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炮台前
海军上将贺布过于自信
攻打大沽
“六二五”惨败
贺布上将和特里科司令负伤
责任全在贺布
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同受盘问
僧格林沁大胜
导致第三次鸦片战争
现在的问题是要批准额尔金和葛罗与中方在天津所签的条约，双方批准文书的换文时间商定为一年。
1859 年 6 月 2 日，由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分别接替额尔金和葛罗）率领的英法代表团相继抵达香港。两使节各受本国政府委托，将在北京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中方条约签字者之一、钦差大臣桂良，已得到他们将抵达天津的通报。
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先到上海，收到桂良“敷衍推诿”的答复。钦差大臣避而不提去年所作的承诺，显然是想把两使节留在上海。两使节决定不见桂良；并且毫不延误，一同上路，直去北方。其实，他们有意要在天津而不是在别处，交换条约批准文本，然后进驻北京。
布尔布隆充满自信。6 月 14 日，他致函外交部说：“从此毫无疑问，我们的北京之行将和平而无阻地完成……”
1859 年 6 月 20 日，英法联军舰队跟随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两使节开入直隶湾，经大沽炮台前，打算沿白河直抵天津。美国公使华若翰也跟随前来，仅带了 2 艘船，作为观察员。
问题出现了。中国当局建议英法舰只停泊在荒凉的北塘附近海岸，有关代表取陆路去天津和北京。在普鲁斯等英国人看来，这不能接受。怎么？英法这样的西方两大列强只应从“偏门”进入吗？他们这不就像是来向皇帝朝贡的！
于是，普鲁斯要求沿白河直去天津。中国人表示反对，不愿联军船只经过大沽炮台。而且，清政府不同意英使由众多军队护送进京。普鲁斯征得布尔布隆赞同，认为中方的拒绝已使任何外交行动中止。因而，双方处于战争状态。
贺布上将6月7日来到当地，观察沿河堤坝，发现控制白河的大沽炮台设防明显加强。在回答布尔布隆的担心时，贺布认为，强行通过炮台确有难度，但又自信地保证必定成功。故而，英法双方都仍然相信，一切都如同去年那样轻而易举。
事实上，贺布低估了中方新防卫的有效性。现在的驻防与一年前截然不同。设防已按“欧式”重建，配有内堡，工事加高，架设水平射击大炮，交叉火力可对河纵射。此外，入河处布置了三排尖利的铁桩、拒马和桩基防栅等，以阻止通行。总之，由清廷统帅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新近设置的众多障碍物，实在令人生畏。另外，据一些传教士提供的情报，去年守卫大沽炮台的清兵已全部换防，现由骁勇善战的鞑靼①官兵把守。
①鞑靼一词如今仅在欧洲使用， 包括汉族中国人以外的中国北部各民族，主要指满族人和蒙古人。——编者注
见证人夏西隆男爵认为，“攻打整个这套防御工事，要有强大的手段才行”。再说，贺布已作的侦察未能摸清有多少炮眼，事后才发现炮眼全用草席掩蔽，那里藏着粗口径的大炮，皆为英俄制造。联军舰队几乎完全由英国战船组成。英军派出 16 艘战舰，其中有 2艘驱逐舰、3 艘护卫舰、9 艘炮舰和两艘联络舰。这些战舰除水手之外，还运送 1500 登陆士兵。而法军只有 1 艘蒸汽护卫舰“杜舍拉”号，悬挂法国旗，由一艘刚从美国人那里购买的小舰“诺萨加赖”号相随，可沿河直上天津。交趾舰队和里戈上将能供法国赴华使团调遣的便是这些。
6 月 21 日，普鲁斯征得布尔布隆认同，把联军作战事务交由贺布上将指挥；贺布下令强行打开白河通道，扫除沿河障碍物，直开天津。在联军眼里，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看来，他们非冒必败之险不可。
