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竞渡
格兰特和蒙托邦抵达天津
占领天津
食物充足
外交登场
草约达成
幸运与不幸
桂良和恒祺失言
中方无诚意
外交官们惶恐不安
决定向北京挺进
增援上海
8 月 23 日
英国海军司令贺布未经事先通知，就迫不急待地率 3 艘炮艇出动，沿白河而上，直奔天津，令法国人大为震惊和恼怒。贺布停靠塘沽，借涨潮之机，“公然大胆深入”内河（高第语）。无疑，他是想为 1859 年惨败复仇！或者是对8月21日进攻战中海军只起次要作用表示不满！可巴夏礼和罗亨利也加入这次行动，同在“科罗曼德尔”号蒸汽护卫舰上。简直是鲁莽之举！蒙托邦称之为“轻举妄动”。天津似乎由两座大型炮台守卫，架有一批大口径的重炮。然而，英军炮舰沿河行驶，竟未遇到任何抵抗。
“科罗曼德尔”号在天津大运河与白河汇合处一抛锚，恒福总督就来到舰上，随行的有一批大官。他是经旱路从大沽赶来的。英军听说，天津最近加固的城防已经撤空，朝廷大军全都向北京方向退却。而僧格林沁由一小队人马护送，前夜路过津门，未作停留直返京城。
恒福总督要求保护直隶居民，答应对贺布以贵宾相待。贺布却大言不惭，称自己是那里的主人。于是，他下令占领最近的天津城门，其实只是象征性的占领而已。而在场的市民，好奇地观看英兵行动，并无敌意。不一会儿，英吉利国旗便在东门城楼上飘扬。在中国人面前，英军竟如此耀武扬威地以惟一的胜利者自居……巴夏礼还请恒福为额尔金特使安排下榻府邸。随后，贺布个人使命完成，马上返回大沽。
这一事件实在引人发笑。但法国人不这么看，他们深感为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不列颠人）所骗。埃里松觉得，此事纯属“滑稽可笑”，假如它“不是再次证明私利盘算主导着友军的话”。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一同前来，向蒙托邦将军通报英海军司令临时出动。格兰特显得特别诚恳，而额尔金的“吃惊”神情说服不了人。这毕竟是装出来的。
此事中首当其冲、最难忍受的人，当然是法国海军司令沙内。如埃里松所言，当得知英军同僚不告而去的时候，沙内将军“顿时无比气愤，于是紧随其后，想与皇家海军同时在天津显示我国海军军旗。白河之上，两位海军将领展开一场真正的舰赛，一场驶向天津的竞渡……”英法海军在中国这条河流上如此奇特的水上竞赛，当时的随军纪实作者无不加以描述。
8 月 25 日及随后数日
额尔金和格兰特同乘“格拉纳达”号舰前往天津。英军司令率领1500 名官兵同行。皓月当空，沿蜿蜒曲折的白河溯流而上，额尔金曾称这是一次极为艰难的航行。蒙托邦司令则率领两艘运有 500 名官兵的炮舰同去天津。葛罗也乘一艘小炮艇前往。船只一路上经常搁浅。
蒙托邦26日晚上才到达天津。他采取各种措施安顿部队及各勤务部门。天津从此成为法国在华北各项行动的后方基地，直至战争结束，乃至战争之后。
8 月 28 日
蒙托邦将军又沿河而下，返回新河营地，与部队会合。30 号那天，他亲率余部，取道白河右岸，直奔天津；而英军，则从左岸前去。卡斯塔诺医生发现，法军经过在船上以及中国登陆之后近一年的养尊处优，官兵们已不再习惯长途行军。途中不得不频繁休息。天气闷热得很，穿越光秃秃的平原，行进十分累人。有两个士兵和两匹马死于中暑。第二天，情景倒变得非常合心意了，处处可见花园、菜园。部队接到指示要注意军纪，购买食品要按价付钱。
9 月 2 日
占领天津，不费吹灰之力。英法部队驻扎城外，分别坐落于盐库中间的 2 座要塞安营。英军在左岸，法军在右岸。但是，法军主帅十分不满。巴夏礼已和贺布一道于 8 月 23 日到达天津，有充分的时间与城中主要供货商——他们原来为中国军队提供给养——敲定合同，保证英军食品供应，甚得格兰特将军夸奖。可是，法军到来之时，什么食品也找不到了。蒙托邦愤怒不已。按规定，凡途经各地提供的粮食与物品，两军应当兄弟般分享。他威胁说，为使部下吃饱饭，只得去老百姓家抢粮了。英军只得让步，并且道歉。两军分享供给。好在中国商贩都在，食品应有尽有。
