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淳、长麟、庆格，尔等奉旨前往直隶查得司书王丽南假雕印信，勾串舞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锄此大奸，实乃大快人心。望尔等以事实为依据，以大清律历为准绳，严惩重处，交部审议。对于历任失察的总督、藩司，决不可姑息，均应计赃定罪，再加等问拟，以儆效尤。钦此。”
费淳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进一步地深挖细查，很快便查明，在藩司方面，瞻柱任内虚收之数量多论》、《人类理解力研究》、《自然宗教对话录》等。参见“伦，有十九万余两；颜检任内次之，为六万二千余两；郑锦任内为二万二千余两；同兴任内为二万余两。在总督方面，颜检任内最多，虚收银达二十万八千余两：胡秀堂任内次之，为六万二千余两，梁肯堂任内二万二千余两；陈大文任内为七千余两；熊枚任内为二千六百余两；姜晟任内为一千五百余两。
嘉庆皇帝接到如此详细的报告，对费淳等人的工作甚为满意，很快传下命令，直隶司书王丽南及州县官陈锡钰、徐承勋等二十余人抵法，处以极刑并查抄家产；对于失察的历任直隶总督、藩司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学说的辩论性著作，主要观点是，反对，亦各按其任内虚收数目多寡，分别予以惩治，除病故多员外均交部严加议处，侵亏各数，俱令在各任总督、藩司名下分赔；已故各员，亦当责令其家属按数追缴，对于在职的人员，也很快给予处理。现任总督颜检革职，充军发配至乌鲁木齐赎罪；同兴亦革职；姜晟、陈大文、熊枚降为四品京堂；袭行简在藩司及署督任内，均有虚收情况，但他在交接时，曾奏明藩库款项未清，著庆格接手后查办，故给予革职留任；吴熊光在接任藩司时，对前任之虚收情况未有查出，虽有失察之咎，但在本人任期内，由于对下属管察较为严格，未有虚收情况，故只交部议处。
嘉庆皇帝一次处理如此众多的地方大员，这对于后来心慈手软的嘉庆皇帝来说，虽不可说是绝无仅有，但也着实不多见。各级官员似乎从嘉庆皇帝的这一举动中看出，嘉庆皇帝惩治腐败幻像即“偶像”。，不再只是挂在口头上的了，要动真格的了，一些平时行为不端、手脚不干净的官员也要有所收敛了。
一次处理如此众多的地方大员，各级官员在感受着皇威的震慑。当然，作为皇帝的嘉庆心里也十分不平静，一个问题久久地萦绕在他的脑际之中，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地方官员胆敢如此铤而走险？从这件事中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
这一天上得早朝，各位文武大臣分别呈上奏章后，嘉庆帝问道：“各位爱卿，还有什么要启奏的吗？”众位大臣齐声回答；“启奏完毕，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按照惯例，这些大臣们以为皇帝问到这话，该是退朝的时候，他们也该去各自办自己署中的事了，哪曾想嘉庆帝话锋一转：“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众位爱卿，直隶司书王丽南一案虽已过去，该处罚的也处罚了，其他官员们也都以此为戒，但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样牵扯人员如此之多，作案时间如此之长的案件，为什么会发生呢？请各位爱卿发表发表高见。”皇上这么一问，可真把诸位大臣给问住了。要知道，处理王丽南一案，皇帝的决心之大是十分少见的，且凡是有所牵连的都受到了惩处，大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谁敢轻易在皇帝面前谈到此事，倘若言语中稍有不慎，被认为与此案有牵连，那可真要吃不了兜着走。谁知皇帝葫芦里又卖的是什么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都想到了一点上，只听大家齐声高喊：“臣下愚昧，吾皇圣明，愿听吾皇高见，请皇上不赐教。”
看着叩头如捣蒜的诸位大臣，嘉庆帝似乎明白了大家的心思，道：“诸位爱卿，既然你们不愿讲，我就讲给大家听一听，望大家从中吸取教训……”嘉庆帝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众大声齐声高喊：“愿听皇上教诲。”
