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托邦将军“应召”
柯利诺准将期待第三颗星
埃里松欣喜
葛罗作出的牺牲
洛图尔为幸免平庸而得意
格兰特将军相信“吉兆”
额尔金远不满意
巴夏礼对没有被忽视而高兴
“可敬的”姆吉神甫
踏上尽职之路
“1859年11 月份，当我在鲁昂指挥第二管区时接到陆军大臣朗东元帅办公室主任里布上校的来信，问若有人提议我担任拟议中的对华远征司令将作何答复。我当即回复接受，但很想知道在何种条件下进行指挥。过了两天，陆军大臣发来电报，指示我马上前去贡比涅宫晋见皇上。24小时之后，皇帝陛下接见了我。”这是库赞·蒙托邦将军，后来的“八里桥伯爵”，在其《回忆录》（至1932 年才发表）中，叙述他如何出任 1860 年“远征”中国法军总指挥的。
在另一著作《二十四天的陆军部》（1871 年出版）中，蒙托邦叙述被征询任职时的惊异心情。他承认说：“我曾隐隐约约从报上听说过这一远征。但我必须说，此举在我看来是如此奇异，以致不大相信它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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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 10 月 巴黎
“将由蒙托邦将军统率的中国远征筹备完毕。据听到的传闻，我可能被宣布为一个旅的指挥。如果是那样，我将把如何进行这次远征的愿望公之于众。”
1859 年 11 月 16 日 巴黎
“陆军大臣朗东元帅通知我，本人已被任命为赴华军队指挥。能让皇帝看中，实属三生有幸。其实须得承认，将领中积极响应去冒险者为数不多……
这次远征在军队中引起很大轰动。对所有不怕危险和痛苦、希望晋升和获得十字勋章的军人，这是大好机会。可以说，这股赴华激情，这种好胜心，实为好兆头，使我高兴不已。
至于我本人，我要去谋求第三颗星。出发赴华之时，我感到浑身重新焕发了青春与活力。像是坐牢五年快窒息时，牢门一下大开那样的感觉。这是我生命又开始的新一页。待这一页结束，我才可以考虑好好休息，回忆所经历的事件和命运把我推到何种程度。
记得我把前去中国的想法告诉朋友之时，他们差不多都以为我丧失了理智。有的惊讶地说道：‘到中国去，您发疯了不是！您在巴黎多安稳，前途无量，怎么想把这些都扔下，而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去冒险。起码等人家下了命令再说嘛。’
以勇猛闻名的准将、马拉科夫战役的战斗英雄柯利诺，自告奋勇前往中国，他并不掩饰个人的雄心：带回少将军衔。可惜后来他在那里牺牲了，并不知道自己赢得了第三颗星。他一直忠于其座右铭：‘哪里需要哪里去’。”
夏尔·库赞－蒙托邦（Charles Cousin-Montauban1796 － 1878，也译作孟斗班、蒙他板、孟托邦），生于军人世家，父亲让·安托万·库赞为军官，母亲阿戴拉伊德是洛奈少将之女。
早年毕业于索缪骑兵学校和军事参谋技术学校，曾在北非法军服役多年，参加过许多战役，十次受到表彰。1841 年 7 月 8 日谢里夫战役中军功卓著，但胸部留下枪伤。后任北非骑兵第二团上校，正是他迫使阿尔及利亚埃米尔第一次投降，这使他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1844 年获准在姓名后加上祖先姓氏蒙托邦。1851年晋升准将，1855年底出任奥兰军区司令，1857 年奉调回国，先后在里摩日、图尔和鲁昂军区任职。当他在诺曼底首府任第二师师长时被选为对华“远征”军司令官。后执掌里昂大军区。1862 年元月拿破仑三世加封他为“八里桥伯爵”。1870年普法战争中帝国面临倾覆之险时，他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24 天，直至9 月 4 日帝国垮台，之后流亡比利时。1873年 1 月赴伦敦出席拿破仑三世葬礼。1878 年在凡尔赛去世。
据纪实作者描写，蒙托邦“四方脸庞，蓄心形小胡子，仪表堂堂，带有贵族气质”。巴赞库尔赞扬他是“刚毅的将领，无畏的战士”；杜潘认为这个北非老兵“思想少有的细腻，举止分外的平易”。格兰特称他为“英俊勇猛的军人”，而有的史学家却指责他是联军征战中“傲慢的碍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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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兵站已经 7 个月了，期待第二天下达任命。正在这时，一名负责军邮的下级军官递给我一封信，令我惊讶不已。信中这样写道：先生，部里刚刚下达决定，拟派您随本官前去中国，作为私人秘书兼通译。接到此信，请去您的上校处告假 8 天；凭信中所嘱，给您放假。您当天去巴黎。然后，到吕布饭店来找我。您一报到，身份即合法化。