天津是个大城市，工业重镇，人口密集，城墙环抱。市民有 30 万还是 60 万，一下说不清楚。蒙托邦发觉，城市“脏得可怕”。天津东临白河，北临连接天津与北京的大运河，既是良港，又为京城物资供应中心，尤其是大米、高粱、小米等粮食和其他各类食品。这也是个仓储之城，特别是销售堆积如山的食盐，以及从俄国进口的皮毛与制品。在有盖顶的大商铺，货物齐全，琳琅满目。
阿尔芒医生对天津物资供应充足大加赞扬：“凡出征过的大兵，恐怕从未见过这么丰盈的食物。”这里有能在法国农促会获一等奖的农副产品。有菜农挑来的新鲜蔬菜——生菜、洋葱、胡萝卜、萝卜、笋瓜等；有鸡鸭肉蛋和野味，以及各种水产海味；还有糖类和烧酒及作料。而且，水果中有一种白葡萄，简直和枫丹白露地区产的那种一样。可以说，大家无不称心如意，真像《巨人传》中的庞大固埃那样一饱口福。
全城居民，有一部分出于安全考虑，害怕被抢，已经逃离。天津道台曾扬言：西方人都是残杀成性的夷匪，到处破坏抢掠一空。因此，联军士兵接到军令，要纪律严明，他们无权进城。但军官例外，故他们竞相前去游览市容，研究地形，了解物产，为过冬作准备。
在诚内，英法使节和格兰特住进一处宽阔舒适的宅院。而蒙托邦情愿住在白河和大运河汇合处 1858 年法国公使住过的“衙门”里。两位特使决定再度上场谈判。按各自政府指示，他们要尽可能在天津达成和平协议。另一方面，自 8 月份以来，中方已多次发出新的信息。如高第所写：“中国人尽管高傲、固执，但也看得清形势，即使不很全面，起码足以使他们希望尽快阻止英法联军继续向前推进。”
直隶总督的信函接连不断，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并宣布朝廷钦差大臣桂良（《天津条约》签字人之一）由帮办钦差恒祺陪同，从京城出发来天津会晤英法两使。再度派桂良大学士前来，联军认为是中方有诚意的一个姿态。恒祺曾在广州任海关税收监督，巴夏礼认识。
难道是咸丰皇帝最终决定结束战争吗？两位钦差大臣前来，是要劝说额尔金及英法联军放弃推进的念头。
8 月 31 日，朝廷一品命官桂良大学士露面。对这位清朝老王爷，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两年前就已认识。额尔金甚至用反话，称桂良大人为“老朋友”。但在 9 月 1 日的书信中，他表示怕不得已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了，“以促使这个迟钝的政府有所悔悟”。
钦差大臣桂良声明，他拥有朝廷授予的全权，并手持国玺。他表示准备就批准《天津条约》进行谈判。他保证，关于 3 月份最后通牒的任何条款，都有可能达成协议。额尔金按惯例，责成威妥玛和巴夏礼把和平条件转递给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则以同样方式，习惯于只在谈判最后一轮之时才亲自出面，准备工作全由文书们和下级官员事前做好。
英法盟国仍然向中方提出如下要求：
（一）对白河口发生的“令人不快事件”道歉；
（二）批准并执行《天津条约》，换文仪式要在北京进行；
（三）偿付英法两国派遣舰队和军队所耗的“大批费用”，计 800 万两白银。
谈判中，双方就战争赔款数额等进行了艰难的磋商。清朝钦差大臣要求英法联军不能越过距京城20公里的通州小城。随同英法特使赴京批准条约的仪仗队人数也构成问题，此系最大的问题。中方希望将人数压缩到尽可能的少。据解释，皇帝的圣威不容许过大的仪仗队，否则有可能看作是向武力让步，这点也不符合英法联军的利益。
