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所在的办公楼，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发生了猛烈的摇撼。办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户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飞落，“哗啦啦”响声一片。楼道里回荡着“嗡嗡”的人的声响。地震之魔在袭击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对手。
局长刘英勇被惊醒了。他家厨房的煤气炉被震翻在地。慌乱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着鞋，就往宿舍楼下奔。他住在离办公楼不远的一座四层楼上，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直奔办公室。“震中呢？震中在哪里？！”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和所有前来询问的人的第一句话一样。当时在值班室的高旭报告：北京附近几个地震台的测震仪，有的被震翻，有的记录出格。外地台的报告尚未收到。当时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地震台构成测震基本台网，每次地震的震级都是根据各台给出的震级数平均后确定的。
4时30分，兰州、南京、昆明等十个台报来测震数据，其中给出震级的仅六个台，有的定八级以上，有的定七级以下，悬殊甚大。至于震中，大都只能确定在“北京附近”。震中还是不明。询问震中和震级的电话铃此起彼落！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刘英勇焦急万分。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此时完全被震懵了。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专业人员们说：“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震中究竟在哪里？”“七·二八”凌晨，国家地震局的各个角落都回荡着这个声音。电话铃声急促不断，交换台的红绿灯眨着眼似地闪烁。长途台、市内台纷纷呼叫国家地震局。
全中国都在询问震中，全中国都在寻找震中。没办法。慌乱的办事机构，落后的通讯反馈系统。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了，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儿。仅仅相距150多公里。5点整，国家地震局做出决定，地震地质大队、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机关，兵分四路，立即开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对于任何一个有自尊心、有事业心的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一决定无疑是刺痛心灵的。
早在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器，他的“候风地动仪”能够检测出地震方向。而在1800多年之后的今天，面对仪器记录出格等意外的困难，人们却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办法去寻找震中。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张魁三和计划处长高文学带队驱车向东，朝通县、香河一带急驰而去。那一天的情景是惨痛的，高文学事后告诉笔者：那天清晨，汽车经过长安街时，透过车窗，看见街上到处是人，身穿汗衫、短裤，披着毯子，惊慌失措。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国居民挤在一起，他们都被这没有预报的灾变震慑住了。这一刻，没有任何人能向他们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更没有人能担保他们的安全。
高文学不敢看路边那些人的眼睛。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地质学院以及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时候，不是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数据都没能像今天这样使他的心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自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他看见了一个不安的世界，看到了一颗颗战栗的心。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人类担负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受过。震中究竟在哪里？通县？不像。房屋是倒塌了一些，可是并不厉害。香河？也不像。虽然已经看见了头破血流的伤员，可老乡说：“东边还厉害！”吉普车继续自西向东，沿着既定路线寻找。
军人出身的副局长张魁三骂骂咧咧。这个当年的军队老政工干部，此时正在干一个侦察排长干的事。他急，他火。可是他也不知道该骂谁。道路上出现了裂缝。三河县！三河的破坏至少达到了烈度7度。也许这里就是震中？向北京报告，电话又打不通。张魁三和高文学急得跺脚！国家地震局连个电台都没有，可他们从事的却又是人命关天的工作。终于与北京取得了联系。这一刻，他们才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值班员告之：震中不在三河，在唐山。（确定唐山是震中的消息，是电信局系统首先报告的。因为在与各地联络的过程中，惟独发现唐山地区打不通电话。几乎同时，寻找震中的地震地质大队的人，在蓟县遇到了赴京报警的李玉林一行，他们也报回了“唐山全平了”的消息。当时约6点多钟，即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当日10时许，那辆裹满尘土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唐山市区。 当悬挂在危楼上的死尸和整片废墟出现在眼前时，高文学和张魁三禁不住失声痛哭。当震中基本确定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根据不完全的各台站报告汇总，初步确定震级为7.5级。新华社在第一条消息中公布的即这一震级。事实上时隔不久，各台站都报告震测结果后，“7.8级”，这一经过核准的震级数据已产生。