英国旗的中国商船“亚罗”号。地方当局指控该船犯有海盗行为，无权悬挂英国旗（因为当局认为该船挂英国旗的期限已满）。中国当局此举是有道理的！于是，船上水手全被捆绑送到官方舰艇上，英国旗也被降下、撕毁。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当场强烈抗议，要求向英方道歉。征得英国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包令的完全赞同，巴夏礼与海军上将西马糜认为只有采取强制手段，才能迫使中方补偿对英国国旗的羞辱。
拉否例就此指出，将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小题大做，当成可笑的借口，这便是英国人称之为“亚罗之战”和 1857 年— 1858 年“远征”中国（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出发点。
10 月 23 日，奉包令总督之令，西马糜率军炮轰广州，冲入城内。叶名琛发表公告，揭露英夷伺机寻衅，欲取羊城的企图。11 月，英军摧毁许多中国人的帆船，攻占了数座炮台。
12 月，民众受当局鼓动群起反英，涌进洋行，放火烧之。洋行约有13 家，位于同一条街上，包括办事处、住宅等。骚动威胁着外国人的安全。香港出现恐慌，澳门粮食奇缺。“俱乐部大楼”图书馆和印刷《中华百科》的厂房被捣毁。作为报复，英军也烧毁了城郊四五百家店铺和民宅。起初，法国保持中立，待时机成熟时再站在英国一边。在巴黎，马赖神甫遇害引起愤慨；外交大臣华勒夫斯基伯爵致函法国驻广州代表处秘书顾随，强调：“马赖先生之死给皇帝政府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印象……故我政府有义务要求光彩的补偿。”
英国则打算利用这种愤慨情绪，拉法国同征中国。12 月底，海军大臣阿穆兰上将向法国驻中国海军司令里戈上将发出命令，要他准备北上，驶入通向离北京不远的天津的白河。而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则接到指示拟与清朝政府重开谈判，争取协商签订新的条约。总之，法国海军和外交官均受命与英国同行配合行动。
关于英法两国在华的共同利益，史学家高第这样概括道：“务须让西方列强进入中华帝国的北方口岸和首都。马戛尔尼那时的岁月已经远去，如今法英两国要与天子本人，而不是地方代表，要在朝廷宫中，而不是在总督府等衙门，继续商谈已从帝国南部或中部重镇开始的关系。法英双方由克里米亚战争结成的共同利益，使这两个列强策划对中华帝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外交上、军事上找个干预借口，难道不是易如反掌吗？”
然而在伦敦，包令因“亚罗”号事件作出的强烈反应，则被看成太过分；他对中国大肆报复，毫不顾忌后果。就连包令的好友、自由贸易鼓吹者里查德·科布登也转而反对他。而本来势不两立的格莱斯顿和狄士累利则联合斥责包令。经过4 昼夜辩论，英国下议院投票通过惩戒案，赞成和平，保守派和自由派混合在一起。帕麦斯顿勋爵不愿辞职，他建议女王解散议会，呼吁采用全国公决。这可是一个极端而罕见的举动。就这样，中国事务导致了英国政府倒台。
可是 1857 年 4 月，全民公决支持帕麦斯顿，自由派获胜。正如包令预言：“对华宣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英国政府对清政府的“指控”，在高第的统计下，有三十多项。——这的确可以为对华采取强烈行动而“辩护”。
詹姆斯，这位第八代额尔金勋爵、第十二代金卡丁伯爵，被任命为新驻华全权使节，取代包令，负责进行新的谈判。布尔布隆竭力安抚他的英国同行包令的自尊心，因为他还不知道同样的命运在等着他：法国任命葛罗男爵取代他出任与额尔金平级的驻华全权特使。
印度北部大起义使英对华行动推迟。额尔金路过新加坡时，便得知驻印总督请他派出所拥有的全部兵力前去增援，以对付印度土著军队的起义。6 月底，额尔金抵达香港，随即赶赴加尔各答。他亲率所有援军，把派往中国的部队开向印度。这些援军“拯救”了英属印度：勒克瑙得救，新德里被攻占，莫卧儿帝国灭亡。
8 月 10 日，额尔金返回香港。10 月中旬，葛罗男爵抵华。英法使节和海军将领面晤会商。双方达成一致，决定先在华南猛攻猛打，然后向北展开外交攻势。