嘉庆皇帝清了清嗓子说道：“直隶司书王丽南一案之所以能够发生，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主要是制度不严。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每个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周密、详尽、严格的制度，杜绝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否则的话，就可能为一些心存不良的人钻了空子。直隶司书王丽南之所以能长期以来以假印弊，还不是因为直隶的立法不严，杜弊不周，阘茸因循，至于此极。通过此案，对于今后直隶的藩库及各州县的批解银两，应该如何定立章程、定立哪些制度，从哪些方面去堵塞漏洞，我已经责成直隶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员裘行简、庆格等人认真研究，仔细斟酌，考虑一个周全的方案上奏我处，也好为其它各地借鉴。这第二点原因，当然是用人方面。朕深为忧虑的就是，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多，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而不少人仅知道的是自保身家，如何升官，如何发财，这、这、能不是国家的忧患吗？……”嘉庆皇帝说着说着动了感情，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各位爱卿都知道，我大清朝建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列祖列宗留下的各种法规也不可谓不全，但仍然不时出现这种或那种案件，这根本原因就在于用人，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人执行的。有了制度，大家都能够自觉地执行，那当然令诸事皆顺。如果仅有制度，大家不去认真执行，那制度就形同虚设，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那制度就没有一点用了。直隶总督府以前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制度，关键在于各任官员没有认真地督察、执行，才给那些奸吏以可乘之机，几乎直隶各任总督、藩司在任职期间都出现过虚收、冒支，那唯有吴熊光任内没有出现过虚收。原因何在？”嘉庆帝说着扫视了大家一眼，又继续说道：“原因很明显，就在于人是如何执行制度。我们从审案过程中知道，那些被讯问的人员都承认，吴熊光任内之所以没出现虚收，是由于吴熊光督察严格，他们都惮其查察，不敢作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同一职守，实心任事与庸碌因循，情况就大不一样。诸位爱卿，你们以为如何？”
“皇上所言极是，切中肯肇，臣下受益非浅。”众大声齐声答道。客观而言，嘉庆皇帝的总结，应该说是击中了问题的一些要害，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他是认识不到，贪官污吏之所以层出不穷，其根本原因就在封建专制制度本身。
发了一通如此的议论，嘉庆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心里似乎轻松了一些，王丽南一案暂时平息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时，一位武官打扮的人在太监的引领下来到了嘉庆皇帝的御座跟前，但见那人“扑嗵”一声跪倒，先是一阵嚎陶大哭，哭得嘉庆帝莫名其妙。嘉庆帝毕竟是一国之尊，胸有成府，有容人的海量，耐着性子等那人哭完之后，和颜悦色地问道：“你有何事，有什么委屈，请慢慢地说来，朕为你作主！”“我乃受水师提督派遣，特来向我皇汇报近来海疆情事！”来人答道。“海疆情事，近来海疆情况怎么样了？”嘉庆急切地问道。
嘉庆皇帝自从即大位以来，有两件事是最令嘉庆帝感到头疼和棘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前面已经叙述的：嘉庆帝即位的第一年，公元1796年，川、楚一带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嘉庆帝和其太上皇老子乾隆皇帝一起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调集各省人马，能征惯战之将士，放手鼓励地方豪强自办团练武装，靡费国库银近亿两，几乎花光了其祖上的多年的积蓄。为弥补此次亏空，嘉庆一朝甚至公开干了卖官鬻爵的事，历时九年，才镇压住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正因为被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团得焦头烂额，嘉庆帝连为其老子乾隆皇帝的葬礼也没能隆隆重重地举行，这不能不是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皇帝身后的一件憾事，也令嘉庆帝感到耿耿于怀。而令嘉庆帝感到十分头疼的第二件事，就是浙、闽、粤等地海盗不断滋事，扰得沿海居民无法生产和安定地生活，因为这海盗不是一般的地痞、流氓、行为不端分子所为，而是内外勾结，兵匪一家，势力甚为强大。这外部势力是嘉庆帝感到最为棘手的因素之一。