顺致
敬意！
蒙托邦将军
就这样，年轻人莫里斯·伊里松（后来封为埃里松伯爵），当时仅为驻亚平宁山一个骑兵团的普通战士（那时意大利战争即将结束），奉蒙托邦将军之命，调来身边任秘书加译员，并负责协调与英军司令的关系。
伊里松（即后文埃里松）后来成为《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的作者，他欣慰地写道：“我对旅行情有独钟，接受命令准备赴华！七个月中，在花名册上仅有一个登记号，突然间一下子被一位少将以‘先生’相待！对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可谓梦一般美妙！我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高兴，为我的将军感到高兴，为生命感到高兴。”
莫里斯·伊里松 (Maurice Irisson, comte d’Herisson 1840－1898)原为驻意大利的法军第六轻骑兵团普通骑兵，活泼，机智。经佩利西埃元帅和弗勒里将军的推荐，被选调任蒙托邦将军私人秘书和译员，并负责与英军的联系。他在对华战争中，详细记录了蒙托邦将军的言行和军事部署，回国后着手写作，发表《当代中国研究》一书。1870 年，埃里松调到巴黎总督特罗叙将军身边任职；1871年任（国防政府成员）朱尔·法夫尔的助理。1867 年，据塞纳省民事法院判决，莫里斯·伊里松和弟弟乔治恢复了祖宗原有的“埃里松伯爵”的姓氏。而据高第解释，这一贵族称号其实是伊里松先生们从多菲内地区一户埃里松贵族人家的末代传人手中买来的。
1886 年，埃里松推出《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这是一部为蒙托邦歌功颂德的著作，同时带有反英倾向；但其中对圆明园的描写十分精彩，常为后人所引用。阅读该书须提防其某些偏见和不公正之处。
该书还被几位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因为这些美国人感兴趣于1860年与 1900 年之间的比较。埃里松还发表过一些历史普及读物。1898 年死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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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离开时拉着我的双手，深情地向我致谢，对我说道，五十人中无一个会接受如此牺牲”。另一方面，葛罗男爵被迫再次接任赴华全权使节之后，皇上将他托付给英国大使额尔金……
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 1793—1870），法国著名外交家。早年接受贵族教育，关注远东事务。30 岁时进入外交界。1829 年出色完成赴埃及使命，查理十世授予其男爵称号。后相继在墨西哥、波哥大和玻利维亚及伦敦任职。1850 年担任全权公使，赴希腊等地肩负微妙使命。1957 年 5 月作为拿破仑三世派往中国的全权代表，和英使额尔金一起与清朝钦差大臣桂良议订《天津条约》（1858 年 6 月），回国后被拿破仑三世指定为参议员。1860 年 3 月7 日拿破仑三世委派他为特使再度参与对华战争。他仍与额尔金联手，逼迫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1862 年，出任驻英国大使。著有《黄皮书日记》一书。
“皇上很想让我加入这场将于北京结束的军事和外交远征之中，并委托我从事某些研究。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切更能使我满足了，因为此行将使我超越我们的小天地和孤陋寡闻的局限。”埃斯凯拉克·德·洛图尔伯爵为摆脱平庸环境的前景而欣喜，然而，他应该为参加了“远征”而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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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们 1859 年攻打白河炮台遭到的惨败，英国政府决定派兵远征中国，以要求执行 1958 年 6 月 27 日由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与中方）所签订的《天津条约》条款。法国也同样坚决派军队和我们并肩作战。