相反，额尔金出于声望与安全，却打算带大队人马进北京。当然法国人和葛罗本人不赞同这种做法，法方只考虑派出两百来人的仪仗队。他们指出，英国人扬言炫耀部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伟大国家和人民争光，这未免太幼稚。用布隆戴尔的说法，法国人担心，“在完成和平手续中”，炫耀武力会带来严重后果。可是最后，他们只得跟着额尔金的要求走。
最后达成一致，英法联军各派 1000 步兵、炮兵和骑兵，随同两位特使进京，以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蒙托邦觉得，英国人总带着他们看来很自然的那种傲慢，只想一件事：尽量修饰他们的形象，借以迷惑中国人。
据杜潘所记，法军从各兵种抽调小分队，组成仪仗队。他们也怀着同样的考虑，“要在北京美貌的女士面前展现他们所有的优势”。蒙将军下令给他们佩戴极为漂亮的领带和绚丽的绶带。一部分炮兵已改装成仪仗骑兵队，“要在英军众多漂亮的队列中，显示法军最好的面貌”。
据杜潘所记，法军从各兵种抽调小分队，组成仪仗队。他们也怀着同样的考虑，“要在北京美貌的女士面前展现他们所有的优势”。蒙将军下令给他们佩戴极为漂亮的领带和绚丽的绶带。一部分炮兵已改装成仪仗骑兵队，“要在英军众多漂亮的队列中，显示法军最好的面貌”。示不满。对他们的抱怨情绪，拉否例曾揣摩地写道：
“至于大部队，本盼着在飘扬的旗帜下进入攻占的皇宫。可是希望就这样失去了，梦想难成现实，他们不禁深感遗憾。他们咒骂外交，在征战中最美好的时刻突然要他们停下来；也憎恨这些清兵，刚一交火就退却。他们不是去打仗，而是如此这般地沦落成仪仗队，去站队列！真正的幻想破灭……离北京那么近，却进不了城，简直令人大失所望。飘洋过海 5 个来月，接着在白河口只朝清兵开了几枪，尔后在上海对太平军也如此。可以说，这是一场不成功的征战。”部队上下只好相互安慰，都说将可能回家过圣诞节！
葛罗男爵准备了条约草案，写了一段故作庄重的开场白：
“今法兰西大皇帝陛下和大清国大皇帝陛下，诚望了结两帝国之间出现的纠纷，恢复并永久保持双方业已存有但因遗憾事件所中断的和平友好关系，特命各自全权使臣，即：
——法兰西大皇帝陛下，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男爵先生，帝国参议员，法国赴华专使和高级特派员，荣誉军团皇家勋位大军官和数勋位大十字骑士；
——中华帝国大皇帝陛下，桂良先生，内阁大学士，特命全权钦差大臣…… 现就……”
葛罗心花怒放，特向图韦奈尔外交大臣寄去一封喜不自禁的书信：
“大臣先生，本人今日从天津给阁下特写此函，十分高兴地向您宣布，中国政府已在各点上全部让步，一个条约即将在此签署……额尔金和我拟去北京，由一个显耀的仪仗队同往，以互换《天津条约》批文……
本人非常高兴向阁下转告好消息。皇上恩宠，钦派我再次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履行使命，实感荣幸之至。”葛罗顺告外交大臣，下次函件，完全可能从北京发出。
英法联军偏偏忘记中国一则古老的谚语：切勿杀虎先卖皮。条约签字日期定于 9 月 7 日。但在 5 日晚上，却是震惊和沮丧！清朝钦差大臣又提出联军仪仗队过于庞大的问题。经过数日讨价还价，他们最后竟然申明说：“续增条约不先行入奏，并无画押之权，亦未奉授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之谕”……云云。
最后，恒祺终于向法使团一等秘书巴士达和译员德拉玛神甫及美理登泄露机密。巴士达在报告中说，在得知消息后，他即由恒祺陪同去到桂良大学士处。“这位老者看上去身体衰弱，假装与否，本人不得而知”，他这样写道，但觉得像“是在演戏”。从钦差大臣那儿回来，巴士达马上向葛罗汇报，两钦差大臣承认无权和议签约，是在故意哄骗对方。因此，他建议断绝同他们接触，今后拒绝任何商谈，要坚决向北京进军。葛罗听了，很吃惊，更不安。