乾隆五十一年，清朝的藩属国安南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内乱。安南国内的阮光平、阮光缵父子（俗称“新阮”）发动政变，从其国王黎维祁手中夺去政权。这一行为引起了黎维祁的外甥阮福映（俗称“旧阮”）的强烈不满，他遂以正统自居，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最后虽然阮光平、阮光缵父子基本上巩固了统治，阮福映的势力也仍旧存在。“新阮”虽然经过一番争战取得政权，但是也处于国破民穷，财政困难的境地，为维护其统治，阮氏父子就唆使其官兵出海为盗，掠得钱财与阮氏政权“分红”，从而弥补其财政上的一部分亏空。这些海盗的目标首当其冲地就指向了势单力薄的中国商人，同时不断骚扰沿海居民，沿海居民为此灾害连连，叫苦不迭。乾隆皇帝曾因此发兵征讨安南，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到了嘉庆在位时，海盗仍常年出没于沿海，特别是嘉庆二年，一批海盗在罗亚三的率领下窜至中国沿海，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引起沿海人民的强烈愤怒，震动了清廷。清朝出动水师，经过艰苦作战，俘获了这批海盗。经严刑拷打审讯，查明这批海盗的头目为罗亚三，内有安南总兵官十二人，安南乌槽一万余号，并有缴获的官印、旗帜等实物为据，这都足以证明海盗实受安南国王阮氏的支持。此时正被农民起义困扰得焦头烂额的嘉庆帝，虽然感到这是属国安南对天朝上国的至上尊严的明目张胆的藐视，如果此时出兵讨伐安南，也可以说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但嘉庆帝经过审慎考虑，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好大喜功，而是十分克制，只是通过军机处谕示两广总督说：“……是此次乌槽夷匪，皆得受该国王封号，其出洋行劫，似该国王非不知情，若令会合，彼岂肯听从，且内地人民出洋为盗，尚不能官为禁止，何况外夷，倘安南藉此抵饰，何从与之三分辨，又岂值因此生事，兴师征讨该国耶？！去庆等惟当于闽、粤、浙三省洋面，通同会擒，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安南何官，即行严办……”
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一向如此谨慎的嘉庆帝，此时又该当何为呢？
来人听嘉庆帝询问海疆情况，且口气是那样的焦急，那样的关切，急忙用衣袖揩干了眼泪，抬起头回答道：“我皇圣明，我等大清水师官兵，向来恪遵皇上旨意，从不轻开外衅，而是忠于职守，严格训练，日夜巡逻，常备不懈，时刻守卫着我大清海防。但那些外夷海盗，看我等官兵并不主动击出，以为示弱，不断滋生事体。同时海宽洋阔，我等兵少力薄，尽管我们都尽了力，但仍有一些海盗不断窥探时机，出没于沿海各地，扰我居民，劫我商人，沿海居民人心惶惶，正常的生产贸易无法进行，人们毫无安全感可言。此次事件，更是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次情况如何？”嘉庆帝打断来人的说话焦急地问道。
“这次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来人回答道，“前一段时日，沿海一带连日来阴雨连绵，风高浪急，商人和渔民眼巴巴地望着天，困在家里不能动弹，而这些以海为生的人，心里该是多么的着急。这一日，天晴气朗，一改往日的阴霾，海上风平浪静、碧波万顷，有经验的渔民也凭经验断定，这天必定是一个难得的好天，何不趁此出海，辛苦一番，讨回一点生活。于是渔民们和商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成群结队，欢天喜地地出海了，打渔的打渔、经商的经商，好一番热闹景象，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在为有很大收获而沉浸无比幸福之中的渔民和商人们，却不料一场巨大的灾难逼近了他们。本来碧蓝如洗的天空，忽然间乌云滚滚，狂风大作，大海中掀起了如小山似的巨浪。