英国人继续封锁广州城，击毁珠江上的帆船。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海军上将普提雅廷等静观广东事态发展，暂时保持中立；后来他们都参与了英法的交涉。据高第的说法，很明显，美国人尽量起中立或调解人的作用，以便“不放一枪，分文不花”获得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利益。而普提雅廷上将认为，攻打广东无济于事，就算拿下广东，中国皇帝也不会让步。依他之见，惟一办法就是夺取天津，直逼北京。后来的事态证实了俄国公使的见解很有预见性。
可英法联军坚持攻打广州，深信惟有强硬手段才能迫使钦差大臣叶名琛就范。额尔金与军事首领西马糜上将和范斯特劳本茨将军商议，两将声称有把握拿下广州，但对久占该城有所保留。葛罗男爵则去征询里戈海军上将的意见。12 月 10 日，叶名琛被告知广州已被封锁。公告要求百姓慎加躲藏。与此同时，葛罗致函叶名琛，就马赖神甫被杀提出赔偿，并要求遵守《黄埔条约》，但他只得到不值一提的答复。对额尔金亦如此，中方不理会相关警告。
于是，（联军）勒令广州投降。1857 年 12 月 28 日清晨，总攻发起。一支 5500 人的精锐部队（法军 900 人）迅即登陆，直逼城下，安营扎寨。炮声隆隆，两天不停。叶名琛总督府被摧毁。29 日上午，攻越城墙；下午 2 点，战斗结束。广州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攻陷了。联军 15 人战死（法方 2 人），130 人受伤（法方 30 人）。
1858 年元旦，英法联军进驻广州城，俘获了叶名琛，并得到了一批档案和价值 5000 皮阿斯特①的珍宝。叶名琛被视为“挑起战端的祸首”，他试图乔装改扮逃命，但路上被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认出，起初被押到一艘英国船上。但他对自身命运似乎已完全置之度外，整天只管画画写字，漂亮的手书为英军爱好者争抢。他只问是否将被处死，不过仍很关注别人对他是否尊重。英国人感到，他待在广东海上碍事，必须让他离开，却又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叶名琛被英军押往加尔各答，两年后死去。
①皮阿斯特， 法国钱币，1 皮阿斯特相当于当时的 1 5 0 法郎。
夺取广州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广东巡抚柏贵（英国人很快给他起了“匹克威克”的外号）降英，取代叶名琛进驻广州。额尔金仍摆出好战架势，要挟中方赔偿。葛罗稍有节制，希望把广州事件与北京的事情分开。1858 年 2 月 4 日，广州封锁解除。葛罗感到其使命的第一部分已在广州完结，接下来要与北京宫廷谈判，四国全权代表决定 3 月底聚会上海。
这期间，要求赔偿战争费用和马赖神甫家属的公函已递交北京清政府。函中还有涉及将来的让步条款，如：
——各外国政府有权在北京派驻代表；
——向欧洲开放通商口岸；
——欧洲人有权持护照在中华帝国游历并直接购买商品；
——修改税则；
——信仰自由。
答复限期为 4 月 1 日。葛罗男爵要海军上将里戈把“一支重要海军部队”供他支配。在上海，他住进法国领事敏提尼之处，由秘书贝莱库和孔塔德子爵陪同。
由于答复限期已过，额尔金、普提雅廷和列威廉便离沪北上，开往直隶湾。葛罗男爵不久也随之前往。20 日，法国公使去舰上拜望额尔金勋爵，并向他提出联军下一步应采取的方案，即：除非最后的对话尝试获得成功，否则就封锁大运河与白河，攻夺沿途炮台，占领天津，然后在天津或北京进行谈判。对于这些建议，额尔金完全赞同。
4 月 25 日，里戈海军上将与葛罗男爵在直隶湾会合。上将带来了 2艘驱逐舰、4 艘小护卫舰、1 艘通信舰和 4 只炮艇。关于那一带环境的荒凉及设防情况，高第这样描述道：白河入海口一片苍凉。在狭窄低平的河岸上掩蔽着 5 座炮台，2 座在左岸，3 座在右岸，由壕沟和土墙联接，架着多门大炮。大沽村坐落在河南岸的一个沼泽湖中，渔家和船夫房舍散布，一片贫穷凄惨景象。
一个月过去了，四国使节与中国当局无休止地讨价还价，毫无成果。5 月 18 日，英法两公使和两上将决定攻夺大沽炮台，并向天津推进。2天后，见警告无效，便向炮台开火，几乎不战而夺。不过，一座火药库爆炸，造成法军突击队很大伤亡（4 个军官、数名水手死去）。联军人马迅即登陆，中国防守官兵落荒而逃。英法军旗飘扬在城墙上，缴获 150多门大炮。联军炮舰沿河而上，直至天津，未遇抵抗。数天后，5 月 29 日，英法全权公使同时来到，住进一处寺庙。开往天津的联军兵力达到五千余人。北京朝廷专派钦差大臣桂良大学士前来议和。谈判总算展开了，最后与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