24 日到次日早上，三处障碍一律扫平，中方没有丝毫动静，英法联军以为白河可以通行。两艘炮舰于是先行，中方仍无反应。但是，突然之间，联军舰队处于密集火力轰击之下，炮火来自大沽要塞，而此前那儿一直静悄悄的。贺布站在“普拉弗”号旗舰上，按“皇家海军”传统，在枪林弹雨之下视死如归。当时，他也许想到当年英勇阵亡的纳尔逊上将。1805 年 10 月 21 日特拉法加战役中，纳将军高喊着“谢天谢地，我尽了职”之后倒下。
据芮尼医生转引一位目击者的描述，当时的情景是：“普拉弗”号 2点半向前开进，贺布上将站在舵手舱顶，法军中校特里科在他对面。3时许，他臀部受重伤，白色军裤染满鲜血。舰长脑袋中弹横飞，8 个士兵被打死，22 人受重伤。甲板上，场面更可怕，水手几乎全被击毙。战船失控，偏航飘走。贺布转移到另一艘炮舰“负鼠”号上。他始终靠在主桅边上站着，头部受伤；可桅杆塌下，将他摔倒在甲板上，好几根肋骨折断，后被抬到 “鸬鹚”号上。贺布只得终止指挥。参战炮艇大部分失去了战斗力。局势更加危急。
美国海军统帅达底拿，尽管因中立地位不参战，但获悉贺布上将受伤，即决定前去救助。他叹道：“血浓于水。当白种人在自己眼皮底下遭杀害，我若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岂不下地狱！”在水上遭遇 3 个多小时中国守军炮火之后，联军决定从陆路继续攻打中国炮台。此时已近傍晚，大海退潮露出了一片宽阔的泥泞地。在夏西隆看来，“正是在这里，一场新的灾难又将降临在联军头上了”。
英皇家海军一支小分队和法军一批海军陆战队员由特里科率领登陆，试图去夺取左岸的炮台。特里科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表现出众，是一位刚强的军官。尽管这次他带的登陆队力量过弱，仅有 86 个士兵，却坚持要去夺取炮台。
对这次拼命的行动，杜潘上校这样写道：“负责强攻行动的法国驱逐舰中校特里科冲在前头，士兵紧跟其后，冒着一阵炮弹，进入炮台壕沟。官兵全都筋疲力尽，气喘吁吁，而且陷在齐腰深的淤泥里。于是，只得放弃跨越壕沟，竭尽全力坚守着已经夺得的阵地。但是，在如此艰难条件下，他们实在顶不住了，必须尽快撤退。”凌晨一点，幸好几艘船赶来，接走了幸存者。
巴赞库尔男爵指出，这次“勇敢而徒劳的行动”，灾难性结果是严重的。6 月 25 日，正好是索尔费里诺战役的第二天，参加强攻大沽炮台的英军有 1500 人。结果 464 人伤亡，其中 8 个军官被打死，28 个受伤，4 艘炮舰被击毁。法军方面，大部分军官都受了伤，包括勇敢的指挥官特里科左臂被子弹打穿，6 人被打死。
英法联军撤退到上海，进行反思……提出不少疑问。夏西隆这样概括说：“贺布上将军事上做得对吗？他对大沽炮台的侦察是否足够全面？行动将结束时的登陆是否恰当？”既然英国公使普鲁斯拥有全权，那么单单由贺布上将承担责任显然不公平。
布尔布隆则派使团一等秘书米歇尔·克莱兹科夫斯基伯爵回巴黎，负责向政府解释有关情况。而普鲁斯也遣密使回伦敦。两人于 7 月 14 日乘船启程。
1859 年 5 月，在香港交谈时，普鲁斯曾向布尔布隆阐明他们同往大沽炮台所要采取的行动方案。他说道：“无须掩饰，以我们在白河口的威慑力量，比我们到了天津要强大得多，因为在天津我们仅有几艘炮舰和少量部队；不过在天津还是比在北京强，因为我们只能携带完全和平的器具抵京。因此，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对此我们要有所预料——我主张宁肯预先解决它（甚至诱发它），这样，在实施我们建议之前，我们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根据这一推理，人们可清楚地看到普鲁斯当时的思想状态和他攻打大沽炮台的决心。