（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恩准英军总司令剑桥公爵殿下的提名，很高兴任命我为远征司令，授少将军衔。这种恩宠本人甚为珍视，之前从未直接或间接有过这样的奢求。”
在其所著的《 1860 年对华战争相关事件》一书中，霍普·格兰特将军正是以这样很正式的语言，记述他如何被授予少将军衔和出任“远征”中国总指挥的情形的。
詹姆斯·霍普·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 1808 － 1875，也译作克灵顿) ，出身于苏格兰望族，曾在爱丁堡和瑞士上学，喜欢音乐，善操大提琴；1825 年在一个枪骑兵团开始军事生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来华，参加攻占镇江等战役；据说，因陪上司拉琴，受赏识而获晋升。1858 年镇压印度起义有功，获巴斯勋位“大十字架”勋章。1860 年出任英对华“远征”军司令，执行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命令。
这个苏格兰人惟一的读物是《圣经》，一副粗野的军人模样。瘦高个，背略驼，杏眼，薄唇，脸部很有特征；部下说他的样子“活像瘦高挑老太婆”。蒙托邦认为，“他人很正直，有时也很勇敢，但并无多大军事才能，完全对额尔金惟命是从”。但也有人不同意蒙托邦的看法，认为格兰特竭力主张的攻占大沽炮台的战略十分出色。英军中有这样的说法：格兰特语言表达能力极差，简直说不出完整的有条理的话，以致他参谋部里的军官们只能根据他断断续续的词语来揣摩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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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领这次“远征”，有一个人以其性格、能力和资历，被一致公认为非他莫属。1860 年 4 月 17 日，时任英国外交国务大臣的拉塞尔勋爵正式致书额尔金勋爵，告知他女王陛下“决心运用一切手段与清朝皇帝缔结和平，再次召他作为全权公使赴华，以其杰出才干完成这一重大目标”。
在额尔金《日记信札集》出版者沃尔朗看来，这一任命是顺理成章的。不过，詹姆斯这位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又要抛弃“温暖的苏格兰家庭”和妻儿老小而重返中国，他自然不很高兴。其次，他深感内疚的是，又把法国老伙计拖入这一新的冒险之中，他说道：“一见老友葛罗男爵，就感到犯有双重罪过：一是接受担此重任，二是强迫人家也作同样的牺牲。”
詹姆斯·布鲁斯·额尔金（James Bruce Elgin 1811－1863），1811年生于伦敦，著名外交家，出身世袭名门望族。祖父罗伯特·普鲁斯勋爵曾为苏格兰总督；其父托马斯·普鲁斯 1799 年— 1802 年任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使期间，曾抢购并掠夺了希腊雅典的大量文物和石雕（大多卖给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后因躲债于 1820 年流亡法国，1841 年死于巴黎。故雨果称“额尔金这个名字具有让人必然会想起巴特农神庙的特性”。而“额尔金主义”这一字眼也成了破坏和掠夺艺术品的同义词。
詹姆斯·额尔金童年（1820 — 1825）在巴黎度过，但已无家产。14岁就读于伊顿公学，后上牛津耶稣学院，并结交未来的精英人物，如未来的外交大臣坎宁等。他与日后担任首相的格莱斯顿也过从甚密。他本想从政，但是1842年继承的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和第十二代金卡丁伯爵的爵位未能使他自动进入议会两院，后在南安普敦当选议员，于是他选择了外交生涯，30 岁出任牙买加总督；1846 年调任加拿大总督，在处理法裔加拿大人事务中充分展现了其灵活的外交才干。
1856 年受委派来华，发起攻占广州，俘虏叶名琛总督；后北上和法使葛罗一起，威逼清朝钦差大臣桂良签订《天津条约》。1860 年 4 月维多利亚女王委派他为特使，再度主导英法联军对华干预。他狡猾奸诈，以战逼和，下令火烧圆明园，强迫恭亲王签署《北京条约》。回国后，经帕麦斯顿首相举荐，被委任为印度管辖区总督，就职 20个月后因心脏病复发，死于达兰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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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在 1901 年于伦敦发表的《巴夏礼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去香港同额尔金勋爵会谈后回来，又陷入老一套公事之中，毫无被召往前线的希望。他将在战场上缺席。额尔金特使身边已有威妥玛当译员。他成天无所事事，待在老衙门里，只得耐心等待来自北方的消息。无论额尔金对他个人有什么看法，他忘记了上海有两个人很希望在已露端倪的棘手事情中得到巴夏礼的有力支持：普鲁斯先生对这位倔强的特派员赞不绝口；威妥玛急不可待地希望有他在身边。于是，额尔金致函询问他是否能放下繁重的公务立即北上与他会合……