但是，与英方的谈判极为困难。额尔金不顾一切，硬要中方准许英国商人可自由往来于通商口岸之外的地方。他还要求应允英国公使常驻北京，而且要住在紫禁城附近。在京城常设外国使团，一直被清朝政府视为不可思议、难以接受的要求。额尔金如此要求，也是想以此抵制已使他有所担心的俄国的影响。葛罗男爵不赞同英方的要求，认为太过分，甚至危险。
1858 年 6 月 26 日晚，英国提出的包括 56 项条款的和约在天津签订。西方列强取得了20年来一直想要的一切。其中第三项条款给予英公使驻京权。尽管朝廷迟疑不决，但长江仍对西方贸易开放。10 个新口岸对外通商（原《南京条约》已开放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除外）。英、法还获准在天津设租界地。同时，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在中方赔偿损失 200 万两白银并另行赔付200万两战争费用后，英军将撤离广州。
法国所拟的条约原本也应在6 月 26 日签署，而且应在英中条约签署前的下午 1 点钟签字。但据葛罗男爵说，“中方文本当时未能就绪！负责译写的文人宁肯沉醉于天天抽鸦片，也不愿去管似乎有辱他们的物质利益”。
这样，法中条约推到 6 月 27 日才签署。条约共有 42 项条款（在高第著作中占整整 18 页），与英中条约并无多大差异。其中，天主教宗教活动自由得到确认，尤其是传教士到中国内地居住得到许可。另有条款规定，杀害马赖神甫的知县革职不用。向法国赔偿战争费用和1856年12月在广州被烧抢机构的损失，共计 200 万两白银。6 月 17 日和 18 日，列威廉先生和普提雅廷海军上将已代表其各自政府与中方签定了条约①。
①中俄《天津条约》签订的日期是 6 月13 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的日期是 6月 18 日。——编者注
葛罗男爵在向巴黎报告这一消息时不禁满意地说道：“今天，我高兴地宣布：中国终于向一切文明的真正源泉——基督教开放了，也向西方各国贸易和工业开放了。”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侮辱性的不平等条约，是咸丰皇帝被迫接受的。的确，在中国皇帝看来，鉴于他只承认进贡国和附属国，因此，任何条约，从定义本身说便是侮辱性的。为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国人允诺在外交文件中放弃以“蛮夷”指西方国家的提法。西方观念所珍视的本质平等因此而得以恢复。
但《天津条约》需要正式批准，批准手续应于第二年在北京完成。戴遂良神甫评述说，英法联军以为“已在人们心中埋下害怕他们武器的阴影”。欧洲人心满意足，且很自信，“获得承诺，相继离开”。额尔金先去日本，再到中国南方参观，后返回广州。1859 年 5 月回到欧洲。他本以为从此不会再来中国了。途经锡兰，他见到了已被任命为驻华公使的弟弟普鲁斯和取代西马糜的贺布海军上将。而葛罗男爵则在北京郊游，观赏了万里长城，然后也前去日本。1858 年 10 月 9 日，他在东京与日方签署了两国第一个《和平、友谊与通商条约》。翌年 3 月，他经上海回国。
可不久，看来中方官员根本无意履行已签的条约。英法联军撤离天津不到 1 个月，朝廷在《京报》发表公告说明中方对事件的看法，显示皇帝鄙视那些打败中国的人，而且不重视强加于他的条约。公告中可以读到，对竟敢开战舰来津的蛮夷，“吾朝钦差严加痛斥，勒令他们滚开”。显然，咸丰帝竭力阻止《天津条约》生效。
高第认为，《天津条约》签字者们获得的直接成果固然有“可喜之处”，但是“若看不到英方条约包含着新的严重困难的苗头，则是缺乏远见的”。7 月 3 日，葛罗男爵在给外交大臣的信中写道，用额尔金的话来说，清朝钦差大臣是在“枪顶着脖子”的情况下被迫同意英方所有要求，接受开放长江口岸，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另外，英国商人可到中国内地各地区做生意。
人们的确会问，英国人是否太苛刻？他们想要的太多、也太快，可能有损于未来。史学家拉戈斯指出，英法联军，尤其是额尔金，尽管对中国外交奥秘有所领教，但仍然不懂得“与中国人打交道，难点不在签订条约，而在于要保证其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