求生的本能驱着这些渔民、商人们纷纷逃命，其中一行十几只小船在一位航海多年、颇有经验的老艄公的引领下，很快来到一处三面环岛，只有一处狭窄入口的天然避风良港。这行人在暗自庆幸他们的机遇好，很快地进囸入港内，但就在他们刚进完之后，一群早已藏在此处，以逸待劳的如狼似虎的海盗杀了出来。试想，这些老实巴交的打渔、经商为生的人们，哪里是那些打家劫舍的海盗的对手，不大一会儿，大多的男性渔民和商人们被那伙海盗杀死的杀死，打伤的打伤，女子们大都被海盗们掳掠而去，其中仅有刘振东、张大明二人大难不死，逃了回来。二人带着满身的伤痕，跑到我大清水师提督府报告了情况。皇上，你想想，我等水师官兵个个都是血性男儿，听到那些海盗杀我同胞，辱我姐妹，哪个不是气愤难抑，纷纷要求出战，严惩那伙海盗。随着水师提督的一声令下，大家是个个奋勇，人人当先，很快在刘振东、张大明二人的引领下，来到了那伙海盗藏身的避风处。进到港内，就见那伙海盗们有的在狂饮大嚼，有的在淫辱那被掠掳的女子。大家看到这不堪入目的一幕，个个怒不可遏，争先向前，杀向那海盗，很快这批在渔民、商人们面前不可一世的海盗们；纷纷败下阵来，一部分负隅顽抗的被杀，一部分跪地求饶的被俘虏，从缴获的物品中，我们还搜到了这样一件物品，请皇上过目。”
说着，那位军官把随身携带的一个黄布包裹递了上来。嘉庆帝打开一看，眉头不禁拧成了一团，原来，那包裹里包的正是安南国国王赐给这批海盗的印玺和文书，且文书中白纸黑字，说得清清楚楚，海盗的枪支弹药、船只补给由国家补充，抢得财物后四六分成，视财物的多少，功劳的大小，分别给予加官晋爵。这嘉庆帝怎能不气！
来人向御座上看了看嘉庆帝一眼，顾不得嘉庆帝正在气恼，又继续说道：“我等捉住了这批海盗回去以后，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不仅那些遇难的渔民和商人的家属齐聚在水师提督门前，哭天抢地，哀悼自己的亲人，其景象之惨实在令人目不忍睹，而且连其他的沿海居民也都自发地聚拢了来，他们纷纷要求严惩这批海盗，请求我皇帝兴发义师，征讨安南，以儆效尤。此时，不仅沿海的人民群众群情激愤，而且我大清水师的官兵也个个磨拳擦掌，纷纷慷慨表示愿作征讨安南的义师的前锋。卑职在此谨代表我北师官兵，向皇上表达我官兵的殷切心情，请求皇上快发义师，征讨安南，为我民复仇，扬我国威，安我社稷，固我海防！”
嘉庆帝听完了来人的叙述，示意下人把来者带下去安排食宿，殷勤招待，以示慰抚。嘉庆帝捻着其稀疏的胡须，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陷入了沉思。这安南国王，仰承圣恩，不思回报，却助纣为虐，扰我边民，掠我商人，着实可恨。“为民复仇，扬我国威，安我社稷，固我海防”，民心所向啊，名也正，言也顺，如果真的出兵那么一支义师，打它那么一仗，既灭了安南国海盗的威风，也长了我大清的志气，也能为我的皇帝生涯增光添彩，后来的史书也能大书特书，名垂青史！但这“打仗”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嘉庆帝作为一位三十多岁当上皇帝的人，虽然少了一些年轻皇帝的血气方刚，但他对国家的事务是相当了解的。其父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为圆其所谓“十全老人”的梦想，不管条件具备不具备，仗该打还是不该打，最后硬是打了那么多的仗，成全了其所谓的“十全武功”。虽然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古训，使得嘉庆帝对乃父的行动不能有半点非议和微辞，但他的心里是十分清楚，正是他的父亲乾隆皇帝几乎败光了其祖上的产业，使他接下了一个烂摊子。如今内顾尚且不暇，还能轻言对外开战吗？大清的国力还能经得起战争吗？一系列的问题萦绕在嘉庆帝的脑海之中，嘉庆帝一时无法做出决断，他决定把这一问题交给大臣们议一议。
“众位爱卿，”嘉庆皇帝向御座下扫了一眼，发现御座分两旁站立的大多数臣子可能是被刚才来人的陈述所感染，脸上出现了难抑的愤怒之情，说道：“刚才来人所述的情况，想必你们已经听到了，朕深为沿海居民遭此不不幸，深表惋惜，你们看，我大清该不该兴发义师，征讨安南，以示惩罚！”
“皇上，”伴随着一声宏亮的声音，一位两鬓染霜，须发皆白，脸上刻满雪雨风霜的皱纹的老臣从队列中走了出来。“臣下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嘉庆定睛一看，走出来的大臣原来是其父亲的遗臣辜一铭，这些年来为巩固大清社稷没少出谋划策，忙谦和一笑，说道：“请讲，朕就是要你们各抒己见。”“臣下窃以为，陛下圣聪，德加四海，兼统万国，兆民悦服，这安南国本我大清朝藩属，理当是年年来朝，岁岁来贡，以报圣恩，然而安南国不识君臣之礼，非但不履行属国之责，反而不断纵容其官兵犯我沿海，劫我商人，掠我居民，如果不出兵征讨，以示惩罚，这势必有损我大清皇朝的尊严，此应出兵征讨理由之一；出兵征讨的理由之二，沿海居民屡遭海盗骚扰，生产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群情激愤，此时出征乃顺天理、得民心之举；出兵征讨的理由之三，我大清朝不仅只有一个安南属国，还有那朝鲜、缅甸、廓尔喀等国，如果任由其纵容海盗而受不到惩处，这样我大清朝的其它属国也可能纷纷效仿，因此我皇理应兴发义师，征讨安南，为我民复仇，壮我国威。”