他当然可以……行动之时被遗忘在后方真不是滋味……几年前，面对来自额尔金勋爵这样的邀请，他定会发出满意的欢呼！可如今生活变得暗淡，他已没有了这种激情。
然而，如果说他认为，对有机会在这场大行动中发挥作用不应感到高兴，那是在骗自己。一到战场，他的烦恼厌倦便一下烟消云散了。尽管要经历意料之中的种种危险和困苦，但他不愿错过下文将要讲述的这一冒险之举。”
然而，本书主要人物之一巴夏礼，当时却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巴夏礼是个“中国通”，1860 年时在华已 20 年。1828 年生于苏格兰工人家庭，5 岁丧父母，后被送往伯明翰一所学校；他两个姐姐投奔嫁给德国新教传教士的远房亲戚。这个传教士叫郭实腊（郭士立），曾将《圣经》译为中文，并为在中国沿海走私鸦片的商船任通译，后任英首任驻华公使璞鼎查的秘书。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两个姐姐把 13 岁的弟弟从英国招来，送到澳门，在璞鼎查另一秘书马儒翰家里学中文。他聪明伶俐，汉语学得很好，颇受璞鼎查宠信；从22岁起，常向英外交部汇报中国情况。1855年回国报告对华事务，受到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和首相帕麦斯顿的赏识。翌年被任命为驻广州领事，对英远东政策起很大影响。他把璞鼎查的那套狂妄自大学了过来，策划一系列对华挑衅与冲突。1858 年 1 月，在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是他在难以置信的条件下抓获化装潜逃的两广总督叶名琛。1860 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额尔金把他招在身边，既当翻译，又当顾问，并担任谈判代表，虽被扣作人质，仍为联军攻入北京出谋划策。后出任英国驻上海领事。1865 年，任驻日本全权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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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1860年冬天的某个晚上，我在家中，坐在暖烘烘的柴火前，由一个朋友陪伴。尽管日常生活有些烦恼，但我很高兴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尤其对自己的命运心满意足。正在看书之时，有人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一位老友的笔迹，简直惊异不已；刚读了几行，就发觉是要我前去参加对华远征（从香港发动的）。即使一枚炮弹穿越房顶，在我脚边爆炸，也不会比这一切更令我惊愕！我挥舞着信嚷道：‘我要去中国了！’朋友合上书，抬眼望着天花板，差不多和我一样震惊。好几分钟，我俩不说一句话，脑海里浮想联翩，胸中热情激荡。我自言自语，这便是我的尽职之路，我要毫不犹豫地前去赴约。”在英军可敬的牧师姆吉神甫眼里，这也是通往北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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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北京的路上，我们将有许多机会遇到 1860 年对华“远征”的各种角色，如英法联军两位总司令格兰特和蒙托邦，两国全权特使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法军准将柯利诺，年轻翻译官埃里松，学者洛图尔，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以及随军英国圣公会牧师姆吉神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