英法联军认为，清廷钦差大臣就此撕下了面具。在他们看来，很显然，朝中特派大员承认不拥有画押权，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争取时间，推迟联军挺进京城，迫使他们原地过冬。同时，旨在使僧王调集兵马，加强京师城防。再者，也许为宫廷赢得“北走”的时间。
换句话说，英法外交官完全让人愚弄了……葛罗比之为“恶作剧”，“中国人的花样玩到了极点”。“恶作剧”一词用得恰如其分。在使馆专员凯鲁莱看来，“此计实为无礼，不愧是中国式外交，奸诈过分了，未免太稚气”。
和谈破裂的第二天，巴夏礼对中国人的诚信提出质疑。英法联军认为，中方缺乏诚意，已无可辩驳。
然而，英方却有一个声音站出来维护清朝钦差大臣。随军医疗队队长芮尼 1864 年出版《远征纪行》一书，竭力为中方诚意辩解。他首先问道，桂良和恒祺拖到最后时刻才宣布他们来天津谈判不拥有全权，是否表明他们不诚恳或缺乏诚信。他解释说，两位钦差大臣前来商谈《天津条约》批准事宜，但出人意表，英法盟国却又提出新的要求，于是钦差觉得无权听从。他指出，他们不能超越使命授权，只准备在基本点上让步，甚至已同意天津对西方通商开放。但他们拒绝赔款以及等候赔款期间英法军事占据中方某些港口，也拒绝英法使节由联军仪仗队跟随进入北京。
另一位看来较为尊重历史真实的观察家、西班牙全权公使玛斯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英法联军关于桂良玩弄“狡诈”手法以争取时间的说法是错误的。后来从圆明园找到的一份皇帝朱谕，怒斥桂良接受丧权辱国的赔款条件，并答应英法联军各派1000士兵到北京出席条约批准换文仪式。朱谕中这样写道：
“……（夷人）索费一层，多方要挟，必遂其欲而后止。无论二百万不能当时付与；即有此款，亦断无此理。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腼颜奉币，则中国尚有人耶！
……带兵换约，谓各有戒心，不得不防，若经议抚，何必拥兵，若拥兵而来，显怀莫测，……京师重地，尚可问乎？
以上二条，若桂良等丧心病狂，擅自应许，不惟违旨畏夷，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朕即将该大臣等立置典刑，以饬纲纪，再与该夷决战。”①
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二次鸦片 战 争 》（ 五 ）, 第26-2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桂良钦差大臣等并未试图愚弄英法两使节，只是受到本国皇帝的责备……
对此种解释，中国一些史学家予以肯定。如贾桢 1930 年撰文指出，皇上得知新协议条款，大为不快，并全盘推翻。他不允许大批夷人军队进入京城，鉴于朝廷礼仪，更不让夷国使节直接向圣上递交国书。
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华裔教授汪荣祖认为，指责清朝钦差大臣伪善是站不住的。中国皇室档案表明，咸丰皇帝对英法联军的意图极为怀疑。他们为何硬要带数百甚至数千兵马进北京？——他们带重兵前来，欲给我国强加更难接受的条款。——皇帝如此担心，所以才责备钦派的谈判代表桂良大学士表现得太软弱。
中方谈判代表就此消失。英法外交官们处境十分尴尬，他们突然变得对联军将领和颜悦色，并把事务领导权乖乖地移交到军人手中。吴士礼说，可以猜想出将领们那种刻薄的笑容，甚至听到他们不住地哈哈大笑！