事件发生后，6 月 30 日，布尔布隆从上海向国内发去一封辩解性的长信，强调若因横在英法联军路上的障碍物而停止行动，那只能增强清朝政府使已签的条约无效的决心。而普鲁斯和他本人均受本国政府指示，要把国书呈递到中国皇帝手中，并在北京设立外交使团。
布尔布隆鉴于法军力量较弱，能给英军提供的救援较少，因此认为在此事件只起“咨询作用”。他解释说自己完全信赖贺布上将的保证，因为贺布作为“军事问题惟一评判者”，坚信能扫除障碍。
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忘记提及 5 月 25 日那天上午 9 点钟，即发起攻击前几小时，一条小船给他们送来了直隶总督恒福的信件，告知总督已到北塘（大沽北侧不远处一个小港），正在等候桂良大学士抵达，还说他奉命在那里接见英法使节，然后陪同前去京城。大概此信到得迟了一点，因为 10 时许，攻打大沽炮台的决定已经作出。
尽管如此，夏西隆男爵身为见证者，揭露“普鲁斯先生所采取的粗暴而冒险的策略，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偏见，而且得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生特别顺从的支持”。他认为，两公使墨守国内指示，缺乏判断力和灵活性。他们“在白河上仅仅 1 天之内，竟然将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以充分毅力和随机应变、花 18 个月才出色完成的事业毁于一旦”。
夏西隆斩钉截铁地指出：自 1859 年 6 月 25 日起，1858 年 6 月 27 日在天津所签的条约已不复存在。
在巴黎，布尔布隆的态度遭到广泛批评。人们指责他只与英国公使和海军上将协商，未能听取特里科舰长的意见。海军大臣阿穆兰上将向外交大臣华勒夫斯基伯爵表明惊讶之情。布尔布隆为何把维护法国利益的权力交到英军上将手中，忽视法军也在当地？阿穆兰对此甚感遗憾。华勒夫斯基也致函布尔布隆，转达政府的意见，认为他“未能以必要的小心谨慎行事”。外交大臣认为一切手段用尽都无济于事，方可诉诸武力。
高第在所著的《1857 — 1858 远征中国》一书中，严厉谴责普鲁斯与贺布的态度：“须得承认，英国人行事极不谨慎，过于匆忙，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他们必须取道大沽，而不是北塘前往北京。普鲁斯实在固执己见……”在后来写的另一本书《中国通史》之中，高第进一步阐明他的看法：“要是贺布不那么骄傲自满，普鲁斯不那么顽固不化，布尔布隆不那么软弱无能，联军舰队，尤其对此事件应负责任的英国人，便可免遭这样侮辱性的惨败。”
尽管如此，联军发现，靠了他们，中国人学会了打仗，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已显示出出人意料的军事才能。蛮夷首次丢尽脸面，清朝当局悬挂彩旗庆祝。僧格林沁得胜，成为民族英雄。
从这一倒霉的事件中，巴赞库尔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大失败。这次失败于一天之中，一小时之中，毁掉了联军在这遥远海岸的光荣声望，毁掉了作为这一声望首要基础的士气影响。这次失败既把过去的所有成果全都抹去，又摧毁了体面得来的《天津条约》，同时也是对英法旗帜和两公使的莫大侮辱。若加以巧妙利用，一项如此的战功必然会带来重大的胜利……无须掩饰，必须与英国并肩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一场应当使用更加强有力行动手段的战争。”
1859 年 6 月 25 日事件之后，英法两国又将发动新的对华战争。这一次，根源并非是借口——如“亚罗”号被搜查，而是联军真正的军事失败，伦敦和巴黎都称此失败为“流血冲突”。因而，中国人大沽要塞保卫战的胜利，才是英法“远征”中国的第三次鸦片战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