“臣以为不可，出兵打仗乃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又一位大臣急切地从队列中站了起来，走到嘉庆的御座前，“请慢慢讲来，朕愿听听你的高见，”嘉庆帝说道。“臣以为，出兵打仗最讲究的就是那‘天时、地利、人和’，从这三方面来说，我大清朝都不宜出兵打仗。第一，现在时值农历七月份，正乃天气炎热之时，而安南国更是酷暑之地，如我军劳师远征，这兵士首先不能克服的就是酷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能相当一部分士兵，不会死于敌人的刀枪之下，而要倒毙于中暑；第二，要出兵征讨安南，遇到的又一个问题就是安南复杂的地形，特别是与我大清接壤之处，山高岭峻，坡陡沟深，林密草深，荆棘丛生，敌人易于隐藏，而我军处于明处，易受敌人袭击；第三，如若我出兵征讨安南，虽属义师，但是到了安南境内，也会引起安南民众的反感，同时，安南还会对其民众进行蛊惑和煽动，我大清义军必会遭到安南民众的袭击。基于此，臣以为万万不可出兵打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请我皇圣断。”
“不，这是一种懦弱的、惧敌的言论，”一位大臣怒气冲冲地从队列中站了出来，还未等嘉庆帝开口问他有何高见，他就急不可待地说道：“我大清建立一百多年来，兵多将广，威加八方，德惠四邻，外夷来朝，如今我皇屡出仁慈之念，而安南国不识大体，屡屡逞狂，理应征讨。首先，海盗的不断骚扰，已引起我沿海居民的极大愤怒，民心可用，师出有名，名也正，言亦顺；其次，安南国的阮氏政权并不巩固，其国家可谓是国破民穷，民不卿生，财政困难，军队战斗力虚弱，毫无抵抗力；第三，我大清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我大清的军队这多年也从未停止过战斗，士兵经历过战事考验，将领有指挥作战的经历。总之，我大清朝出兵安南，必获全胜，请皇上速下决心！”
“恕我直言，此仗万万打不得。”又一位大臣从队列中站了出来。“为什么？”嘉庆帝问道。“我皇圣明，臣以为这仗不可打的原因如下：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敌我双方的情况如何呢？臣以为，第一，我大清出师征讨，是劳师远征，天长日久，人困马乏，而敌方则以逸待劳；第二，出师征讨安南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军需补给，而我南方地区及安南北部皆为山区，山高岭崇，坡陡沟深，交通不便，运输不利，军需供给相当困难，如解决不了军需供应，军队势必会出现抢掠民众的现象，这必将弓愧人民的反抗、不满；第三，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大清朝的统治受到川、楚一带白莲邪教的威胁，我朝费时九年，灭了这股贼众，但为此我大清花费白银不下亿两，造成国库亏空、财政吃紧；第四，这……第四……”
“第四怎么样？”嘉庆帝问道。“臣不敢直言。”“朕恕你无罪。”“谢皇上，臣以为这第四，就是我大清朝的军队在镇压川、楚白莲邪教的过程中表现不佳，并不是威武之师，而是纪律松懈，装备不良，战斗力虚弱，凭这样的兵力出师远征，臣以为取胜的把握实在渺茫。”
嘉庆帝听得这话虽然感到有点不自在，但也确实让这位大臣说到了实处，只是自己不便说出，想想确是实情。就那乌合之众的白莲教徒，起初势力并不十分强大，按说，大清军队一到，他们还不作鸟兽散，然而其势力却如燎原之火，最后整整烧了九年。
嘉庆帝理智、审慎且极为克制地处理了同安南的关系，谕示两广总督吉庆道：“海盗夷匪，得受该国王称号，其出洋行劫，其国王并非不知情，若令会合拏贼，彼绝不肯听众，但若出兵征之，则劳师苦民。且内地民人出洋为匪，尚不能官为禁止，何况外夷。尔等可与安南交涉，并于洋面严以会擒，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何国何官，一体逮拿，当即正法，毋庸解京。”
后安南内乱，皇上谕令绝不干涉其内政。安南双方俱解海盗至大清，海疆于是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