埃里松在《一个副官的日记》一书中调侃地写道：“……当有人平静而天真地告诉我们，那个与我方谈判的朝廷命官不拥有全权、未肩负任何使命；那是个业余爱好者，一个普通路人和我们闹着玩，无缘无故地和我们谈上一番，以打发时间。我还记得当时蒙帅的大笑和参谋部的冷嘲热讽。”
而令人惊奇的是，额尔金和葛罗两爵士竟然连基本的谨慎都没有，未曾要求中方钦差大臣验证一下他们确实拥有的全权，并看一眼国玺。蒙托邦将军见葛罗特使“深感痛苦”，尽量给他鼓劲。当蒙托邦对外交官们的疏忽和天真表示惊诧时，葛罗的回答更让他目瞪口呆：“本人未能那样做，实为遗憾。不过，在某些社交界，人与人之间过于谨小慎微，反而让人厌恶。”
“本来多好啊！实在可惜！一切又得从头来！”高第惊叹道。原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其实还没有呢。原以为已经到了北京门口，看来可能要推迟，或者推到永远！原以为中国人除了求和外走投无路，现在发觉他们还没有失去勇气。杜潘猜测清朝当朝者的内心想法、不可告人的期待和小盘算。他认为，他们想利用“我们战线过长，冬季临近的不利条件以及他们自身巨大的资源”，指望“诱我军深入，然后重重围困，大举歼灭。要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们一举打垮，要么化整为零把我们一一吃掉”。
联军将领们也受外交失败的打击。宝贵的一周时间白白浪费，无疑利于僧王重整旗鼓，调兵遣将，加强京城防务。杜潘注意到，当失望引起的愤怒平息之时，已是数日过去，联军尚未决定采取什么行动。
然而，英法联军必须当机立断：向北京挺进。布隆戴尔将军指出：“中国假全权代表诡计一揭穿，外交行动必然中止。”
北京。狂热之梦正在变成现实。英军中，无不欣喜若狂地高喊：“万岁！现在大家同去北京！”而葛罗男爵希望得到谅解，便以此理由抚慰蒙托邦将军的自尊心：“我几乎想恭贺您，夺取天朝京城，在一个将领的业绩表上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联军已想到要组织车队——“快乐之车”，以使所有军官均能观光中华帝国神奇的首都。
额尔金勋爵尽管沮丧，自尊心深受伤害，但第一个对事态的转换表示欣慰。9 月 6 日，他致函妻子说：
“我又要开战了！愚蠢的中国人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这正好给我一个统领大军长驱直入北京的绝佳借口。”额尔金还添油加醋地说，正是这些“愚蠢者”的不恭，才使他断绝同他们和谈。他庆幸行动计划有所改变，即向北京进军，不再以和平方式，而是以战争方式。这里所暴露的心态，说明了事态的后续发展……
葛罗男爵也认为，这一“暂时的延误”对英法联军利大于弊。联军将可在中国首都部署部队，向清政府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葛罗竟然这样说：“这些难以想像的欺诈，只有在亚洲种族、特别是中国人中才会碰到。这虽然使我的计划受挫，但是尚未摧毁我的希望。”他坚信，清政府最终必定会让步，皇帝可能出塞北去，用不着遗憾。何况，据说是重病缠身的皇帝呢！
然而，令人不安的消息自上海传来。太平军为海关银库吸引，对上海形成空前的威胁。留守上海的，只有 400 左右的法军士兵，800 来个英军士兵以及数艘炮艇。故而，联军紧急派遣增援部队返回上海。格兰特将军抽调 3 个步兵营。蒙托邦将军忍痛割爱，分出 200 士兵和半个山炮队，回去支援留守法租界的法布尔上校指挥的部队。可惜，增援部队来迟了。徐家汇教堂与传教团被太平军捣毁，一位神甫被杀。上海郊区乡镇大多被太平军占领，而英法联军为赶走太平军，放火烧毁了这些城镇。法租界住宅区严重受损；幸亏居民早已逃离，才免遭生灵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